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第一段是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評價的《資治通鑒》，第二段是近代大名鼎鼎的梁啟超評價的。不約而同地指出，《資治通鑒》是一部偉大的著作，曠古絕今。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這是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目的，書名的意思亦是「鑒於往事，資於治道」，由宋神宗親自賜名，賦予了不一樣的神聖色彩。這本書將唐太宗李世民所說的「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的道理，用歷史現實擺在我們眼前，讓我們自行去感悟，從一個又一個的小故事來探尋人生真理和歷史規律。
因此，《資治通鑒》又可以被稱為中國版的黑暗寓言書。下面我們通過一個很值得職場年輕人了解的小故事來，講述《資治通鑒》的「寓言」。
《資治通鑒》 周紀一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魏文侯對李克說：「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現在我為魏國選相國，不選魏成就選翟璜，這兩者怎麼樣呢？」李克回答道：「下屬不參與尊長的事，外人不過問親戚的事。臣在朝外任職，不敢回答您的問題。」
魏文侯再說：「先生不要這樣臨事推讓。」李克再回復道：「國君沒有仔細觀察啊。看人，該平時看他親近的，富貴時看他交往的，顯赫時看他所推薦的，窮困時他不能做的，品鑒時他不取的。單這五條，足以判斷一個人如何，何必要我為您指明事情呢。」魏文侯說：「先生回去吧，我的國相已經選定了。
這段對話發生在戰國初期，魏國開國君主魏文侯與外臣李克（即李悝）。當時三家剛剛分晉，魏國剛建立，法統性不夠，國家經不起什麼波折和動蕩。所以魏文侯對選拔國相輔佐自己處理朝政一事看得相當重，關係著權力的穩定，相當重要。魏文侯難決斷，便找到李克問其意見。
這件事相當微妙，因為魏文侯給出了兩個選擇讓李克幫忙選擇。無論李克選任何一方，他都將陷入難翻身的境地。魏文侯選擇李克選擇的，那麼李克對新任國相是有舉薦和提拔之恩，新國相勢必與李克親近，兩大重臣變相地聯合在一塊，威脅到魏文侯與其子孫的統治地位。因此魏文侯會想辦法處理掉李克，應該會將其調離中樞。
若是魏文侯選擇李克不推薦的那人為國相，新任國相知道此事後，十有八九與其有間隙，埋下矛盾的根源，李克的日子將不好過。所以年輕人遇到老闆問「該提拔重用誰的問題時」，別那麼興奮，覺得自己能夠決定公司的人事安排了，首先不要急著回答，先揣摩揣摩老闆的意思，再分析分析利弊，最後決定開口說些什麼，這就需要才思敏捷了。
魏文侯提出問題的時候的確想李克提出看法為自己決斷，沒想那麼多，可解決完這個問題之後會出現另外的問題，與李克息息相關的問題。李克迅速反應過來之後，先是以「卑不謀尊，疏不謀戚」的理由推脫，說自己的外臣身份不方便回答，遂拒絕回答這個問題，想避開這個坑。可魏文侯不讓，非要李克說出個所以然，李克再不說就是不給面子，要得罪魏文侯了。
到這份上，李克開口了，給出自己認為最佳篩選魏國國相的標準，讓魏文侯自己去判斷選擇。魏文侯挺滿意的，沒有再追問出個具體人選。這又涉及到一個問題，身為管理者，手中最大的權力就是任免權，若是下屬能夠影響決定這些事，將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即使當時管理者沒什麼激烈反應，但事後會記住，好像埋在地面的地雷，不知何時會踩到爆炸。另外，君主是最擅長秋後算賬的，終成隱患。
李克的應對堪稱完美，只提出了建議，但結論要魏文侯自己去總結得出。如此，既不得罪魏文侯，也不得罪未來國相。生活中也是如此，大到社會職場，小到學校家庭。例如在學校，老師問你該提拔誰做班委，最好不要直接說誰好，應該說班委應該具備怎樣的特質，才能管理好班級，老師自然會做出判斷，還會承未來班委的情分，沒當上的也怨恨不了你。
未來步入社會職場亦是如此，不管是當面還是背面，都盡量去評價任何一個人。有時候老闆問你該重用提拔誰，並不是找你決斷，而是請你給個合適讓自己滿意的建議罷了，不要以為自己行了，開始滿嘴跑火車了，很容易得罪上上下下的人的。應該學習李克，慎重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