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事·奇書 | 陳漱渝

近日傅光明兄寄贈我一部他的新版舊作，2012年3月曾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大量增訂後2025年由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再版。原版書名為「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讀者的關注點當然是老舍跟女作家趙清閣之間的情感糾葛。現將書名改為「寫信的人」，這個人就是用華文寫作的美國作家韓秀。書名的含義，是通過作者跟韓秀間的通信，「見證一種普通人之間能夠坦誠相見，互相信任，惺惺相惜進而發展起來的感人的忘年友誼」（見原著封面的介紹文字）。副題為「老舍及其他」，指書中有韓秀、董橋、史承鈞等提供的老舍研究資料，內容仍然是關於老舍跟趙清閣的情史。

我稱此書是「一部奇書」，無非是重複資深教授陳思和的提法。陳思和是光明進復旦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後的導師。他在初版本序言中指出，這本書的書寫形式頗為奇特，由兩位通信人的電子郵件變成目前的散文敘事；的確一語道破這本書的藝術特色。我也感到，這是一部充滿人間真情的人生體驗的讀物。貫穿全書的是一根超乎世俗功利的情感鏈條，連綴在這鏈條上的一封封書信（包括電子郵件）猶如一顆顆璀璨的珍珠，讓這根鏈條熠熠生輝。這本書既是口述歷史，又是優美散文；既是自傳，又是他傳。書中涉及老舍和趙清閣的部分，為眾多讀者關注，是珍稀的研究資料，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所以稱為「奇書」毫不過分。

要說「奇人」，光明本人就是「奇人」；韓秀也是「奇人」。韓秀2010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自傳體小說《折射——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講述她的傳奇經歷，現在又發行了電子書，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光明今年滿六十，但他23歲就開始發表作品，保守估計，他目前的著譯已有六十餘部，主編及編選的作品百餘部，名副其實是「著作等身」或曰「著作超身」。他的學術生涯和人生經歷起伏跌宕，其中的經驗教訓對讀者頗有啟示意義。光明初中上的是北京161中學，該校前身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是一所百年老校；高中考進北京市第四中學，這更是北京市頂尖的示範性高中，高考平均分數常年居北京市榜首，但1982年，17歲的光明卻只考進了北京聯合大學文理學院，當時雖然稱為北大分校，實際上是北京市管理的一所走讀學校。1986年8月，光明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一干就是34年。2020年12月，55歲的他又入職於跟現代文學館性質完全不同的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當起了外語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據《寫信的人》一書中的自述，光明在文學館工作的34年中曾陷入精神困境。正是在人生低谷時期，他感受到了來自異國原不相識者的真誠友誼，倍感溫暖，十分珍惜。關於光明在現代文學館的工作情況，除了科研，我直接了解的只有三點：一，他被安排為文學館與巴金老友蕭乾之間的聯絡員。我在1990年前後跟光明相識相交，就是通過蕭乾先生的關係。光明成了蕭乾的助手，蕭乾在學識（特別是英語）方面同時給予光明熱情的幫助，雙方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師徒關係。二是光明在2001年2月至2010年6月這十年間，負責籌劃和主持了261場講座，事後又編成近三十本「在文學館聽講座叢書」。這項工作的艱苦性容易被人低估。講座隔周舉行一次，安排在周日上午。每期講座內容不同，專業性很強，沒有淵博的學識很難說出像樣的開場白和總結詞。開講的專家自然會早到，結束講座會被留下吃一頓工作午餐。這樣一來，至少光明有十個年頭，每兩周就少跟家人過一次完整的禮拜天。講座進行時當然有攝像和錄音，但要整理成文字公開出版，那編者和講演者花費的時間往往都會數倍於講座進行的時間。當然，文學館的其他領導和工作人員也參與了講座工作，不能歸功於光明一人。三是光明出任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部主任，後長期擔任常務副主編、執行主編。這份「叢刊」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會刊，規格高，是高校教師評定職稱、考核業務的核心（有的高校視為權威）刊物，來稿多，篇幅少，競爭自然激烈。我跟光明也算得上忘年之交，但他從未經手給我發過哪怕一篇文章，我推薦的論文也好幾次被他退稿。我因此對他頗有腹誹，認為他為人太迂，太倔，如同《沙家浜》中的一句唱詞：「一點面子也不講。」好在我並不靠核心刊物升遷，否則我跟光明的私交也許維持不到今天。不過，凡事都有兩重性。順境可以成為一個人直衝雲天的「好風」，逆境也可以成為一個人用實力證明自己生命價值的動力。自2020年底入職首都師範大學之後，光明變得開朗舒暢，主要頭銜也由研究員變成了翻譯家。為了在教學之餘還能每天堅持翻譯一兩千字，光明這個年已六十的小老頭隔天都會跑上一小時左右，路程長達八公里。也抽空參加足球賽，最近還因踢球受了傷，幸無大礙。不像1994年，他在什剎海游泳，險些溺水出人命。人的心情好壞能影響學術成就的高低，我期盼光明在順境中做出更大的業績。

光明成為翻譯家這事，的確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光明有英文翻譯的基礎，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讀過他所譯的一篇蕭乾英文演講。我疑心蕭老年輕時的英文未必如此優美，多半是譯者翻譯時在「信、達、雅」的「雅」字上下了功夫。後來我又讀過光明翻譯的凌叔華自傳體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我曾於1994年把此書收入我參與主編的《中國現代作家自述文叢》，由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此書有人譯為《古歌集》或《古調集》。傅譯為《古韻》，我以為準確而頗得神韻。但無論如何，我未曾預測光明有憑一己之力通譯《莎士比亞全集》的能力和精力。

光明的英文基本上靠自學，加上「師傅」蕭乾指點，但口語和聽力還有提升的空間。有幸的是，2012年，韓秀把光明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推薦給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方鵬程，建議出一種繁體字版。方鵬程很快回復願意出版此書，並願意後續出版傅譯莎士比亞全集。光明很快擬定了新譯莎劇的計劃，獲得台灣商務的認同。從此，光明就將學術重心轉移到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一發而不可收。所以，韓秀是改變光明人生軌跡的友人。

好事必多磨。2014年5月，台灣商務方鵬程總編榮休，社務由他人接管。可能是出版環境的改變，也可能是新官上任方針變化，台灣「商務」表示新譯莎翁全集「短期內恐難於持續操作」，於是雙方和平分手，簽署「終止合約書」。人逢絕處有轉機，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快，幾乎流產的「傅譯莎」計劃被天津出版集團看中。2015年1月，光明跟天津人民出版社簽了一個大合約，決定將新譯莎士比亞作品出齊，然後再出一部大全集。至今為止，光明翻譯的莎劇已出版29部。繼朱生豪、梁實秋、卞之琳、許淵沖、孫大雨等前輩之後，「傅譯莎」已在莎士比亞翻譯領域卓然成為一家。

我曾經感到疑惑：朱生豪翻譯的莎劇雖然誤譯之處甚多，但由於已進入公版領域，仍有出版社樂意出版，而光明當時在翻譯界尚未顯山露水，天津人民出版社為什麼敢於將此重任交付予他呢？出版之後又有什麼反響？為此，我諮詢了天津出版集團原副總編、韜奮獎獲得者紀秀榮，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當時的編輯部主任瀋海濤。

紀秀榮的回復是：「我覺得經典之所以長盛不衰，就在於常讀常新。每個時代對於歷史上的經典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表達方式。朱生豪和梁實秋的譯本無疑是優秀的，但他們的表達方式常有那個時代的特點。我看到傅光明當時翻譯的文本，覺得他真的很棒，他佔有更多的資料，能給讀者一個新的視野。但也擔心他以一己之力能否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譯工程，不過傅光明表現出極大的決心，因此也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長的瀋海濤及其團隊的回復更詳細。大意是：「我社跟傅光明教授因《古韻》一書而結緣，預計2025年可以出第三版，傅譯莎士比亞戲劇注釋精到，方便讀者參考。他是研究型的翻譯家，這一特點在他譯著的導讀部分得到充分呈現。譯文本身優美雋永，暢曉如話，語言更有戲劇的現場感。特別難得的是，傅光明在翻譯過程中有許多獨特的發現，能夠將莎士比亞的著作原味呈現。」從2017年至2024年，文學界和翻譯界就「傅譯莎」召開過多次研討會，很多專家的意見都援引在《寫信的人》這部書里，這證明「傅譯莎」正式成為出版界的一個品牌。

我說的所謂「奇事」，並非「奇特」之事，而是引起讀者普遍「好奇心」的事情。好奇並非「窺私」，它往往可能成為學術探求中的一種動力。老舍是一位在文學領域卓有成就的人民藝術家，2025年的高考作文題還涉及了他的小說《鼓書藝人》。作為家喻戶曉的作家，老舍的情感生活為讀者關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並非某些人或褒或貶所能改變。但這種關注應該有個「度」。「度」，指的是程度、限度、範圍、界限……這個「度」如何確定當然見仁見智。我的看法是：對於文學家而言，讀者和研究者首先關注的應該是他創作的文本，其次才是跟理解和解讀其文本相關聯的情感生活。凡與作品闡釋、作家生平研究無關的生活細事，大多屬於隱私，不必刻意考證。單純「窺私」未必能有所獲，更無學術意義。

不過，在中國現代抗戰文學史上，老舍跟趙清閣的名字是經常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長達七年多的實際負責人，老舍是一位旗幟性的人物。1944年4月，在重慶文藝界舉行的紀念老舍創作20周年茶會上，茅盾代表文協稱讚老舍為「不屈不撓，團結的象徵」。郭沫若吟詩曰：「吾愛舒夫子，文章一代宗。」（載1944年4月16日昆明《掃蕩報》）可證老舍在當時文壇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文協的具體工作，趙清閣給予了老舍很多幫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出版的第一份文藝性刊物叫「彈花」，意為「對敵射出的子彈，能綻開勝利之花」。在該刊創刊號上，除開「本社」的《我們的話》，開篇就是老舍的文論《我們攜起手來》，篇末則是趙清閣作為主編撰寫的《後記》。我手頭還有一幀書影，是劇本《桃李春風》的封面，右上角赫然共署的就是「老舍」「趙清閣」。此書1943年12月由中西書局印行，作為「文協成都分會」主編的《創作叢書》之一。這是一部四幕話劇，也是當年的獲獎佳作，老舍跟趙清閣共同構思故事框架。老舍寫出梗概，趙清閣分幕。第一、二幕老舍執筆，三、四幕趙清閣執筆。這樣的作品，實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舍跟趙清閣、蕭亦五合作的劇本還有《王老虎》（又名《虎嘯》）。研究老舍，就必須研究他的合作者，這是顯而易見的。

光明再版的《寫信的人》中新收入了2011年11月16日舒乙寄給他的一封信。從學術角度而言，光明收入此信是既有雅量又有睿智。舒乙是老舍的子嗣。雖然家屬不應該對作家研究進行過度干預，但家屬的正確意見必須充分重視。舒乙信中的文字情緒色彩很濃，代表了「老舍之死」研究中的一種看法。我特別同意之處是：老舍是死於「文革」時期「嚴重的政治迫害」，不能用「後院著火」之類的說法將其死因本末倒置。舒乙對韓秀回憶中的某些細節提出質疑，比如老舍離渝赴滬時，其妻胡絜青並未追到上海。不過，光明搞的是口述史研究，其代表作是《老舍之死口述實錄》（與夫人鄭實合作采寫）和《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為時十年，他親自採訪的人就有四十多位。他夫人鄭實也曾舉著小型索尼攝像機協助採訪。因為批鬥老舍那年我在北京市女八中任教，而毆打老舍的造反派中就有女八中的紅衛兵，鄭實因此還專程採訪了我。像我這樣的受訪者，並未列入光明的正式採訪對象。

既然被採訪對象眾多，跟老舍的關係遠近親疏不一，提供的口述史料自然會有出入。史料不等於史實。如下定論，當然需要整理研究者在去偽存真方面下足考證功夫。孤證不能立論，這是史料學中的常識。光明在復舒乙的長信中明確表示，他從始至終並未盡信韓秀所說所述。在學術的角度上，他只是把韓秀作為諸多受訪對象之一。不過，無論如何，老舍跟趙清閣抗戰時期的確有過一段婚外情。舒乙也並沒有否認這件事，只是希望看待這件事應該有「某種歷史感和設身處地的諒解」。

讀完《寫信的人》一書，我對老舍跟趙清閣的山城之戀是這樣理解的：

一、1931年，由羅常培、白滌洲和董魯安介紹，老舍與胡絜青經過半年戀愛而後結婚。胡絜青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因座談文學跟老舍結緣。她有獨立工作能力，後拜齊白石為師，成為一位知名國畫家。婚後胡絜青既照顧了老舍的母親，又共同培育了四個子女。所以老舍一度情感出軌，胡絜青不是過失的一方。特別是抗戰期間，胡絜青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從北平到重慶千里尋夫，歷盡艱險，幾乎喪命，更是令人唏噓！

二、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因胡絜青產後不久，老舍在濟南即將淪陷的危急關頭被迫隻身出逃。從1937年11月15日至1943年11月中旬，老舍因戰亂在武漢和重慶過著獨居生活，其時正值39歲至45歲的中年時期。因為共同的文學追求和救亡意識，包括在重慶大轟炸中互相救助，老舍與趙清閣之間發生了一段戀情。這在「八年離亂」的戰爭年代中並非罕見的事情。對此的確應予歷史的同情和理解。

三、女作家趙清閣有多方面的創作才能，尤其可貴的是抗日救亡意識強烈。她跟老舍初識時年僅23歲，未婚，在戰亂歲月中雙方的兄妹之情有所發展。但趙清閣是被追求者，不願成為第三者，老舍離婚是她跟老舍繼續相處的前提。當獨立女性這樣一種正當的要求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實現時，趙清閣毅然斬斷了這縷情絲，終生未婚，把苦痛和孤獨斷然留給自己。她的這種真實心態，在《〈落葉〉小析》一文中展露無遺（見傅著《寫信的人》第318頁至320頁）。老舍死後，趙清閣非常悲痛，但她從不寫她跟老舍關係的文章，因為如果動筆，必有貶詞，如老舍「患得患失」之類，她不忍下筆。

趙清閣人脈很廣，晚年跟鄧穎超也有交往。老舍跟趙清閣的關係周恩來總理是了解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後周總理曾通過陽翰笙要趙清閣寫信動員遠在美國的老舍回國。1982年10月9日，鄧穎超在致趙清閣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知你較遲，見你更晚。幾年來同你晤談幾次，看了你的詩文著作，繪畫藝術，逐步且進而加深對你的身世的了解、人格的尊重，你是一位『孤』立自強，勤奮不息的戰鬥的革命的女性，尤為可貴的是『老而彌堅』！你的一生，經歷了坎坷、曲折、不平靜的內外嚴峻的考驗，你有捨己為人的品德。個人辛酸痛苦長期折磨，我深為同情……，可以告慰你的是，我一直同情、支持、關心、愛護著你。這是我給你永恆的酬答。雖相見恨晚，亦未很晚，你是我的一位可以以誠相見，可以談心的摯友，甚感甚慰。」（轉引自李愛華《鄧穎超晚年與趙清閣的情誼》，《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1997年3月刊。同時可參閱劉春秀《丹桂飄香友誼長》，2001年1月《黨史博覽》）。我想，鄧穎超的這封信，即使不被視為對趙清閣的蓋棺論定，也是知己之言，代表了廣大讀者對趙清閣的看法。

最後想說的是，本文雖不算精彩，但卻是我寫得時間最長的一篇書評，因為涉及了我太多的知識盲點，一一填補感到很累；但又興趣濃郁，欲罷不能。寫作中收集的另一些資料，準備再寫一篇《女作家趙清閣傳奇》，以免這篇書評喧賓奪主。在此，對光明《寫信的人》增訂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賀，同時也為自己尚未開筆的新作提前做個廣告。

2025年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