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摯友許壽裳：赴台一年被殺，其死因真相，或台灣解放才能大白

1948年2月19日清晨，天已經大亮了。許壽裳家的保姆起床開門的的時候感覺到異常。她發現每天堅持凌晨3點起床的許壽裳居然沒有起床，這是極大的不尋常，要知道，她的這個主家是個極端自律的人，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每晚9點睡覺，凌晨3點起床。

清晨起床後，他要麼是讀書，要麼是寫作，反正是不會閑著的。

保姆緊張地將他的女兒許世瑋叫醒，請她前去父親房中查看。

許世瑋是許壽裳的第四個女兒，是他與第二任妻子陶伯勤所生的幼女。當時，她正在台灣大學農學院讀書，所以和父親一起住在台北青田街的寓所。

聽了保姆的敘述後，許世瑋也感覺異常，她立馬清醒過來了。她跑到父親房間查看時，發現大門虛掩著，鎖已經被撬開了。那一下，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腦子裡已經有些空白了。她慌忙走進父親的卧室，只見蚊帳低垂，而旁邊書房已被翻得亂七八糟。

許世瑋大吃一驚，她趕忙跑到父親的床前，將被子掀開。就在被子被掀開的瞬間，一股讓她後半生永不能忘記的血腥味撲面而來，而她看到的畫面，也成了她後來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她看到父親的頸部被砍了數刀，血把床單染成了紅色。父親的面容很安詳，絲毫沒有掙扎痕迹，臉上甚至沒有絲毫痛苦的表情。

她瞬間明白了：有人趁著父親熟睡時，殘忍地殺死了他。

晚年許壽裳

許壽裳被殺的消息傳出後，整個台灣形同於一場輿論地震，有人甚至聯想許壽裳是不是聞一多第二，因為他們都比較激進，且都是有良知的正直學者。

更多人猜測：許壽裳的死，和政治謀殺有關。很簡單，許壽裳家不富裕是人所共知的，他沒有積蓄，更無財富可圖，他生前待人謙和、忠厚寬恕，是真君子，自然也無仇家。

當天早晨，警察、憲兵、便衣特務，甚至市長都來了。他們在許壽裳家四處查看，對著保姆、其女兒和左鄰右舍反覆詢問情況，他們又是取指紋又是問家私，還翻看許壽裳的日記和私信，並追問數日前被竊自行車的下落。

一位不知名的便衣看著那把作為兇器的柴刀說：「根據這把兇器，我們就可斷定兇手是什麼身份。」

許世瑋聽出來了，他們是想將父親之死，歸結於一般的小偷作案。與她同在台大念書的學生低聲說：

「事情很明白，不要再追問什麼自行車的下落了，13日來偷自行車就是一個煙幕，是先來踩點，預備怎麼下手的！」

許世瑋也認同這個觀點，她不相信父親的死有那麼簡單。因為既然要偷的是財物，父親壓根兒就沒有發現小偷，一直處在熟睡中，人為什麼要殺他呢？

當天下午，有關人員在許壽裳的故交李季谷家召開治喪委員會的籌備會議，會後，台灣省新聞處處長林紫貴低聲向全體新聞記者說：「明天大家發新聞，要指出或暗示這件案子與政治無涉！」

許壽裳之死，當真和政治無關嗎？林紫貴的話，恰恰說明：其死，定然與政治有關。

許壽裳遇害前不到一年，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變，這次事變中，連被囚禁的張學良也受到了衝擊，他後來在回憶中說：事件發生後，劉乙光（看管他的獄卒頭頭）曾想要將我殺死。

二二八事變發生在許壽裳遇害前不到一年時間，當時台北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暴動，這是一場反對當局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群眾運動。

事變後，許壽裳編譯館的兩位編審張常惺、李世模被警備司令部抓去了。許壽裳三番五次找陳儀說情，請求儘快放人，在他的反覆催促下，兩人被釋放。

因為許壽裳介入二二八事變的緣故，他的編譯館被撤廢，此時，距離編譯館成立不到一年時間。

除了介入政治外，許壽裳和魯迅的特殊關係，也讓他在台灣是個極其敏感的人物。許壽裳和魯迅在日本東京弘文書院補習日語時就相識了，兩人還都是浙江紹興同鄉，且有著相同的報國之志，他們一相識，便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

坐者為魯迅，後立者為許壽裳

魯迅在日本剪辮子，也是因為有許壽裳作伴，他們還一起研讀《天演論》，魯迅的處女作《斯巴達之夜》就發表在許壽裳主編的雜誌《浙江潮》上。

也因為兩人關係特殊，許壽裳成了魯迅日記中被頻繁提及的字眼，魯迅在上海遭難期間，第一時間寫信告訴許壽裳。而魯迅去世之後，許壽裳不僅為他料理了後事，還撰寫了很多與魯迅有關的書籍，以紀念他，比如《亡友魯迅印象記》。

到了台灣後，許壽裳仍舊在不遺餘力地宣傳魯迅，這相當於點當局的死穴。要知道，魯迅的書籍，是國民黨的禁書。

請看許壽裳到台灣後，寫作的與魯迅有關的作品：《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的精神》《魯迅和青年》，他還出版了《魯迅的生活和思想》一書，他還曾對孩子們說：

「今日中國是極需要發揚魯迅韌性戰鬥精神的，反動派多方誣衊歪曲魯迅的人格，想動搖廣大群眾對魯迅的信仰，是極其卑劣的手段。」

去世前一個月，許壽裳還舉辦了一個文藝講座，請了幾位進步教授，講到了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進步文學，不用說，這樣的講座，一定圍繞魯迅展開。這次講座，對台灣知識界而言，是影響非常大的。

許壽裳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開這樣的講座，無異於打當局的臉。

許壽裳如此做，一方面因為他是魯迅的摯友，他心裡始終心懷報國之志，還與他來台灣的初衷有關。許壽裳會來台灣，全因為在赴台前，他接到了陳儀的密電。

密電中，陳儀對他說：

「謂欲促進台胞心理建設，著力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加強台灣的中國化，擬專設編譯機構，請你主持。」

所以到這裡，編譯館的任務也就出來了，是為了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壽裳才毅然赴台，並擔任了編譯館的館長。

陳儀在台灣（1950年6月18日，陳儀犧牲於台北）

對於編譯館，許壽裳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

「編譯館的要旨，不外一方面要使台灣同胞普遍獲得精神食糧，充分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因為台灣的教育雖稱普及，可是過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台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本館的使命，就要供應這種需要的讀物；另一方面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來開創我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

許壽裳提到的「需要的讀物」，當然是魯迅等人的進步書籍了。他的想法是：在思想文化上，去除台灣的日本殖民的痕迹，真正在文化層面上光復。可當時的台灣人民，已經在大和軍刀和「皇民化運動」奴役中長達半個世紀，日本人在文化侵略上用心至毒，用力也深。

在許壽裳帶著任務來之前，日本已經整整五十年不讓台灣青年了解中國歷史、學習漢語了，其目的當然是徹底隔斷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使他們臣服於日本天皇的統治。

許壽裳的任務何其艱巨。普通文人面對這樣的任務，早就退縮了，可許壽裳畢竟是許壽裳，他是魯迅最好的摯友，他和魯迅的友誼曾被人稱之為是「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許壽裳赴台後，很快將自己的工作重點拎出來了，他設想：「根據上述的兩項要旨，本館的工作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翻譯、台灣研究四組。」

可嘆，當時的許壽裳已經63歲，已經是花甲之年。可好在，壯士暮年，雄心不已。他對編譯人員說：「我們的編譯研究工作，要適合時代潮流，要有進步觀念和民主思想，不能落後倒退，甚至違反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要忘記人民。」他還鄭重宣布：「我們編中小學教科書，要有人民大眾的立場，要合乎科學和民主，我們不能開倒車、復古或落後！」

極短時間之內，許壽裳就出版了《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列入《光復文庫》第一種」。這是直接給方法論的一本書，相當於一本工具書，有了它，一切就都有了可能。

可嘆這樣的編譯館，還未及發揮作用，就被當局給關了。

有研究者認為：編譯館被關，和陳儀被去職這兩件事，其實已經預示著許壽裳要出事了，他自己應當也有感覺。但因為還抱著一絲希望，他沒有選擇跑，他想要再賭一把，而這一次的賭，是拿自己命去賭。

無疑，許壽裳賭輸了。

許壽裳被殺的事因為鬧得太大，當局不得不站出來表態，他們表態說：我們十分重視，一定會在三天之內破案。緊接著，報紙上出現了所謂的「案情大白」，然而，民眾不買賬，他們拿著錯漏百出的「大白案情」質疑當局。

當局慌了，於是乾脆開始編狗血劇，他們說：許壽裳是被許世瑋的男友陳耀祥殺死的，因為許壽裳不同意他們的婚事。證據是：陳耀祥的皮鞋上有許壽裳的血跡，然後陳耀祥已經承認許壽裳不同意他們的婚事。

緊接著，又說兇手已經被捉拿歸案。可兇手的供詞錯漏百出，比如，他陳述自己殺害許壽裳時說，當時他準備偷東西，結果被許壽裳發現了，許壽裳還拿著一個白色的東西要打他，他就把許壽裳殺了。

當時許壽裳的房子里既然沒有亮燈，兇手又如何發現許壽裳手裡拿的東西是「白色」的。按照兇手的供述，許壽裳被殺時是清醒的，這也與事實不符。

接著，又說殺許壽裳的是編譯館被開除的工友，說他因為失業而懷恨在心。然而，裁撤工友的事，從來不由許壽裳負責，所以，這事很明顯是編造的。

最終，許壽裳被害案，在很短時間內就提起公訴，然後又以最快的速度被解決，其草率程度，令人咋舌。最後反正是出現了一個兇手，而且兇手被判處死刑後不到一個月，就在台北監獄被執行槍決，至此，這個案子也就「死無對證」了。

許壽裳青年

後來，對於這樁兇案，教育家陳醒民曾撰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案件發生後，特務和「顯貴」們採用「疏通」「解釋」「利誘」「威嚇」之舉，是不言自明，其背後有著不可告人的隱秘！

許壽裳之死，或許只有等到台灣回歸後，才能徹底找出真相，也只有真相，才能讓九泉之下的許壽裳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