我爺爺和李大釗一起犧牲在那個春天

每年的清明節前夕，我們兄弟總要帶上孩子們去西安烈士陵園，站在烈士們的墓碑前，獻上一束鮮花，深深地鞠躬默哀，以示子孫後代對祖父及其戰友們的懷念，每當此時心底總是湧出無限的哀思，淚水打濕雙眼......

■ 李應良烈士墓碑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和他的十九位戰友，被奉系反動軍閥殺害於北京西郊民巷京師警察廳看守所，他們是：李大釗、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李應良）、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

其中李應良是我的祖父。

離開烈士犧牲已經過去九十四個年頭了，作為李應良烈士的後人，我們深知自己永遠也無法超越先驅們那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家人一直以沉默的方式祭奠著自己的親人。如今，我們兄弟已相繼進入耄耋之年，有關祖父生前一些鮮為人知的活動情況，也該告知後代及世人了，否則，將愧對流血犧牲的先驅們。

祖父李應良，原名李培基、字子善、被捕時化名李銀連（有訛傳為「李銀蓮」者），1900年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宮李下壕村（今西安市未央區未央宮街辦李下壕村）一戶殷實的農民家庭，幼時在本村讀私塾，其聰敏好學，尊老慈幼的品行常受到鄰里誇讚。1916年考入陝西省立第三中學讀書，中學時期的日記中有「杜工部詩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今世活見，令人哀嘆」。「吾輩當奮力學習上進，立志強國」等記載，他中學時期讀過的書藉中寫有大量的眉批，許多文字表現出改造社會、強國富民的願望和主張。

■ 李應良烈士遺像

1919年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浪潮迅速波及全國，陝西的青年學生也積極投身其中，運動初期，李應良在校內帶頭髮表抵制日貨，力爭山東領土自主權的演說，組織同學上街散發傳單，宣傳、動員群眾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

李應良在其4月24日的演說詞中寫道：「諸君亦可知青島之將去乎？亦知山東之將亡乎？中國之將亡乎？亦知亡國後仇人之荼毒吾國民之慘狀乎？仆雖不敏，敢就管見為我同學、眾同胞略道一二。青島之于山東猶咽喉之於人，人苟箝其喉，勢必不能飲、不能食、不能呼吸空氣矣，既不能飲食,不能呼吸空氣,尚望能生活乎？必不能也。山東之於中國，亦猶青島之于山東，青島亡則山東亡，山東亡則中國隨之亦亡。此次青島問題，關係極鉅，我國民苟不誓死力爭，行將墮於無天無日黑暗不明之世界矣......」（選自《李應良日記》「四月廿四日學校開抵制日貨會余之演說詞」 ）

■ 李應良烈士演說詞原件

1922年夏，李應良從省立三中畢業，考入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創辦的西安水利道路工程專門學校。在此期間，他與思想進步的同學、好友張含輝（張松林）、張秉仁（張性初）、唐貞元（唐德源）等交往密切，並經常與在京、津、滬等地求學的陝西知名人士、學生領袖、好友雷晉笙、張鋒伯、方仲如等互通信函，交換對改造社會的看法與主張。同時，他還聯合思想進步的同學好友共同創辦陝西學生刊物，揭露當時的社會弊端，宣傳改造社會的新思想、新觀念。

雷晉笙在6月8日給李應良的回信中寫道：「啊！我今天高興極了！高興什麼呢？高興在我們黑暗的陝西，竟然有一種學生自己辦的周報出現了，這是怎樣的可喜呀！......」

■ 雷晉笙烈士生前寫給李應良烈士的回信原件

1924年春，水利道路工程專門學校歸併於西北大學，李應良遂轉入西北大學工科學習。同年暑假，西北大學舉辦暑期講習會，特邀魯迅、孫伏園等著名學者來校講學，李應良積极參加了講習會的學習，從中深受教益。尤其是魯迅先生所講的《中國小說史略》，給他以極大啟發和鼓舞，隨後他寫了許多很有文採的散文詩。

夏天，雷晉笙從上海震旦大學畢業接受黨組織派遣回到陝西，聯絡呂佑乾、崔孟博等在西安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並先後創辦了以動員爭取進步師生參加革命為目的的「西北青年社」、「西北晨鐘社」等群眾團體，李應良積极參与了這些進步團體的革命活動，同年秋，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國民黨陝西省臨時黨部成立後，他擔任西北大學區黨部常務委員，為發展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努力工作。同年經共產主義青年團陝甘特派員、地委書記、中共西安特別支部書記吳化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月，直系軍閥劉鎮華率鎮嵩軍8個師，由潼關圍攻西安。圍城期間，李應良在共青團西安地方執委會工作。4月至11月，在反圍城的鬥爭中，他與張含輝、張秉仁等同志奔走於城鄉之間，組織學生開展宣傳鼓動和軍需救濟工作，向群眾揭露軍閥劉鎮華為害陝西的罪行，動員群眾投入驅逐劉鎮華、保衛西安城的鬥爭，並在藍田等地組織農民協會，號召、動員群眾積極為守城軍民籌劃軍餉、糧食。西安圍城解困後，李應良積極投身農民運動，奔走於西安城內及近郊地區，發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村運動，向農民宣傳反帝反封建、反對軍閥的革命思想。

當時，以中共黨員為首的一批革命者在省立一中舉辦暑期學校，他在雷晉笙、魏野疇、劉含初、吳化之等領導下，與張含輝、張秉仁等共產黨員在學校中從事革命宣傳活動，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共青團組織。

1927年1月，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成立，劉含初、李子洲等人根據中共陝甘區委的指示，利用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西北臨時政治委員會的名義，在改組西北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學院，大批共產黨員參與了學校的組織建設，由劉含初任院長，李子洲擔任副院長兼總務長，李應良任校事務委員會委員。在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他們一起確定了以「培養指導農民運動，辦理黨務及培養軍隊中的政治人才」為教學宗旨。中山學院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幹人才。

1927年1月，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正式成立，李子州、劉含初、趙葆華、魏野疇等人被選為常務委員，李應良、張含輝、張秉仁等人被選為執委會委員，多位共產黨人團結協作，共同主持黨務工作。

1927年2月，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在西安成立，3月初隨即召開了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李子洲當選執委會委員，分管組織工作，李應良即在李子州的領導下從事黨團的組織工作，在他和戰友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兩省多個縣市成立了黨團組織，農民運動蓬勃開展。

1927年3月下旬，受黨組織委派，李應良赴京向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作「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情況彙報。4月6日，奉系軍閥政府「安國軍總部」在徵得外國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納的同意及歐美各國使團的默許下，由「京師警察廳」出動三百多名憲兵、警察、特務，包圍襲擊了蘇聯大使館和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等機構，並進行了大逮捕，李應良在大使館內與李大釗、范鴻劼等幾十位同志一同被捕。為了保護黨的機密和戰友的生命，李應良化名「李銀連」，在22天牢獄監禁中受到了多次嚴刑拷問，他以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氣概面對酷刑，堅持鬥爭直至最後。

1927年4月28日，李應良和李大釗等革命志士被奉系反動軍閥絞殺，時年27歲。

祖父李應良犧牲時因為未暴露其共產黨員身份，故當時京師警察廳及各大報刊均以其化名」李銀連「報道，因被捕時僅有的幾位知其真實身份的同志（李大釗、范鴻劼等）均一同遇難，且家人遠在西安無法得知噩耗，故其遺體一直未有人認領，後來隨其他幾位無人認領的死難烈士一同被葬於京郊某義冢，連塊墓碑都沒有留下。1927年至1949年，經過二十餘年的戰亂，墳地早已破爛不堪。上世紀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父母親曾分别致信北京市民政局與公安局請求查找祖父遺骸，但因上述原因且又過去幾十年，雖經相關部門一再努力尋找，也只確認祖父與其他四位無人認領的烈士遺體均被葬在老北京」啞巴園義地（冢）」，仍未查到進一步線索。如今，那些地方早已是高樓林立，一片繁華景象了。

「四、二八」烈士遇難當天及第二天，各地報刊均有較詳細的報道：

「至六時十分，警廳並備棺木二十具運至看守所內入殮，有眷屬者可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即送永定門外掩埋。或謂夜分八時俱抬送長春（椿）寺......「。（《民國日報》1927年4月28日）

」李大釗、張挹蘭等二十人被絞斃後即由警廳備辦棺槨送往下斜街西路長椿寺內暫停「。「昨日下午四時，記者又赴下斜街長椿寺調查，照料巡警仍不準入內參觀，據稱除尤（姚）彥遺骸已於前日領出外，昨日陸續抬走者有張挹蘭、范鴻劼、方百（伯）務、謝伯俞等六具......」，」此外各棺木具經領出昨晚僅存莫同榮等三具」（《北京日報》1927年4月29日）

■ 西安市民政局給李應良之子李受孫關於尋找烈士遺骸的複信

祖父犧牲二十餘年間，家裡始終無人知曉其下落。據祖母回憶，祖父犧牲後頭幾年，家人也曾通過某些關係打聽過他的下落，但均無任何消息，後來就以為祖父莫名其妙失蹤了。曾祖母（李應良烈士寡母）因思兒心切，經常以淚洗面，後來竟哭瞎了雙眼（兒時曾與曾祖母共同生活幾年，那時老人家已失明多年了）。

祖父犧牲時，姑姑只有六歲，父親（遺腹子）尚未出生，25歲的祖母帶著一雙子女及年邁的婆婆靠著親友們的接濟苦熬到西安解放。

1949年5月，歷經劫難的古城西安回到了人民手中。時隔不久，西安市委、市政府領導一行十多人來到家中。市委書記方仲如、副市長張峰伯見到祖母第一句話就是：「嫂子，我們來的太晚了，讓你受苦了」。1952年1月，西安市人民政府向祖母頒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

上世紀五十年代，省、市有關部門數次派人到家裡收集、整理祖父生前用過的物品、讀過的書籍，還有祖父的日記和大量的信件，後來這些物品作為革命歷史文物分別存放於省、市相關紀念館，後來聽說一九七七年延安發洪水致王家坪革命紀念館被淹，部分文物丟失或受損，祖父部分遺物恐也在其中（二弟李蘊冰在延安工作期間曾去王家坪紀念館打聽詢問，得到的答覆也是涉及李應良的部分文物已無法找回或復原）。

八十年代初，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決定籌建」陝西革命英烈紀念館「，相關部門又數次派人來家裡與母親商榷，再次徵集家中尚存的祖父遺物，母親認為祖父為革命事業獻身，其一切都是黨的，並非我們私有財產，所以盡家中所有而提供。時至今日，除了幾張照片和幾封殘存的信件，家裡再也找不到祖父的遺物了。

■ 李應良烈士手跡（上聯：讀書讀畫讀碑帖 下聯：惜時惜衣惜寸陰）

兒時，常聽祖母講祖父生前的事情。據祖母回憶，在反動軍閥劉鎮華圍困西安城那段日子，祖父經常不在家裡住，即使回來也是很晚才進門，而且時常是兩腳泥巴或一身土灰，褲腿上也是沾滿了泥巴。有一天半夜，祖父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祖母打來熱水幫他洗腳，他抬腳將水盆踢翻，祖母問他：「你發什麼脾氣」！祖父回答：「我不是沖你發脾氣」，祖母問：「那你怎麼發那麼大火」，祖父答：「看著城裡每天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裡上火」。

根據祖母的回憶，祖父從事革命活動的區域範圍除了西安城區外，還包括西安周邊的興平、咸陽、淳化、渭南、三原、富平、耀縣、銅川等地，且多次赴北京、天津辦事。據曾和祖父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陳雨皋、唐德源兩位革命老前輩生前回憶，「有一次我們和你爺爺去北京，路上為了躲避軍警的檢查，三人乘坐馬車輾轉多日才到京郊。一到北京，他就將我們安頓在旅館住下，自己馬上去向上級彙報工作。因為是單線聯繫，所以他去哪裡，去見誰，從來也不告訴我們。」

祖母到了晚年經常回憶祖父離家時的情形，據祖母講，1927年3月的一天（李應良烈士赴京面見李大釗同志之前），祖父突然對家人說河南有一所中學要聘請他去擔任教員，所付薪水頗高，可以養家無憂，並向家裡索要路費盤纏。那時因西安圍城剛剛解困不久，百姓大多窮困不堪，家中一時無法湊齊路費，遂向舅家親戚借來四十塊大洋，祖父帶著借來的大洋及幾件隨身衣物離開家，從此杳無音信（關於網路上有文章說1928年春天有地下黨人悄悄地將祖父遺物捎給祖母，祖母方知祖父已為革命捐軀一事，記憶中從未聽祖母提及，此事恐為杜撰）。

另據原李下壕村老拳師李生春先生（李應良之族人）生前回憶，祖父李應良生前也常與他一起習武，並常言「興邦則需強體」。1926年11月西安圍城解圍後，祖父接受黨組織任務投身農民運動，經常到城郊農村組織農民集會宣傳革命思想，還組織青年農民自衛軍操練。李生春回憶說：那時你爺爺經常到北鄉組織年輕人搞軍事操練，我們穿著白衣黑褲扛著長矛大刀操練隊形，你爺爺站在高檯子上喊口令，大家都很羨慕」。「你爺爺高個子很精神，站在土檯子中間講話，嗓門大、聲音洪亮很能鼓動人，台下擠滿了四鄰八村的鄉黨，時常傳來呼應叫好聲，我那時年輕，握著長矛站在台邊守衛，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就是他的保鏢」。

關於祖父與李大釗同志之黨內關係，很少有研究或報道，一般均認為祖父於1927年3月受黨組織派遣赴京給李大釗送密信而一同被捕。」3月初，受命赴北京送密信給中共北方區執委會書記李大釗」（最早見於張軍孝、陳潔生所撰《李應良烈士傳略》，此說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沿用至今並見諸於各報刊及網路。)

若以相關報道並時間、事件做邏輯推論，祖父1927年3月赴京應是向中共北方區委總負責人李大釗彙報中共陝甘區執委會第一次會議情況更為準確。

在陝西地區革命趨於大發展的形勢下，為加強對陝甘地區黨組織和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共北方區委於1926年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對於陝西問題的意見》，建議：派耿炳光為黨的工作臨時特派員，指揮全陝黨的工作；在最短時間內成立陝西境內黨的區委組織；陝西黨的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與指導。為此，中共北方區委派耿炳光前往上海請示中共中央。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任命耿炳光為書記，負責領導陝西、甘肅兩省黨的工作。同時，共青團中央任命曹趾仁（團滬區閘北部委書記）為共青團陝甘區委書記。耿炳光、曹趾仁來到西安後，與陝西黨團聯席會議負責人黃平萬、吳化之及李子洲等取得聯繫，於2月25日在西安桃胡巷召開第一次區委會議，耿炳光、曹趾仁、黃平萬、吳化之、李子洲、趙葆華等參加。會議決定召開中共陝甘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陝甘區委。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陝甘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西安中山學院舉行......（《中國共產黨陝西歷史》第一卷）

「1927年2月25日，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在西安桃胡巷召開第一次區委會議，耿炳光、曹趾仁、黃平萬、吳化之、李子洲、趙葆華等參加。會議決定在不久後召開中共陝甘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陝甘區委。」（陝西日報《黨史上的今天》2021年2月25日第二版）

又據1927年4月27日軍閥政府《警察公報》載：

要件

京師警察廳呈文 （司法）

呈報內務部破獲黨人機關一案已提送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偵訊由呈為呈報事，竊職廳破獲黨人機關一案，業將辦理及偵訊情形呈報在案。查此次逮案之李大釗，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政治委員。張伯華系受外人僱用偵探軍情。鄧文輝、譚祖堯、謝伯俞、莫同榮、姚彥、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李銀連、陶永立、謝光沛、舒啟昌、英華、閻振山、李昆、呂玉如、張之旺、李雲貴、韓子明、路友於、張挹蘭、方伯務、孟祥、吳平地、郭林一、鄭培明、趙玉發、張全印等，或系北京特別市黨部部長，或參與黨務會議，或系黨人代表籌商軍餉，或充黨部工會會長，區黨部書記、幹事，暨以排演新戲為訓練工作者......。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警察公報》，1927年4月30日，第二版）

祖父以「李銀連」之化名被捕受刑直至犧牲，說明奉系軍閥政府（京師警察廳）直至行刑前仍只認定其為國民黨左派幹部（共產黨員身份只是懷疑）。據多位老前輩生前回憶，祖父的真實身份是李大釗與西北地下黨之間的秘密聯絡員（也有說為李大釗之「密使」），從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李大釗供詞》中所見李大釗同志極力隱瞞「李銀連」（李應良）共產黨人身份一段文字來看 這一說法是可以肯定的。

問：這陝西人李銀連是否你的同黨?

答：他在范鴻吉力（劼）等屋內住，是在陝西某中學充當教員，此次來京系代表于右任。因於右任軍中連鞋襪都沒有穿，他來京，于右任令他亦〔與〕我商量請國民政府接濟款項事。（《李大釗供詞之二》原載《北京檔案史料》1989年03月）來源：人民網）

以上史料可以說明三個事實：

1. 李應良與李大釗非一般聯絡關係，其「密使」身份基本可以確認。（「他來京，于右任令他亦〔與〕我商量請國民政府接濟款項事。」）
2. 李大釗為了保護自己的黨內同志，在被審訊過程中將「那個陝西人李銀連」指認為西北軍于右任的代表，意在掩護李銀連的共產黨人身份，再一次用事實證明了李大釗作為黨的領導人，面對敵人的嚴刑審訊從容不迫、機智應對的大無畏精神。
3. 祖父李應良直至臨刑時也未暴露其共產黨員身份，此舉充分證明了祖父作為黨的密使，為了保護黨組織及其戰友而堅守黨的機密，面對嚴刑拷問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氣概。

近年來，網路上許多報道將李應良烈士化名稱作「李銀蓮」，此實為誤傳，也極不嚴肅。慘案發生第二天，當時的報刊就有更正，當時《申報》4月29日報道說：「黨案今日下午二時判決死刑二十人，李大釗……又女張挹蘭、李銀蓮，均在地方看守所絞斃。」但李銀蓮實應是李銀連，並不是女性。據當時區警察局給司法處的報告說：「二十八日前夜八時余……押送李大釗等靈柩計男十九具女一具至屬界下斜街長椿寺廟內停放」（京師警察廳檔案）。4月29日《晨報》和5月6日《申報》也明確記述著：「絞決之黨人二十名（中有女子一名）」；「屍身一具即張挹蘭也。」因此說李銀連也是女子純系誤傳。（《黨史通訊》1985年第10期）

「四.二八」烈士在獄中是否遭受過刑訊（或酷刑），當時的報界也曾有過不同的報道，奉系警察廳也曾予以否認。

警廳偵查黨案並未用刑

該廳某當局負責聲明：

復旦社雲，昨據警廳某要人透出消息，外傳警廳此次偵查黨案，曾用刑具，李大釗之指甲亦不存在等語，實屬誤傳。查廳中自破獲此案後，對於在押諸人，格外優待，絕無威嚇逼供之事。本廳審訊盜犯，向不用刑，何況黨人乎？李大釗自到廳後，精神甚安適。廳中遇有秘密文件，不悉內幕時，向彼詢問，彼多盡情說明，用刑二字，實安不上。現在此案證據始末，業將告一結束。惟因其餘各人，不肯說出真姓名，以致耽誤時間。究竟何日可交法庭，此時不敢斷定。至高等檢察廳之偵察證據，系該廳應有之職責，與本廳無關云云。」（《警察公報》，1927年4月30日，第二版）

當代史學界也有不同研究結論。

「沒有什麼確鑿的材料證明，李大釗在看守所或審判中受到了「嚴刑拷打」，也沒有什麼材料確證奉系軍閥採取後來國共對立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待被捕的共產黨領導人那樣的作法：讓李大釗寫一份脫離共產黨或國民黨的聲明或「自白書」之類，作為恢復其自由的條件。但有一點，張作霖與後來的蔣介石是相同的，就是對於李大釗這樣的人物是殺還是放，取決於他在當時的形勢下想要造成什麼樣的社會影響。」（朱志敏：《李大釗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 - 497頁）

我們根據搜集到的相關記載及李應良等烈士被捕前、後照片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幾十位烈士犧牲前都受到了嚴酷的或不同程度的刑訊。

「聞諸黨人未死前，除受過無數次的苦刑外，中間也都受過相當的審問。軍閥加他們「圖謀推翻政府，危害中國」的大罪名，他們似乎始終都沒有供認。就是共產大師李大釗，也只承認他是國民黨左派個人研究社會主義。然而聰明又愚笨的北京政府是不管那些的，還是一個一個將他們送上了斷頭台，流了血，祭了反抗北伐的五色旗。」（《在俄大使館之李大釗》原刊《現代史料》第四冊，海天出版社，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初版。）

「亞歷山大·伊利英尼奇娜·坎托羅維奇是襲擊使館的目擊者，她看到了奉軍帶走李大釗和其他中共黨員的情形。我到莫斯科後才聽到她如下的敘述：「丈夫上班去了，我帶著嬰兒在家。中國侍役跑進來，喊道：『太太，張作霖的兵來了！』我衝出屋去。看到李大釗被帶過來，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五個中國同志。他們反綁著雙手，被打得遍體鱗傷，特別是李大釗，已很難認出。我熟悉他，我們常在大使館花園相遇，我帶著小兒子散步，他見面總是要撫愛一番。李大釗十分愛孩子。」

」暴徒們甚至在大街上當著外國使館人員的面用槍托毆打所有被捕的俄國人和中國人。這些外國人根本不想干預，恰恰相反，卻喜形於色。」」襲擊大使館最沉痛的後果，就是以李大釗為首的二十位中國同志的犧牲。（[蘇]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關於李大釗烈士生前的形象，有人這樣描述，「他的尊容是這般樣的：一個豐富而漂亮的臉龐，常呈紅雲似的微笑，兩撇仁丹式的鬍子，襯出他的英武和莊嚴，一口流利的京腔，說話從容而有勁，態度溫存而敦厚，望之可親又可敬。他不似陳獨秀那樣怪氣，也不同譚平山那般平凡。他是北人南相，具著汪精衛之才之美，兼有廖仲愷不屈不撓的精神。為人尤熱情，勇敢，有氣節，有操守，不同時下一般布爾塞維克者。燕趙自古本多悲歌慷慨之士，撇開其懷抱不取，李大釗迨其人也。」（《在俄大使館之李大釗》原刊《現代史料》第四冊，海天出版社，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初版。）

■ 李大釗烈士生前照片 | 李大釗烈士臨刑前照片

看看先生生前的照片，再比比先生臨刑前所拍的最後一張照片，李大釗是否受刑可一目了然。

祖父李應良生前也是英氣勃勃，光彩照人的，但臨刑前的照片與被捕前判若兩人，面部似有傷痕未愈，這難道還不是確鑿的證明材料嗎？

■ 李應良烈士生前照片（左起：唐德源、康少甲、李應良）

■ 李應良烈士臨刑前照片

根據當時各大報刊的報道，京師警察廳在對二十位革命志士實施殘酷的絞刑前給每個人都拍了照片並在當天隨其所謂「處決布告」一同刊發。從當時公布及轉載的照片看，實事求是地說，烈士們生前最後一張照片並非像一些人說的那樣「神態安詳」，而是充滿了被折磨、被虐待後的痛苦表情的，有的甚至出現了明顯的面部扭曲，這並非因他們對死亡的恐懼，而是被嚴酷的刑訊折磨後尚未傷愈的自然表現。

這是當時各大報紙根據京師警察廳的布告刊登的十九位遇難烈士臨刑前的照片，仔細辨認不難發現每個人面部所遺留的刑訊痕迹。

他們是：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李應良）、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

■ 第一排左起第五位為李應良烈士

「據某看守雲，行刑系按照判決次第......，每七分鐘可畢一人。二十人中，以方伯務年最幼，上刑之時頗為凄慘雲。故至下午四時始竣事，由警廳一一拍照，定今日公布各人罪狀時將像片貼上。」（《北京日報》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文字記載可能失誤或訛傳，但烈士們遇難時京師警察廳的布告及各大報刊所轉載刊登的照片是無法更改的，反動軍閥對革命志士動用嚴刑審訊這一罪行在鐵的事實面前是無法掩蓋的。

5月1日，漢口三十萬人參加遊行示威。在廣闊的跑馬場上，中國共產黨代表李立三、鄧演達、鮑羅廷、湯姆·曼以及前來該市參加太平洋勞動大會的國際工會運動代表發表了演說。他們都義憤填膺地談到這次非人酷刑，號召為李大釗及其同志為之捐軀的事業而鬥爭。

同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被絞殺的英雄》的社論，說：「我們今天慶祝五一節，但今天不僅是我們歡慶勝利之日，而且也是我們誌哀和號召復仇之日。今天，我們的朋友和同志、學者、戰士和共產黨人李大釗的身影，以及與他同時被絞死的其他十九位同志的身影歷歷如在目前。這不是北京的傀儡們，而是他們的主子乾的。」

家中現存祖父生前的幾張照片因年代久遠，大多模糊不清，但還是可以從中一窺先輩英姿的。合照中的先輩們，有的看到了新中國的成立並繼續為之奮鬥至生命終點，有的早已失聯且已無法查詢，但他們志存高遠的報國情懷會一直激勵著後人奮發前行的。

■ 李應良烈士

■ 左起：費亮軒、劉伯俊、李應良、段相如、李清和、陳雨皋

■ 左起：盧贊伯、李應良、張峰伯

祖父生前曾與張峰伯、盧贊伯二人結為異姓兄弟，祖父最年長排行為大，張峰伯排行為二，盧贊伯最小排行為三。

1936年張鋒伯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先後在馮玉祥任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和第六戰區擔任軍法處處長、戰地黨政指導委員會上校指導員、第四集團軍參議等，多次赴抗日前線，同時利用關係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冬任長安、周至、戶縣3縣督導員，1938年春起先後任臨潼縣縣長、長安縣臨時參議會議長等職，從事中共的秘密工作，積極發動群眾，建立各種抗日團體，支援抗日前線，先後動員組織兩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同時還發動群眾打擊惡霸和反動武裝勢力。因此被撤職、逮捕，後經友人保釋出獄。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峰伯根據中共組織指示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任民盟西安市首屆委員會主任委員。1948年1月張赴延安，12月赴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1949年3月回陝西工作。

西安解放後曾歷任西安市副市長兼市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市文教委員會主任、市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市體委主任，為中共西安市委委員、市政協副主席，民盟西安市主任委員，第三、四屆民盟中央委員，省人大代表。1985年1月病逝於西安。

據祖母回憶，西安圍城前，張峰伯、盧贊伯經常到家裡來，「三個人關在屋子裡悄聲說話很久，太晚了就留在家裡過夜」。有一天，祖母突然覺得很久不見盧贊伯來家裡，就問祖父「怎麼許久未見盧三弟？」祖父回答：「贊伯被人無端推下懸崖摔亡」。

關於謎一樣死亡的盧贊伯前輩，只聽祖母講過：「盧贊伯是渭北（今陝西渭南市一帶）人，彬彬有禮還寫一筆好字，走路帶著一股風，好端端的怎麼就被人推下懸崖摔死了呢？我看八成也是個共產黨，怕是被人給害了！」。關於盧贊伯前輩的其他情況今已無法查詢，但願他還有後人在世並且生活幸福。

今年七月一日，將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紀念日。一百年來，無數的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心中的偉大理想， 將自己的一腔熱血灑在了共和國的土地上，今天的人們將會永遠銘記他們的豐功偉績，沿著他們開創的道路不斷前行。

李應良烈士的人生，雖然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但他卻在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散發出了的耀眼的光輝，為後人留下了不滅的記憶。

「四、二八」烈士被捕的那天（1927年4月6日），正好也是清明節，在這九十四年後的清明節前夕，我們緬懷祖父李應良烈士，也緬懷和他一同遇難的李大釗等十九位革命志士，願烈士們的英靈永遠安息。

背景補充

雷晉笙(1898～1931) 又名鳳儀、鳳翼，化名李克平。陝西長安三橋（今屬西安市未央區） 雷家門村人。1919年考取上海震旦大學法政科公費生，1924年畢業後受黨組織派遣回到西安，是早期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到陝西，為陝西的黨、團建設作過重要貢獻的革命活動家之一。大革命失敗後繼續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927年至1929年曾先後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兩次被捕，堅貞不屈，1931年4月5日，於濟南緯八路慷慨就義，時年33歲。

張鋒伯（1900～1985） 原名連穎，字穎初，曾用名李然。陝西長安人。幼讀私塾，後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學，相繼在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就讀，繼入北京大學政治系。早期在李應良與其他共產黨人影響下積极參加革命活動，抗戰期間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工作。

作者 | 李蘊達、李蘊冰（李應良烈士長孫、次孫）

圖文編輯、文字統籌 | 李昕（李應良烈士長重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