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悲情塵世，溫情人心

任何時候，解讀侯孝賢的作品，都是一種冒險。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太過複雜艱深，恰恰相反，侯孝賢的作品有一種平鋪直敘的利落，你看完，就都懂了，彷彿有很多話要說，但想說的時候，卻發現已經被導演說完了

《悲情城市》也是這樣典型的侯孝賢作品——

我以為，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可以和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照起來看，《悲情城市》講述的是日軍投降國軍接管台灣後與原居民的衝突，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緊跟其後，展示了國軍正式遷台後新參者的生存狀態。兩部作品既可互補，又可作為彼此的鏡像，共同展示了波濤洶湧的歷史中個體的命運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腦圖，來梳理《悲情城市》的人物關係：

電影一開始，廣播里播放的是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1945年，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拉開故事的大背景

此時在基隆林家，一個嬰兒呱呱墜地，這是林家長孫林光明

林家大家長林阿祿有四個兒子，大兒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務，有一妻一妾，得一女一子；次子林文龍，原是當地執業醫師，戰時受召到呂宋島當軍醫，至今未歸，生死未卜；三子林文良，戰時在上海給日軍做過翻譯，戰後被國軍以漢奸罪逮捕，返台後精神受創接受治療；四子林文清，自幼失聰，經營一家照相館

原本應該多子多福的林阿祿，四個兒子中卻有三個是「非正常」的，這已經足夠悲劇了，但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會發現，這只是悲劇的開端

文良病癒出院之後，捲入「盜印日鈔」和「走私毒品」的非法活動，被陷害入獄，出獄後徹底瘋了；文雄之後也被陷害文良的黑幫槍殺；此時，二二八事件發生，文清因與進步人士過從甚密，被秘密逮捕，生死不明

偌大的林家，四個男人，到末了一個都沒剩下

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傷及無辜，是常有的事

我們看《悲情城市》，一定要去了解那個時代

戰爭時期，台灣社會作為被殖民的一方，一邊被殖民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一邊遭受著經濟上的巨大壓迫。1945年，戰爭結束，國軍接管了日本，這些原居民看到了轉機，他們以為苦難將成為歷史，但豈料陳儀成為台灣行政長官之後，對台灣的治理堪稱兒戲

一方面，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國軍和台灣居民之間時有衝突發生，但國軍手裡是握著槍杆子的，一系列衝突中，吃虧的只能是原居民，而當局者對此幾乎是縱容的態度。另一方面，為了應對大陸的國共內戰，國民黨將台灣視為供給倉儲，將大量的民生物資運往大陸，同時印發鈔票以應對龐大的財政支出。這造成了台灣社會物資的極度短缺，加上印鈔導致的通貨膨脹，台灣物價一日三漲，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悲情城市》中，他們戲言自己：

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這種情況下，私售、走私等時有發生，所以我們看電影中有不少普通人從事這些非法活動，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作為國軍，自然不想失去這些有限的資源，他們夜以繼日地進行搜捕，寧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終於，導致了二二八悲劇的發生——

1947年2月27日，台灣專賣局在一次緝查私煙的行動中，打傷煙販林江邁，誤殺市民陳文溪。這引起台灣原居民的強烈不滿，隔日便上街遊行。陳儀錶面妥協，實際上卻以叛亂上報國民政府，3月5日蔣介石派兵增援台灣，開始了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不少地方進行清鄉，冤假錯案頻出，死傷者眾

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台灣就進入長期戒嚴，白色恐怖隨之而來，這一段歷史，自此諱莫如深

《悲情城市》講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悲情，它其實是通過個體，描摹了一個悲情的時代

電影中的每一個角色的悲劇，放在弔詭的時代中，都充滿了必然性

文龍因為戰爭，直接蒸發掉了；文雄和文良，則因為非法活動屢次遭難，非法自然是不對的，但法，就沒問題嗎？文清更慘，本本份份的守著自己的照相館，因為和吳寬榮這些進步人士交往，就莫名其妙被帶走了——他們甚至連一個聾啞人都不放過

山河破碎，身世浮沉。山雨欲來，躲無可躲

而身處在這個時代中的人，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時代的呢？

國軍入駐之後，小上海內的人在討論新國旗應該怎樣掛：日本國旗是中心對稱的，怎麼掛都對，但這國民政府的旗，要怎麼掛才對呢？

這說明，普通人對時代其實並沒有做提前的預判與準備，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一日三餐，只想好好活著。日軍在的時候，他們說日語掛日旗，國軍來了，他們便開始學習漢語，高掛青天白日旗，時代如何變，就隨著時代好了，吃飽穿暖活著就成

這在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我相信此刻的我們，關心下一頓吃什麼比關心俄烏局勢肯定多一點

普通人的要求並不高，但在某些時候，這些基本的要求依然是奢望，這種變成奢望的生存的基本要求，令《悲情城市》的悲情多了一份絕望

但侯孝賢還是溫柔的，他通過很多支線劇情，沖淡了這種絕望

比如文清和寬美的愛情，你來我往，紙短情長。通過紙筆的交流消除了無聲無言的屏障，組成了一個小家庭。他們的婚禮，恰恰就在文雄的葬禮之後，讓喜樂承接哀樂，觀眾不會那麼悲傷

而在電影結尾，林家的男人只剩下瘋了的文良，但他們後代，都活蹦亂跳地繞著飯桌跑

這些溫情的場景，不僅在沖淡作品本身的悲劇，也言說著作品之外、之後的希望——離去的固然已離去，但新生的也未曾停止生長

這是導演的溫情，也是人這個物種共有的溫情與光輝：客觀的環境時時在變，但堅韌、期冀與愛，一直根植在人類的基因中。且越悲情，越熱烈

《悲情城市》的鏡頭也充滿獨特的侯孝賢風格

他運用了大量的固定機位拍攝以及空鏡畫面，這樣做會很考驗觀眾的忍耐程度，157分鐘，很可能忍不下去。但當你忍過去看下去則會發現這種風格的好處，它使得整部作品克制謹慎、一絲不苟，如同瑣碎的現實一樣，對照背景，故事就顯得飽滿真實

同時，《悲情城市》在訴說悲情的過程中，關於悲情細節的鏡頭卻很少。文龍、文清的下場成了謎，二二八慘烈的場面也沒有出現，文良怎麼被迫害的也沒有講述，寬榮的死訊也只是一份家書……觀眾幾乎沒有任何直面悲情的機會，這種隱藏悲情時刻的風格，不僅在《悲情城市》中，在侯孝賢的其他作品中也司空見慣

對此，侯孝賢是這樣解釋的：

在整個變動的大時代里，生離死別變得那麼天經地義不可選擇，像河水涓涓而流

這句話其實很好理解，當鏡頭對準生離死別的時候，它就成了充滿戲劇性的特殊時刻，但在歷史大變動的過程中，生離死別是一件最正常不過的事情。當人們不去關注生離死別，才能體現出這個場景的普通，也更能感受到這種悲情的深廣。於無聲處聽驚雷

台詞是《悲情城市》的另一個亮點

和《牯嶺街》一樣，《悲情城市》也充滿了天南地北的腔調，這是書寫台灣這一時期歷史避不開的東西。很多方言都沒有配字幕，你聽著亂鬨哄的，正是這種台詞的亂，映照了故事之外現實的混亂

而主要角色的台詞，則非常清楚，尤其是寬美大量的畫外音，充滿詩韻，第一次和文清相見的時候，她是這樣描述的：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雲，帶著父親寫的介紹信，上山來金瓜石的礦工醫院做事。哥哥教書沒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來接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簡潔、精準，交代了事件，勾勒了環境，也展示了心中美好的嚮往，而通過這種嚮往，又完成了對寬美這個角色的塑造

我覺得《悲情城市》的台詞非常值得反覆研究和借鑒——很多話可以不說，但說出來的話，就一定要有用

寫了這麼多，也差不多該結束了，總結一下

如前文所言，《悲情城市》和其他的侯孝賢作品一脈相承，用簡單的方式講述簡單的故事，一個家庭，一段歷史，一座悲情城市

這種簡單，不僅帶來了解讀上的無話可說，也導致了它不夠「好看」。客觀地說，《悲情城市》真的不好看，時間長，台詞少，固定機位，空鏡多，聲音嘈雜，很容易讓人在觀影中失去耐心。但不好看和不好是兩回事情，正如看爽文永遠比讀嚴肅小說更具快感，但嚴肅小說大概率是比爽文更好的作品，《悲情城市》和嚴肅小說一樣，屬於不好看的好作品

舉重若輕，通過家族的浮沉變故勾勒時代的風起雲湧，荒唐的時局中，有人成了殉道者，而更多的人，成了陪葬者。殘忍、荒謬，又很真實

同時必須強調的是，大家不要誤解《悲情城市》，它並不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悲劇，而尚能夠於瀰漫的黑暗中窺見一絲光亮

從呱呱墜地開始，於繞桌奔走結束，新生的希望，正從悲情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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