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次向章士釗等人借錢，三位債主是如何回應他的？

1935年冬天，陝北的寒風颳得人睜不開眼。毛澤東站在窯洞外，摸著身上那件早已被磨得發白的棉衣，對身邊的同志說了一句：「不能再拖了，得想辦法弄點錢，讓戰士們過個冬。」這一年，他已經四十二歲，卻還在為幾千人的吃飯穿衣發愁。讓人有些意外的是，他想到的「辦法」之一，就是去向戰友「借錢」。

說到毛澤東，人們往往想到的是戰略、戰役，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很少有人會把他和「借錢」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但在漫長的革命歲月里，他確實有過幾次極為關鍵的借款經歷。有的是為青年留學籌款，有的是為紅軍生死存亡，有的，是在生死一線時拿錢賄賂看守。

錢在他眼裡並不「體面」，卻又繞不過去。幾次「開口」，既讓人看到那個時代的窘迫，也能看出幾位「債主」的胸襟與格局。

有意思的是，這三位「債主」，一個是早年就出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章士釗，一個是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一個是在戰火中打出聲望的紅軍悍將徐海東。三人身份各不相同，政治立場也不完全一樣，面對毛澤東的「借錢」，態度卻各有意味。

一、「兩萬銀元」的人情債：從北大書庫到中南海書桌

1918年，長沙秋雨初歇，剛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的毛澤東，帶著一隻小箱子和幾本書，離開家鄉北上求學。他胸中有理想，卻沒多少錢。那時他才二十五歲，連以後能不能在北京立足都不知道，只是隱約覺得，中國要變，得有一條新路。

到北京後，他在蔡元培的介紹下，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每月八塊錢薪水。日子過得清苦，但他很珍惜這個位置。因為這裡能看到書，能接觸當時最前沿的思想，比如新文化運動、新青年社團等。這些，都悄悄改變著他的眼界。

就在這段時間，他收到了恩師楊昌濟的緊急來信。信中提到，法國政府準備在中國招募勞工，同時鼓勵「勤工儉學」，許多有志青年可以藉此出國，接觸西方文明，再回國服務社會。楊昌濟很看好這個機會，希望毛澤東考慮出國。

毛澤東冷靜思考後，做了一個有點「擰」的決定：他自己不去，卻要設法籌錢，讓湖南青年去。他覺得，自己更適合留在國內搞群眾運動和組織工作，讓更多青年出國學習，回來後再一起干大事，可能更合算。

想法很好，難題馬上就來了——錢從哪來？

那個年代，別說幾千元，幾百元就是一個大數目。要送一批人去法國勤工儉學，保守估計也要幾萬銀元。毛澤東摸摸自己的口袋，只有微薄的工資和一點零星稿費，還遠遠不夠。

他先想到的是陳獨秀。當時陳獨秀已是《新青年》的主編，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聲望很高。1920年，在楊昌濟的介紹下，毛澤東帶著設想去見陳獨秀，希望能得到資助或牽線。陳獨秀聽完，態度很支持，誇這件事「有眼光，有氣魄」，但他攤開手也只能苦笑：自己身上也沒什麼錢，不善理財，余錢不多。

話雖如此，陳獨秀沒有就此打住。他想到一位老朋友——章士釗。

那時的章士釗，在北京已經小有名氣。早年寫文章反清，被清政府列為眼中釘。辛亥革命後，他辦過《民立報》，與袁世凱不合，最後離開上海，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後來又在政壇活動多年，既有聲望，也認識不少社會上的「有錢人」。

1920年冬天，毛澤東帶著陳獨秀的親筆信，去北大拜見這位「湖南老鄉」。握手那一刻，兩人都格外熱情。一個是剛出茅廬的青年激進分子，一個是見多識廣的老文人，中間隔著整整兩代人的經歷，卻都是湖南人，脾氣里多少有幾分相似的倔勁。

毛澤東開門見山，說明籌款的用途：一部分是幫助湖南青年去法國勤工儉學，一部分用於湖南的農民運動和革命活動。他仔細解釋，錢不會亂花，目標也很明確。

章士釗聽完，問了句：「還差多少？」

毛澤東報出一個數字：「兩萬銀元。」

這個數目不小。當時北大一個普通職員每月不過十幾元，毛澤東圖書管理員只有八元薪水，按這個收入算，不吃不喝要兩百多年才能湊夠兩萬銀元。

沉吟片刻，章士釗說：「這錢可以借給你。不過是借，將來革命成功了，別忘了我這筆賬。」語氣半真半玩笑，卻也有幾分認真。

毛澤東當場點頭答應。

很快，章士釗通過自己的人脈，幫忙籌到了兩萬銀元。錢到手後，毛澤東沒耽擱，大部分按計劃用在湖南籍留法勤工儉學的青年身上，剩餘部分投入到農民運動和組織工作里。後來秋收起義的一部分活動資金，也可以追溯到這批錢。

那會兒誰也不會想到，這筆錢竟然要隔四十多年才慢慢「還清」。

二、「每年兩千」的堅持：債主說不用還，他偏說要算利息

時間一晃，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已經成立，毛澤東也成了國家領導人。看似風光無比，但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百廢待興，日用開支也並不寬裕。

讓人有點意外的是，毛澤東並沒有立刻想起那筆「欠賬」。倒不是忘了，而是不肯拿「公家錢」來還私人債。他心裡有一桿秤，覺得這筆錢不能用國家財政去解決，只能用自己的勞動所得來償還。

他的私人收入，主要就是稿費。隨著他早年文章、選集陸續出版，稿費一點一點多了起來。等到六十年代初，情況稍有好轉，他才認真考慮起這筆舊賬。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歲生日。這天，因緣巧合，他見到了章士釗的養女——當時剛三十齣頭的章含之。雙方聊得很愉快，毛澤東當場提議，讓她當自己的英語教師，日後多來中南海講講課。

兩人接觸多了，毛澤東有一次忽然說：「你怕是不知道，我還欠你父親四十多年的債呢。」這句話把章含之說愣了，她從沒聽章士釗提過。

毛澤東便把當年借兩萬銀元的經過詳細講出，又說：「你回去告訴你父親，從今年起，我每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

章含之回到家，把話轉達給章士釗。老先生聽完只是哈哈一笑，說：「這算什麼債？那時的錢，我也是向人募來的，又不是我個人的，不存在還不還的問題。」

章含之再把這句話帶回去，毛澤東卻堅持：「你父親現在生活並不寬裕，我這是給他一點補助。要是直接說『補助』，他肯定不會收，不如就說是還債吧。」

這話聽上去有點「拐彎抹角」，實際上很合乎雙方的性格。一個要還，一個不要，兩邊都得給個台階下，不傷情面。

不久，1964年春節前，毛澤東派秘書把兩千元稿費送到章士釗家中，說是「還錢的第一筆」。章士釗一看，是毛澤東個人稿費，心裡明白，拒絕也不好拒絕，錢只好收下，卻一分沒動。他對家人說：「等國家需要錢的時候，把這筆錢捐出去。」

從1963年底起，到1973年，共十年，每逢春節前後，毛澤東都會吩咐秘書，按約定送去兩千元錢。十年二萬，原數正好還清。

1973年，毛澤東又託人帶話，說本金已經還完了，剩下該算「利息」了，只要「行老」健在，利息還要繼續給。這一句「利息」，既有一點打趣的味道，也藏著他對舊日恩情的珍視。

章士釗知道後，心裡反而有些不安。按他的觀念，當年的資助已經過去，這樣反覆給錢，反倒有點「佔便宜」的感覺。他幾天都睡不好覺，擔心因此影響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

身邊人勸他：「這是主席的一片心意，是在感謝您當年的支持，您還是收下吧。」但事情卻有了一個意外的結局。就在這一年7月，八十九歲的章士釗在北京病逝。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了很久，說了一句：「行老啊行老，錢還沒還完，你倒先走了。」

這段時間跨度極長的「借錢—還錢」故事，表面看是一筆兩萬銀元的清賬，實質上，卻是一種極看重信用、極在意人情的處理方式。一邊是「不要還」的洒脫，一邊是「非得還」的較真，很典型地反映出兩個湖南人的個性，也折射出那個時代文人和革命者之間一種微妙的信任。

三、宋慶齡的五萬元：一封信、一棟房、一場雪中送炭

如果說兩萬銀元，是一筆在青年時期結下、晚年才慢慢了斷的「人情債」，那麼那五萬元大洋，則更像是徹徹底底的「雪中送炭」。

時間來到1935年前後。長徵結束後，中央紅軍在陝北會師，地點偏遠，物資極缺。這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繫還一度中斷，來自外部的援助幾乎為零。另一方面，為了爭取更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對地主階級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也暫時收住，靠老辦法籌款已不現實。

簡單說，就是手裡沒錢了。

這樣的處境之下，毛澤東動了一個念頭——給在上海的宋慶齡寫信，向她求援。那一年，他四十二歲，宋慶齡已經四十多歲，在國際上享有很高聲望，被不少外國進步人士視作孫中山事業的正統繼承者。

毛澤東在信中很坦誠，說明陝北根據地面臨的困難，希望宋慶齡能幫忙，從宋子文那裡借來五萬元大洋，以解燃眉之急。五萬元是什麼概念？在當時已經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足以支撐一個規模不小的軍隊渡過最艱難時期。

問題在於，毛澤東並不知道，到了三十年代，宋慶齡和宋子文之間已經漸行漸遠，在政治立場上分歧很大，彼此關係並不融洽。毛澤東提出的方案，從情理上容易理解，從現實操作上卻很棘手。

信送到上海，擺在宋慶齡案頭時，她大概也猶豫過。五萬元，她自己一時也拿不出來，更不想再開口去求宋子文。但她非常清楚一點：毛澤東能寫這封信，一定是到了非求助不可的地步。

宋慶齡並沒有轉寄或轉告這封信給宋子文，而是做了一個頗為果決的選擇——自己想辦法籌這五萬元。

那時候，她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孫中山去世後留下的撫恤金維持。名義上是「國母」，實際上個人經濟並不寬裕。為了湊這五萬元，她幾乎把所有積蓄都拿了出來，還是不夠。最後，只能把自己在上海的房產抵押出去，這才籌足了全部款項。

錢湊齊後，宋慶齡通過可靠渠道，把五萬元交到送信人手中，由他帶去延安，轉交中共中央。整個過程中，她沒有給毛澤東寫任何「解釋信」，沒有提抵押房產的事，更沒以個人名義提出什麼條件。

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來說，這筆錢來得極為及時。陝北根據地的軍糧、被服、藥品，一度因此得到緩解。一支剛剛從死亡線上走過來的隊伍，靠著有限的資源，又多堅持了關鍵的幾年。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五萬元在賬面上一直被當成「借款」，卻遲遲沒有「債權人」的回聲。宋慶齡長期沒有主動提起這件事，也沒有以此去打任何旗號。直到1969年前後，毛澤東才在一次談話中，從別人口中得知當年那筆錢的真正來源——原來並非所謂「宋子文借款」，而是宋慶齡變賣、抵押財產湊來的。

這件事當然讓他很感慨，但他沒有再專門寫文字去「歌頌」。那一代人對恩情的處理，很少停留在語言表面，多半藏在後來的政治安排與態度之中。宋慶齡後來被推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並非單一事件促成，卻與她那種不計個人得失、長期支持革命的經歷，有著暗暗的聯繫。

不得不說，宋慶齡的態度頗有些「自己扛」的味道。毛澤東「開口借錢」，她既沒推給別人，也沒拿這事大張旗鼓地宣揚，而是默默扛下，既顧全了中共中央的急需，也維護了自己一貫堅持的政治立場。

四、預借兩千得五千：徐海東的爽快與紅軍的寒冬

再把時間線拉回到1935年冬天。中央紅軍歷經長征，到達陝北後，面臨的第一件事，就是過冬。

那一年，陝北的冬天格外冷。許多戰士都是從南方上來的，身上穿的還是單薄的單衣，腳上穿草鞋，臉上是風吹日晒留下的皴裂。糧食儲備也非常有限，經過盤點，中央紅軍的「家底」，只剩下一千塊大洋。

一千塊大洋，七千多人。這麼一算，平均七八個人才能分到一塊錢。這樣的數字看著就瘮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幾位核心領導，連夜商量對策，氣氛十分緊張。

有人提議再向周邊群眾籌一點，但當地本來就窮，戰士吃不飽，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去。再加上剛剛落腳，不宜一上來就搞籌款，以免影響群眾基礎。

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忽然想到一個人——徐海東。

徐海東，黃麻起義出身，從鄂豫皖根據地一路打過來，後來擔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他率領的部隊，比中央紅軍更早到達陝北，和當地的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合後，多少積累了一點家底。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海東同志比咱們早到陝北，又有原來的基礎，也許手裡還有點錢。可以試試向他借一點。」

說干就干。他叫來紅軍後勤採辦處的負責人楊志成，說：「我寫個借條，你去一趟十五軍團，看徐海東同志能不能幫這個忙。」語氣平緩，卻透著一股子篤定。

毛澤東提筆寫道：

「海東同志：請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給中央，以便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問題。此致敬禮！毛澤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楊志成拿著借條，冒著北風趕到徐海東住處。那邊的窯洞里，燈光昏黃，徐海東接過借條，一字一句讀完，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不是為難，而是自責。

他扭頭就把供給部長查國楨叫來，問：「咱們現在還有多少錢？」

查國楨回答：「還有七千元。」

徐海東想了想，說：「留下兩千，保證部隊基本開支，剩下五千，全送給中央紅軍。跟他們講清楚，這是送，不是借。」

第二天，紅十五軍團的供給部人員帶著五千元大洋，送到中央後勤部門。楊志成把徐海東的話一字不差傳給毛澤東：這錢，不是借，是送。

聽到這裡，在場的許多幹部心裡都一熱。有的沒說話，只是默默點了一支煙。毛澤東眼眶有些濕，沒再多講什麼，只說：「要記下這筆賬。」

這五千元，對當時的中央紅軍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有了這筆錢，棉衣、糧食、藥品可以暫時維持，部隊里凍傷、餓病的情況明顯減輕，最難捱的那一段陝北寒冬，好歹挺了過去。

不久之後，毛澤東親自帶著彭德懷等人，去十五軍團看望徐海東。他握著徐海東的手，說的還是那句老話：「要記住你這次的大恩。」

後來的日子裡，只要提到徐海東，毛澤東幾乎都會把這件事翻出來講一遍。1955年授銜時，他曾當著許多將領的面說：「徐海東，對革命有大功勞。」這話不是泛泛的讚揚，而是有具體記憶在後面支撐的。

有一點值得注意：許多資料都提到，毛澤東向徐海東「借」的是二千五百元，但徐海東實際給了五千，還聲明「不必歸還」。這中間多出來的兩千五百元，事實上，是帶著某種「託付」的意味：中央紅軍是全黨的希望，不能讓他們凍死餓死在陝北。

從態度上看，徐海東的做法很直爽：領導開口「借」，他乾脆「送」。對他來說，這不只是簡單的經濟行為，而是政治信任和戰友情誼的自然流露。

五、用「幾十元錢」換條命：1927年的驚險借款

上述幾次「借錢」，金額都不小，發生時毛澤東已經在革命隊伍里有相當威望。但有一筆「借錢」，卻發生在更早、更危險的時刻。這次借的錢不多，只有幾十元，卻幾乎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1927年，是中國革命史上極為慘烈的一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掀起反共浪潮，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屠殺。7月，汪精衛在武漢變節，「七一五」事變後，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在湖南、江西邊界一帶發動秋收起義，試圖保存革命力量。毛澤東受命負責籌劃和領導這場起義。那一年，他三十四歲，剛剛經歷了國共合作破裂的巨大震蕩。

9月初，毛澤東在長沙秘密活動，準備前往江西銅鼓一帶，與起義部隊會合。9月6日前後，國民黨在湖南境內加緊「清鄉」，地方民團和正規軍聯合盤查可疑人員，形勢異常緊張。

途中，毛澤東在潘心源等人的陪同下，行至某地時，被當地「清鄉隊」抓住。所謂「清鄉隊」，實質上就是替國民黨做事的地方武裝，專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當時的處境十分危險。一旦身份暴露，多半是就地處決。毛澤東鎮定下來，對抓捕他的人謊稱是路過此地去探親的普通讀書人。身上沒有攜帶明顯的文件和證物，這一點有利於他的掩護。

然而，清鄉隊的人依然起了疑心，準備把他押送到民團總部，再與其他「嫌疑分子」一併處理——說白了，就是準備批量殺掉。押解途中，毛澤東一邊觀察周圍環境，一邊悄悄接近身邊的另一名囚犯。

那名囚犯身上帶了點錢，幾十元大洋。毛澤東低聲對他說：「借我一點錢，用來打點一下這些人，或許還有生路。」對方看他氣定神閑，隱約意識到這不是一般人，猶豫片刻，還是把錢借給了他。

有了這幾十元，毛澤東試著去賄賂押送他的士兵。普通士兵本就拿的不多，突然手裡有了幾十元，自然心動，對他的看管也就放鬆許多。不過，具體能不能放人，還得聽上面的。

身為小兵，他們敢收錢，卻不敢擅自放人。上級長官態度很硬，堅持要把所有抓來的「嫌疑人」送到民團總部統一處置。錢雖然沒換來直接放行，卻換來了一個效果：看守的士兵不再那麼嚴緊，有時也會分神聊天、偷懶。

就在這樣一次鬆懈的間隙，毛澤東抓住機會，沿著田埂、溝渠拚命奔跑，一口氣衝進田野深處，擺脫追兵。隨後，他設法聯繫到了當地農民赤衛隊，最終成功脫險。

這幾十元錢，確實算不上大數目，卻實實在在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沒有那位獄友的「借款」，沒有對看守士兵的那一段「打點」，押送過程未必會出現那樣的疏忽。歷史不會寫假設，但稍微想一想，如果那次逃不掉，後來的許多事情，也就無從談起。

從這次極端情況下的「借錢」，可以看到毛澤東在生死關頭依然保持的冷靜和判斷力。哪怕身陷囹圄，只要還有一線機會，他都會選擇抓住。而那位肯在監途中把錢借給陌生人的囚犯，名字已不可考，卻真實地參與了一段轉折性的事件。

六、借錢背後：態度、人情與時代

把這幾次「借錢」放在一塊看，會發現一些頗為耐人尋味的地方。

一方面，毛澤東並不熱衷於錢，也沒有什麼私人財富積累。但在關鍵節點，他不得不面對錢這個問題：籌學費、籌軍費、籌逃命的錢。錢在他眼裡，是工具，是手段，是為革命服務的資源，而不是個人享樂的資本。

另一方面，那幾位「債主」的態度各不相同，卻又有共通之處。

章士釗是早年就嶄露頭角的文人政客，性格有點「孤高」。他當年的出手，大半出於對這位年輕湖南同鄉的看好，也有對新文化、新思想的認同。後來他堅持說「不用還」，更多像是一種風度：那時候救急，不是為了等你回頭還錢。毛澤東卻偏偏要還，而且要用「自己掙的錢」來還，這種較真，本質上是對那段舊情的一種尊重。

宋慶齡則完全是另一種姿態。她沒有公開談判，沒有周折往來，收到求助信後只是默默變賣和抵押，把錢湊齊送走。她把政治信念與個人生活緊緊綁在一起，願意承擔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這種做法既有理性感，也有相當的決絕。

徐海東的做派則非常「軍人化」。見借條，先自責，後痛快決定：借二千五，乾脆給五千，說明白「不是借，是送」。在他眼裡，這不是一筆私人帳，更不是一次生意，而是紅軍之間互相救命。正因為那五千元在最困難的冬天救了中央紅軍一把，他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也變得格外沉甸甸。

還有那位在押途中把幾十元借給毛澤東的無名囚犯，雖然名字不會出現在史冊顯要位置，卻同樣用一筆小小的借款參與了歷史的轉折。

這些故事連在一起，可以看出，在那個動蕩年代，「借錢」遠不只是簡單的經濟行為，背後連著的是信任、人情、立場，以及各自對未來的判斷。錢可以算得很清楚，人情卻往往算不清。有人說「不用還」，有人硬要「按年分期還」，有人乾脆說「這不是借，是送」。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時代選擇，都折射在其中。

也正因為如此，那些看似「瑣碎」的錢賬故事，才值得被反覆提起。裡面有算得清楚的數目，也有說不盡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