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發現者施昕更之子施憶良去世

2025年06月06日11:10:20 歷史 5678

潮新聞客戶端記者馬黎

6月6日，良渚遺址的發現者施昕更之子施憶良去世，享年94歲。

施昕更有三個兒子，分別叫憶良、建良、建安——回憶良渚、建設良渚和建設安溪，安溪是施昕更岳父母的家鄉。然而，建良在抗戰中溺水而亡，建安因病夭折。施昕更1939年去世時，憶良只有8歲。

施憶良的兒子施時英，今天仍在良渚從事文保和研究工作。他過去說，19是施家的幸運數字，爺爺19歲進西湖博物館，父親19歲進浙江博物館，而他也是19歲到良渚從事文保工作。

今年2月，施昕更紀念館在良渚正式開館。今天，重讀2019年錢江晚報《尋找施昕更》，憶良，憶良。

施憶良站在良渚古城遺址公園裡的施昕更雕塑旁

施時英一家人坐在電視機前，看到了那隻小槌子敲了下去。

2019年7月6日14時43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亞塞拜然申遺現場的掌聲快要溢出熒幕。

電視台來家裡採訪，爸爸笑著，話不多，只是說，很激動，很激動。良渚申遺前後那一個多月，施時英接到了各種要採訪他和爸爸的電話，關於他祖父施昕更的故事被無數次提起。

施憶良

1936年，只有25歲的杭州良渚鎮人施昕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前身)地質礦產組的一位普通職員，並非考古學科班出身，卻首先發現了良渚遺址，揭開了浙江遠古文化的神秘面紗。

他被稱為「良渚文化的發現人」「良渚遺址的發現者」。

祖父是如何發現良渚文明的故事，施時英已經講了無數次，但那天電視台來家裡採訪，爸爸突然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本子，翻到其中一頁。

是爸爸的字。標題:施昕更臨終前一天寫給父親的一封信。

父親大人膝下:......因男自上月份起患病，迄今無力執筆，致勞廑念，

深為不安。男自四月初起，身體時感不適，曾赴永嘉醫治，費去數十元，並未見效。詎料至四月下旬，突發猩紅熱病，病勢頗危，中西醫束手，且當時時局頗緊，藥品亦無法購到，男以為已無生望矣。後幸有中醫胡君，願負責醫治......迄今一月未能醫治;肛門又因熱度鬱積，大便出血，痛苦萬狀，且元氣大傷，身為癱瘓，未能離床褥一步，不知何日可以復原，心中異常焦急，現仍在服藥診療(代補筆)。謹請

鈞安!

男昕更叩稟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月二十七日

寫這封信的2天後，1939年5月29日下午2時30分，施昕更在瑞安縣立第二醫院二號病房去世，年僅28歲。

父親從來沒給施時英看過這本筆記本。「我突然體會到，他的心情，他的表達是這樣的。」爺爺去世那年，爸爸只有8歲，他很少說爺爺的事。但有一次，他對施時英說：你爺爺葬在瑞安，我沒去過，等你長大了，我們騎著自行車一起去。

2019年，良渚古城申遺成功，施昕更去世整整80年，可是他的墓還沒有找到。

【1】施昕更和《良渚》

良渚博物院的展櫃里，存放著一本考古報告《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這是良渚考古的開端，是浙江新石器考古的開端，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著作之一。

但翻開報告，扉頁和卷首語卻不見一本專業考古報告的格式、術語和理性。

扉頁寫著一句話：僅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卷首語，更是字字悲傷：

這本報告，是隨著作者同樣的命運，經過了許多患難困苦的經歷，終於出版了......遙想這書的誕生地——良渚——已為敵人的狂焰所毀滅，大好河山，為敵騎殘踏而黯然變色。這報告中的材

料，也已散失殆盡，所以翻到這書的每一頁，像瞻仰其遺

容一樣的含著悲愴的心情......

二十七年(1938)八月重印昕更志於瑞安

寫下卷首語時，施昕更已經離開故鄉良渚8個月了。妻兒還好嗎？他無從知曉。

1937年4月，施昕更其實已經寫完了《良渚》報告，準備在杭州印刷廠付印，後來因為製圖版很費周折，照片製版交給了上海的中國科學公司。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西湖博物館為躲避戰火，必須南遷，可是此時，《良渚》報告還在印刷之中。

施昕更獨自暫避良渚，堅持繼續負責印刷的工作。

但戰火還是燒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斷，沒有印成，連已經制好的圖片

鋅板也無法帶出。他不得不拋棄相依為命的研究室，但這份報告，絕不能丟——「科學工作者必須以『最後一課』的精神，在烽火連天中繼續我們的工作。」他寫道。

施昕更把報告的校樣寄存良渚，自己帶著一部《良渚》舊稿，趕去博物館所遷移的駐地。

此時，博物館已經遷到蘭溪。看到稿子完好無損，館長董聿茂決定再度印刷。但是，戰事緊張，只有兩三百塊館費，館裡還有5個工作人員需要生活，重印根本沒有經費。

董館長帶著稿子衝到已經遷往麗水的浙江省教育廳，以珍惜學術著作為重，要求撥款付梓。

秘書長看完稿子，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廳出資印刷。

這就是為什麼《良渚》報告的封面上，印有「浙江省教育廳」的原因，不僅僅只是「出版」這麼簡單。

此時，陸路已經不通，只能走海路。溫州是無法印了，只能去上海。

於是，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鍾國儀帶著稿子，繞道溫州，乘船去了當時已經是「孤島」的上海付印。同時，又委託著名考古學家、時任「吳越史地研究會」總幹事的衛聚賢先生校對。

此時，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醫治無效夭亡。

國難當頭，田野考古活動幾乎完全停滯的中國，個人都難以保全的時刻，一部考古報告，竟活了下來。1938年秋，《良渚》報告終於由上海的中國科學公司印刷出版，公之於眾。

而此時，施昕更已經決定留在瑞安，投身「保衛家鄉，撲滅敵人」的抗日洪流中。

1938年春，省立西湖博物館在抗戰遷徙途中被迫縮小編製，施昕更無法再留下來，只能解職。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但因學歷太低，沒有申請成功。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推薦他去瑞安工作。

1938年五六月間，施昕更投筆從戎，擔任浙江省瑞安縣抗日自衛委員會秘書一年，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最後，我這樣冥想著，良渚遺址初步發掘是完成了，而我還盼望著第二次在良渚發掘的時候，在焦土瓦礫中，找出敵人暴行的鐵證，同胞血和淚的遺迹，供世界正義的批判......」卷首語最後一段，他這樣寫著，等待再次回到良渚。

「我爺爺幾乎是拋棄了家裡，家裡頂樑柱沒有了，那個時候，我奶奶還在，我爸爸還小，對家裡人來說，其實是很不理解他的。」

直到看到這篇寫於瑞安的卷首語——「我以前也不懂，可是這篇卷首語看了好幾遍，他對良渚的這種情結......」施時英突然問我，你知道我爸爸叫什麼名字嗎?

施憶良。

施憶良

【2】尋找施昕更

申遺成功前一個月，施時英來到溫州瑞安西山，再次尋找爺爺的墓。沒有。

這個動作和結果，20年來，施時英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是良渚水壩的重要發現者，曾在一張衛星照片里發現了水壩的關鍵線索。他不止一次設想過，能不能用考古的方法找到施昕更的墓。先在早期衛星照片上找到西山位置，再製作立體影像。如果有關於墓的照片或者文字記錄，可以根據環境推測出大致的位置，如果墓碑不存，可以用骨骼做dna檢測。

只是，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具備，關於墓的位置，目前沒有任何信息和檔案。

除了施憶良手抄的這封信，1939年5月30日，《瑞安日報》（復刊第五十號）刊登了「抗衛會施秘書昨病逝」的新聞。最後一句是這樣的：「聞施君身後蕭條，呂縣長飭屬定本日上午十時在暫厝之西山下舉行公祭雲。」

呂縣長，就是當時的瑞安縣縣長呂律，他同時也兼任抗日自衛會會長，幫助辦理了施昕更的身後事。

西山，瑞安城內的一座山，靠近飛雲江，是至今尋找施昕更墓的唯一線索。

陳欽益的家就在西山腳下，他記得很清楚，小時候曾在西山東南山腳見過一些「類型不一樣」的墓。後來，他成為了瑞安博物館館長，閱讀了大量施昕更的資料後，才想起來，小時候見過的墓，或許就有施公的墓。「因為施昕更當年是公葬，自然比民間老百姓的墓更講究。」

然而，時移世易，西山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83年，瑞安第二次文物普查，瑞安博物館老館長曾和陳欽益提起，老館長組織人員做過一次地毯式的普查，尋訪施昕更的墳墓和遺物。西山上有很多歷史遺迹，但並沒有找到施昕更的墓。

陳欽益說，上世紀80年代，當地人私自在西山上造違章建築，原本西山上的墓已被破壞。

1998年，他帶著施時英去西山尋找，未果。2000年後，西山拆違，要建西山公園，他聽到消息後，再次去找施昕更的墓地，依然沒有找到。「小施來過很過次，後來怕麻煩我們，就自己去找過幾次，但還是沒有發現。」

據《瑞安日報》2019年7月22日報道，瑞安市檔案館中沒有查到施昕更的相關材料。今年86歲的市民政局離休幹部樂嘉楠回憶，上世紀90年代，他負責將西山、萬松山上的烈士墳墓遷移至烈士陵園內，記憶中沒有施昕更這個名字。

而施昕更的日記，或是寫自己的文章，至今也沒有找到。

目前，關於施昕更的文字資料，除了透露出他無限深情的《良渚》報告，以及發表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上的專業論文和報告外，1937年2月15日出版的《浙江青年》第三卷第四期《杭州附近地質觀察》一文，約7000字，以科普的形式，深入淺出地講述了杭州及其附近的地質構造。還有1945年5月15日，抗戰勝利前夕，浙南松陽出版的《浙江省通志館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登有施昕更的《浙江礦產志緒言》(約1500字)和《浙江礦產之種類及分布》(約5000字)，是他的遺著。

如今，西山的南邊是公園，西邊是烈士陵園。「以前我們一直在南邊找，沒有進入現在的烈士陵園找過，我想今年再找找，希望在這裡會有一些線索。」施時英說。

施家還留有一張照片。

這些年，我們應該都是通過同一張照片，記住了施昕更的樣子：清瘦，戴眼鏡，微笑，衣服口袋上別著鋼筆。

抗戰勝利後，那位在炮火中把《良渚》報告送去上海付印的鐘國儀，找到了同在浙江省博物館工作的施憶良，拿出一張照片。

正面有「瑞安快活照相」的鋼印；背面有字：國儀兄惠存，弟施昕更贈，二月八日。並鈐有朱文名章。

1939年2月8日，施昕更把這張在瑞安拍的照片，送給了好友鍾國儀。

這對接力守護了《良渚》的戰友不會想到，這是最後的照片。照片右側還有一排藍墨水小字，是鍾國儀後來加的：廿八年(1939)五月二十九日去世於瑞安。

小時候，施時英經常怪爸爸：你為什麼以前沒有去找，為什麼沒有實際行動?他每次從瑞安回到杭州後，還要發發牢騷:你為什麼不早點去找?

施時英脾氣有點倔，直來直往:人家清明冬至都去祭拜先人，我們祭拜誰?去哪裡祭拜?你祖宗都不要了?

施憶良不多話，只是說：無所謂，無所謂的。直到施時英看到了父親那本抄信的筆記本，他才覺得，父親一定有他的苦衷，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3】發現良渚

1934年，施昕更代表西湖博物館參加在天津舉辦的全國地質大會。前往天津參加地質大會時，他不小心坐錯了列車，為了不耽誤參會，竟然從已經啟動的列車上一縱而下。其果敢的稟性由此可見一斑。

1936年，杭州古盪老和山，也就是現在的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因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動土中出土一些石器，引起了當時吳越史地研究會的注意。

經衛聚賢倡導，5月31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和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作了一天的試掘。

有哪些人參與試掘？看名單：吳越史地研究會的衛聚賢、樂嗣炳、金祖同和西湖博物館的館長董聿茂、歷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地質礦產組助理施昕更等人。試掘開探坑3個，僅獲石器6件、陶片3塊，另採集石器十餘件。

試掘不過短短一天。本來，西湖博物館派施昕更參與古盪發掘的原意，是讓他繪圖記錄發掘的地層，但施昕更「不務正業」，見到古盪已搜集的石器後，覺得太熟悉了，在他的故鄉良渚，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東西，他覺得應與古盪出土的石器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

古盪試掘後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回到故鄉良渚搜集開了，「終日躑躅于田野阡陌之間，不以為苦」。果然，除了石鏟之外，他意外地又得到許多不同形制的石器。

得到了，是不是就結束了?

從接下來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年輕人帶著明確的考古目的——「我又覺得，以收購的方式，是太不科學化、太幼稚，還不如古董商收購古玩一樣。」

他想到，利用河岸池底來觀察地層的剖面，這是進行考古發掘最簡單易行的辦法。

7月，他又來良渚調查，經過多日的分區考察，對於石器遺址的分布地點，有了大概的輪廓，同時在枯竭的池底，親自撿到了不少石器。

11月3日，施昕更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他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一個乾涸池底，發現了一二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回到杭州後，他參考了各種考古材料，尤其受《城子崖》發掘報告啟示，悟及這些黑陶與山東城子崖黑陶文化，為「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放下黑陶，施昕更很興奮，「引起我絕大的勇氣與興趣」。這一兩片黑陶，我們後來知道了，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而後面的事，你應該也知道了——

董聿茂對施昕更的新發現非常重視，由館方依照當時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條之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採掘執照。1936年12月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日—20日，施昕更先後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館對棋盤墳、橫圩里、茅庵前、古京墳、荀山東麓以及長明橋鍾家村等六處遺址進行了試掘，獲得大批黑陶和石器，並在此期間經調查，發現了以良渚為中心的十餘處遺址。

這是他28年短暫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