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恩師寫信求職，毛主席回復不需來京，幾個月後恩師卻獨身赴京

2026年02月23日18:32:07 歷史 1470

1950年夏天，湖南新邵花橋鄉田心村，山風仍帶著些許潮意。已經年近花甲的劉策成，在油燈下鋪開信紙，慢慢寫下幾個字：「啟稟澤東吾生……」。這一封信，從鄉間小屋出發，幾經輾轉，送到了北京中南海豐澤園，落在毛主席案頭。信里，他提出一個看似平常、又並不平常的請求——在新中國，想找一份文史工作。

這時的劉策成，已是68歲高齡。對一般老人來說，早該在家頤養天年，他卻在反覆思量之後提筆求職，這背後既有學人的執念，也有一段跨越三十多年的師生情份。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在回信中明確說「不需來京」，幾個月後，這位老先生卻還是一個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很多人好奇，兩封信之間，隔著怎樣的往事？要說清這段故事，還得從二十世紀初的湖南講起。

一、從書聲到槍聲：一位師長與一個青年

1900年前後，湖南新邵縣農村並不富庶，田心村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就是在這樣的地方，1883年出生的劉武——也就是後來的劉策成——讀起了《莊子》。他對那本古老典籍格外著迷，對於書里那種仗義執言、嫉惡如仇的精神，幾乎到了信奉的程度。

成年之後，他赴日本留學。青年劉策成在異國讀書，卻沒安安心心做學問，一頭扎進了革命浪潮，加入了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那時候，他與孫中山、黃興都有來往，與同鄉蔡鍔關係尤為密切，這些經歷，讓他的性格更偏向激烈、對政治也看得很深。

回國後，他在邵陽駐省中學任校長。一邊教書，一邊繼續鼓吹反袁世凱的主張。結果不出所料，這種做法惹來殺身之禍，他被捕入獄。若不是蔡鍔出手營救，很可能就倒在了那箇舊時代的牢房裡。

獲釋後，他選擇暫避鋒芒，來到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書，主要講中國歷史。課堂上，他講春秋戰國，講漢唐更替，說到忠義氣節時，語氣總會突然變得鏗鏘。台下有個年輕學生，總是聽得特別認真，這個人，就是後來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澤東。

那時的毛澤東，還只是湖南一師的學生，卻已經愛書成癖，對歷史人物尤其感興趣。課後，他經常跑去向劉策成請教。有時在教員辦公室，有時在校園一角，兩人一坐就是半天。一個剛滿二十齣頭，一個已是三十多歲，中間隔著十年年齡差，卻聊得幾乎沒有停頓。

「你看，這人算不算真英雄？」青年毛澤東有時候會把一本書推到老師面前，帶著點少年特有的倔勁。劉策成聽完，總會把書往回一攏，略一沉吟：「功過並存，要看他站在誰那一邊。」像這樣的話，說多了，年輕學生心裡自然會留下印子。

久而久之，劉策成對這個學生有了自己的判斷。他曾對身邊人說：「此生志氣銳，思非凡，是個奇才。」這句話，說得並不輕率。幾十年之後再看，倒像是一種簡單卻準確的預言。

1918年，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前夕，與蕭子升、蔡和森等人成立新民學會，打算通過讀書、實踐來探求救國道路。後來，他為了學會成員留法勤工儉學的事情，第一次離開湖南赴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在那裡接觸到了陳獨秀、李大釗的思想，開始真正接近馬克思主義。

1920年，毛澤東回到長沙，在湖南成立了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又和同學一起籌辦文化書社，希望通過書籍，把新思潮傳播到更廣的人群中去。書社要書，也要錢。問題恰恰就卡在資金上。

長沙本地能借到的錢畢竟有限，他把能想的辦法幾乎都用了，籌來的款項加在一起還是不夠。正在發愁的時候，他想到了當年在湖南一師的歷史老師——劉策成。

二、兩封信：學者的資助與官員的抉擇

那一年，劉策成仍在教育界工作，對文化事業格外上心。收到毛澤東的來信，他一下就看明白了事情的意義。創辦文化書社，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絕不是一件小事。它既是一個書店，也是思想傳播的據點。

他沒有猶豫，從自己並不富裕的家底里拿出三百銀洋資助書社。要知道，當時文化書社的啟動資金也不過五百多元，這三百銀洋幾乎相當於半個根基。對於那群熱血青年來說，這筆錢不僅解了燃眉之急，也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文化書社慢慢做大，書籍種類越來越多，和省內外的書報往來聯繫，擴展到六七十處。對當時湖南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地方像一個窗口，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新思想、新觀念。

而在另一邊，劉策成的人生軌跡也在悄悄發生變化。他離開湖南一師，棄教從政，先後出任瀏陽縣長、衡山縣長。官做得不算大，卻有口皆碑。他寫過一篇《如何做模範縣長》，公開提出反對貪污、嚴懲腐敗，主張改變官場陋習，為百姓辦實事。

在衡山離任時，當地百姓還編了順口溜：「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來個好清官，就是劉策成。」這種民間歌謠往往誇張一些，但能流傳開，說明他在當地確實留下了清官的印象。

1923年，他被任命為湖南省警察廳廳長。這一下，從教書先生變成了執掌警務的高官。關鍵在於，這個職位背後站著的是當時湖南的主政者趙恆惕。趙與劉之間又有一層姻親關係——趙恆惕的侄女是劉策成的兒媳，正好搭上這條線。

趙恆惕掌權湖南後，態度十分強硬。1922年9月，他正式出任湖南省省長。同年12月，以毛澤東為首的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代表團曾登門與他當面交涉，要求保障工人結社、罷工等權利。表面上，他應承下來，暗地裡卻著手準備對工農運動進行鎮壓。

到1923年前後，毛澤東已經在湖南發動了不少農民運動，組織農會、宣傳新思想，在當地影響明顯擴大。這在趙恆惕看來，是不容容忍的威脅。他一邊在報紙輿論上對毛澤東進行攻擊，一邊醞釀更直接的打擊。

這時的劉策成，身在警察廳長位置，所有警務命令都傳經過他。當趙恆惕下達「緝捕毛澤東」的指令時，他比普通官員更能看清其中的政治意味。站在制度一側，他應該執行命令；但站在良知和舊日師生情誼一側，他很難真下狠手。

警務會議上，趙恆惕要求各級警察機構配合抓捕毛澤東，還特指讓長沙城東區警察署署長王建屏承辦此事。開完會後，劉策成心裡已經有了打算。

有一次，他把王建屏叫到一邊，放低了聲音：「趙省長要緝捕毛澤東，可毛澤東是我學生。你想個辦法，把風聲先捎給他，既能讓他脫身，我這邊也好交差。」王建屏與他私交甚篤，對民意也不是完全不懂，清楚毛澤東當時在群眾中的聲望。權衡一番之後，他答應下來。

隨後，他委派手下萬震侯、周維武兩人前去通風報信。這兩人先到毛澤東住處，沒見到本人，又趕往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會址，直到當面把「即將被捕」的消息傳給毛澤東才離開。那一刻，時間在長沙街頭緊張地擰成了一股繩。

得知計劃已執行，劉策成暗暗鬆了口氣。他清楚，這一步一旦走錯，不僅是職位不保，甚至可能惹來大禍。可是，在忠於命令和忠於良心之間，他還是做了後者的選擇。

這番警告，讓毛澤東得以提前脫身。他在群眾與地下組織的掩護下，迅速離開長沙，擺脫了趙恆惕的抓捕。長沙城裡隨後的搜捕毫無結果，趙恆惕的計劃不攻自破。多年之後，有記者問起這段往事：「當時行動為什麼失敗？」趙恆惕只好苦笑：「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毛澤東的能力太大了。」

他當然不知道，自己安排的警務系統里，有人已經悄悄打亂了棋局。而這件事，又牢牢刻在毛澤東心裡。1939年，周恩來到衡山與劉策成會面時，開口第一句就是：「毛澤東同志同我講過，你在長沙幫過他的事。」一句話，把多年舊事重新帶到了眼前。

三、三封回信：恩情、規矩與安排

時間推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莊嚴宣告新中國成立。那一刻，全國各地的群眾都在激動歡呼，尤其是湖南人，有一種格外強烈的自豪感。長沙、衡山等地，人群湧上街頭，有人高喊：「毛主席是咱湖南人！」

人潮里，已經過了六十歲的劉策成，也站在人群當中，低低地說了一句：「不出吾之所料，毛澤東少年大志，青年大才……」這話里不見過多情緒，卻摻雜著一種既欣慰又自然的認定。

新中國剛成立那幾年，全國各項工作百廢待興。1950年前後，大批幹部奔赴各地，一邊恢復生產，一邊組建新的政權機構。此時的劉策成，年紀雖然大了，仍在潛心鑽研《莊子》，正在撰寫《莊子集解內篇補正》。他心裡明白，留給自己親自參與國家建設的時間不多了，就萌生了一個念頭——再為國家做點力所能及的文史工作。

於是，那封從田心村寄往北京的信便寫了出來。他既提到了自己願從事文史研究，也提到家中的土地和財產如何處理。信送到中南海後，被轉呈到毛主席的案頭。按照當時的情況，許多老同學、老朋友、老鄉，都會來信希望安排工作，但新政權在用人上有嚴格規矩，不能因為私交而打破原則。

毛主席很快回信。1950年8月16日，他在信中寫道：「家庭土地財產，一切交農會處理。至於你要工作，不需來京找我，我跟湖南有關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長沙找省長程潛即可。」短短几行，把大事小情都說清楚了。

這封信里，至少有三層意思。其一，家裡的土地財產必須按照土地改革的政策，由農會統一處理，不能搞任何特殊照顧。其二，求職可以支持，但前提是按組織程序來走，由湖南省政府安排。其三，「不需來京」，既是體諒老人奔波辛苦，也是避免形成「到北京找人辦事」的風氣。

劉策成很快去了長沙，程潛當時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對於毛主席提到的人，自然十分重視。在綜合考慮之後，安排劉策成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這個職務待遇不低，甚至比一般文史館員更好。

不過，對劉策成來說，這樣的安排並不完全貼合他的心思。他本人是真心想投身文史研究，更希望能到省文史研究館那種專業機構工作。參事室的職位固然體面，卻容易偏向事務性工作，而非完全的學術研究。

翻來覆去考慮之後，他決定再次給毛主席寫信。這一次，他把自己所編寫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樣書一併寄上去，意思表達得很直接——不是只想當個官，而是希望在更適合的崗位上用上多年積累的學問。

這封信很快得到回應。毛主席在回信中說：「先生欲為人民事業有所貢獻，極為欽佩，地點似在長沙為宜，那裡熟悉先生的較多，商量較為便利，尚祈斟酌。」可以看出，對他的想法，毛主席是理解的，也肯定他繼續工作的志向。但從整體安排看，仍然傾向讓他留在湖南，以當地熟悉的環境和關係更方便照應。

按理說，事情到這裡基本塵埃落定。劉策成在長沙、在湖南，再通過關係協調，進入省文史研究館並非沒有可能。但現實的節奏往往比設想慢得多。建國初期，各地機構調整、幹部配備、政策落地，很多事情需要時間審核、討論，他的具體去向自然也得按流程往下走。

半年左右過去，手續仍在推進，最終結果遲遲未定。這個年紀的老人，對時間的敏感程度，比年輕人要強得多。心裡一著急，就不願再被動等待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毛主席再三叮囑「不需來京」的情形下，他做出了一個看似「違背交待」的決定——親自去一趟北京。

1951年初，他收拾簡單行李，帶著有限的盤纏，獨自踏上北上的列車。一路上，他清楚自己這樣做有些「冒失」，但心裡總有一句話：「為國做事，得趁早。」對當年的老一輩人來說，這真不是一句空話。

四、獨身赴京：制度與情義的交織

到了北京後，劉策成暫住在一間會館裡，環境簡陋，生活花費也不小。年近七十，人生地不熟，他還是照舊用最直接的辦法——寫信。

這一回，他在信中說明，自己已經抵京，並把《齊物論集解補正》稿本一併呈上。信送到豐澤園時，毛主席的日程已經排得滿滿當當，處理全國政務、忙於各項建設，幾乎沒有空閑。即便如此，他仍抽時間親筆回信：

「策成先生：大示及所為《齊物論集解補正》收到，甚謝。工作一事，已函告統一戰線部李維漢部長，請與該部接洽為荷。」

言辭依然簡潔，卻已經在實務上邁出了關鍵一步——交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負責具體安排。這意味著，從個人間的通信，轉入了國家機構層面的正式程序。

考慮到劉策成年事已高，毛主席專門囑咐身邊工作人員，為他安排更穩定的住處。工作人員很快幫他聯繫好新的住宿地點，費用由國家照顧，加上毛主席自己拿出的錢，老人的生活暫時得到保障。毛主席本人因為工作所限，未能抽身見面，但在細節上卻安排得很實在。

接下來，輪到統戰部與政務院相關部門商議。李維漢與周恩來總理進行溝通，最終意見逐漸明確——劉策成學問在莊子研究上頗有造詣，兼具舊學根底和革命經歷，可以考慮聘任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中央文史研究館的設立，本身就是為了團結、安置和發揮一批老知識分子、老學者的作用。能被聘為館員，既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責任。名單的確定，需要反覆審查履歷、政治態度、學術水平，不是簡單「照顧熟人」能解決的。

劉策成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心裡雖有焦急，但還是按程序等待。某一天，命運的那張紙終於到了。他原先住處的工作人員先收到一份聘書，卻發現人已經不在這裡住了。詢問之後，才知道劉策成已經被安排轉住到「新飯店」。

聘書只好輾轉再送。當裝著聘書的公文封遞到他手裡時，信封上赫然寫著：「特聘台端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總理周恩來」。短短一行字，把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後半生安頓在一張文史研究桌邊。

據後來回憶，當劉策成拆開聘書，看清內容時，眼眶一下就紅了。他把紙在手裡輕輕撫了幾下，喃喃說了兩句，大意是：「這一輩子，算沒白走。」沒有過多鋪陳，情緒卻已經全在細節里了。

1951年7月，他把全家從湖南接到了北京，安置在北海公園附近。環境安靜，離工作地點也不遠。每天清早，他拿著筆記本和資料，準時出門，像往常教書時一樣守時。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補正自己多年積累的莊子研究成果。

1953年，曾在湖南一師與毛澤東同窗的周世釗，專程來北京看望他。那時，周世釗已經在湖南第一師範擔任校長，肩負教育後人的責任。寒暄之後，他帶來毛主席的一段話：「在長沙，策成先生反袁有功，對我也有過幫助，他對《莊子》很有研究，我收到他寄來的書，卻沒有好好研究。徐老、沫若他們都說這書很有價值，我已囑咐有關方面儘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