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專稿)
百靈廟大捷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而作
張崇發
1982年夏天,我與傅作義將軍當年的的警衛員郝徳振老先生,受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其武將軍的委託,來到內蒙古自治區臨河、陝壩、五原、烏不浪口、包頭、集寧、呼市、紅格爾圖等地,拜訪在傅作義將軍率領下當年的抗日將士,實地拍攝抗日遺迹,四處搜集抗日史料。今天,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0歲的我特寫作《百靈廟戰役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我為什麽要選擇這個話題呢? 因為, 1936年——1940年,在綏遠省的紅格爾圖、百靈廟、狼山、烏拉山、河套一帶,爆發過5次大規模的抗日戰役,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國民黨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膽略和擔當,面對日偽軍的侵略,主動出擊,書寫了中國抗戰史上無法被遺忘的抗戰傳奇。 其中。最振奮人心的兩次戰役,是「七七事變」前的紅格爾圖戰役與百靈廟戰役。這兩次戰役,是全面抗戰前,華北地區較大規模的兩次戰役,它開創了中國軍隊主動進攻、戰勝並驅除日偽軍的先例。這兩次戰役,從1936年11月15日開始,到12月19日結束。兩次戰役,以百靈廟戰役影響最大,因而人們通常把這兩次戰役統稱稱為「百靈廟戰役」或「百靈廟大捷」,也叫做綏遠抗戰。
百靈廟戰役, 是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國民黨軍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勝利。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在南京政府步步退讓,在中國民眾抗日願望長期遭受壓抑的情形下,這次勝利極大地興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傅作義將軍的英雄壯舉,符合中國共產黨號召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一貫主張,因此得到共產黨的高度讚揚。毛澤東在致傅作義將軍的賀電中指出:「綏遠抗戰為全國抗戰的先聲 」,肯定了百靈廟戰役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意義。蔣介石也致電稱「百靈廟之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之起點」。彭毓斌、董其武等5人在當年即被譽為「抗日民族英雄」。
89年前的百靈廟戰役,發生在綏遠大地上,這次戰役已經莊重地寫入2015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重溫89年前那一段光榮的歷史,重溫89年前的那一次難忘的勝利,加深認識百靈廟戰役的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可以再揚國威、再震民心,再鑄輝煌。
百靈廟戰役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究竟是什麼呢?
綜合國內抗日戰爭史研究者的各種觀點,我非常贊同以下4條意見。
第一,百靈廟戰役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
大家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野心是先侵吞我國東三省,再佔領熱河、察哈爾,然後通過蒙奸德王侵吞綏遠。傅作義將軍看出了日軍的野心和企圖,堅決保衛綏遠,主動發動了紅格爾圖和百靈廟戰役。
這裡,我用了「主動發動」4個字,這是說:傅作義將軍發動這兩次戰役,沒有上級的命令,是他個人自己做出的決定。發動之前,他利用為蔣介石祝壽的機會,請示過蔣介石,但蔣不置可否,既不說不讓打,也不說可以打。傅作義將軍接到德王的最後通牒,忍無可忍,說「邊疆大吏,守土有責」,為了綏遠全省不被日寇佔領,首先發動了紅格爾圖戰役。
這之前,國民黨軍對日軍先後有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但每次戰後,都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比如,1933年5月的長城抗戰的最後一仗——懷柔之戰(也叫牛欄山戰鬥),在傅作義將軍的指揮下,大獲全勝,但早在5月22日夜裡,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卻派軍使到密雲與日軍進行了和談,要求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國民政府要與日寇簽訂一份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5月31日,正式簽訂《塘沽協定》,使「華北特殊化」,日寇輕鬆控制了冀東22縣。這個悲哀的歷史事實,大家從呼和浩特市華北軍第59軍抗日烈士紀念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再如,淞滬抗戰時,國民黨軍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奮戰,連續擊敗日軍進攻,使日寇三易主將,數次增兵,死傷過萬,受到沉重打擊。但國民政府當局卻妥協退讓,不繼派援兵,致使守軍寡不敵眾,防線終被日軍突破,被迫撤退。5月5日,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中國軍隊喪失在上海的駐軍權。不久,英勇抗戰的第19路軍調往福建。
而1936年傅作義將軍發動的百靈廟戰役,卻是一種全新的狀況。戰役之後,傅作義將軍率部收復了被日偽軍佔領的所有失地——百靈廟、大廟,但沒有與日軍簽訂任何條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次非常完美的勝利。
當時,發動侵略的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一嚇唬就會跑。他們認為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蒙古軍督後,日軍只作第二線支援就可輕鬆取勝。但日軍完全打錯了算盤——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傅部殲滅了,「大漢義軍」徹底覆滅。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百靈廟被收復後,日軍立即撤走了在青(海)、綏(遠)、寧(夏)地區的日本僑民,還主動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這樣,日軍企圖侵吞綏遠的的陰謀被一舉粉碎。
第二、百靈廟戰役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
從1981年開始,我一直在收集傅作義將軍抗日的史料,我翻看了1936年的許多報紙,不論北平,還是上海,不論敵占區,還是延安,百靈廟大捷的消息傳開後,所有的報紙都用大量版面進行宣傳。當時有一句話是:「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這句話,有史料說這是毛澤東的賀電里的一句話;也有史料說這是中共通電里的一句話。在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的鼓舞下,各地自動了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人民自發的利用百靈廟大捷的東風,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民間的、民眾的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各階層人士紛紛要求將綏遠抗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推動國民黨政府中的上層人士如孫科、張繼等發起援綏抗日運動。
南京召開了各界人士參加的援綏大會,大會通過成立「首都各界援綏後援會。」這次大會使南京的救國運動出現了新高潮。
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
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
一時間,全國上下為綏遠抗日將士損款、贈物,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據《大公報》報道,12月2日,「本報代收勞軍損款,昨達八萬三千元」;12月5日,「已過十萬元」。極其感人的是,有一個賣山竽的75歲老人,雖收入微薄,也慨然解囊捐獻。中國在倫敦的留學生一次就匯款九百元。北平市人力車夫王德志,為表示自己的愛國之心,將自己在風雪中兩日所得車費一元八角錢,全部損送抗日戰士。以陳嘉庚先生為代表的海外愛國華僑,也捐獻了大批物資。
全國人民在高興、歡喜的同時,還紛紛組織了慰問團,奔赴綏遠戰場。中國共產黨首先派南漢宸同志率慰問團赴綏遠,贈送抗日將士錦旗一面,旗上題詞「為國禦侮」。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上海以革命老人黃炎培為首,組成慰問總會,攜帶上海人民損款十萬元赴綏。北平市組織了北平市民戰地服務團、清華大學綏遠抗戰前線服務團、北京大學抗戰後援會等,愛國教授朱自清親自參加了服務團。此外,西安、太原、兩廣、天津、武漢等地,也有大批慰問團趕到前線。其中,許多志士仁人,名流學者,如魯迅先生的好友劉半農,作家謝冰心、雷潔瓊,著名音樂家呂驥、上海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陳波兒,來到百靈廟前線後,都做了許多工作,大大鼓舞了士氣。冰心為戰鬥英雄寫過小傳,呂驥譜寫了《三十五軍軍歌》,到連隊教唱,陳波兒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
一次規模不很大的戰役,能把全中國4萬萬人民的抗戰熱情激發到這種程度,我認為這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百靈廟戰役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徹底破產,誘發了「西安事變」。
這一觀點,過去我們較少知道。但歷史資料表明,百靈廟戰役的確激發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熱情,的確誘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因為百靈廟的勝利,國民黨各地實力派備受鼓舞。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兩廣事變」是指1936年6月至9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地方實力派系——廣西的新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利用抗日運動的名義,反抗不積極抗日卻一直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廣實力派的國民政府中央首領蔣介石的政治事件。這一政治事件引發了幾十萬地方部隊與中央軍對峙,幾乎爆發一場內戰,。但是,最終以雙方達成政治妥協而和平結束。)
這就是說,李宗仁、白崇禧公開發對派部隊圍剿共產黨紅軍 ,要求像傅作義將軍那樣,把部隊開到抗日前線去,打擊日寇。
山西的實力派閻錫山,遵照其父親的遺囑,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
當時,李宗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指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逮捕上海抗日救國會七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僕、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李宗仁、白崇禧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國志士寒心。」
百靈廟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百靈廟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因此,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
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周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遂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
這是我10年前看到的周恩來明確講到的綏遠抗戰激起西安事變的一段史料。
因此,我贊成「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但蔣介石拒絕張、楊援綏之請,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這一觀點。
一次規模不很大的戰役,可以誘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我認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第四、百靈廟戰役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
傅作義部取得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後,艱苦轉戰二萬五千里,剛剛到達延安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得知這一戰況後,首先發表通電。11月21日,毛澤東、朱德在通電中說:「足下孤軍抗日,迭獲勝利,日偽軍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傳來,全國歡騰,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1936年11月23日《紅色中華》) 緊接著,百靈廟大捷後,傅作義將軍收到毛澤東一封珍貴的賀電,內容是:百靈廟大捷是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為支持你們抗戰,中國工農紅軍將組織抗日先鋒隊,只要綏遠需要,立即奔赴前線。
過去,我只知道後一個電報,翻閱1936年11月23日《紅色中華》史料,又知道了第一次通電。兩次賀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與立場。
對於我的以上看法,需要作2點說明:
這篇拙作不是我的一家之言,而是國內研究抗戰史的許多人思想、觀點的綜合。我贊同他們的觀點和思想,利用這次紀念活動提供的平台,宣傳、擴散這些獨特、深刻、新鮮的思想,希望得到更多人士的贊同與傳播 。
回憶歷史,是為了改變現實。我希望此文發表後,能引起有關方面對紅格爾圖和百靈廟兩次著名抗日戰役的戰場遺址,進行重點保護。10年前,民政部公布的幾百處國家級抗戰遺址,沒有百靈廟戰役遺址,只有百靈廟暴動遺址。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也許是國家有關部門對這兩次戰役在中國抗戰史中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了解不夠;也許是內蒙古有關方面申報不力。今後,我期望這兩次戰役的遺址,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該修復的修復,該保護的保護,這樣才能對得起那些抗日陣亡將士,對起那些民族英雄!
談到抗戰遺址的保護,呼和浩特市華北軍第59軍抗日烈士墓地與墓碑,最應該列入國家級的保護範圍,受到高規格的保護!遺憾的是,民政部沒有將它列入。對於內蒙古有關方面來說,當務之急是,改變目前的保護方式,變公主府公園為抗日烈士陵園,變園林局管理為文物局管理。
(2025年5月6日)
(張崇發,男,80歲,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其武私人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