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無頭女屍案：一樁讓包拯束手無策的奇案

汴河浮屍驚朝野

慶曆三年十月十七，汴京籠罩在秋雨與薄霧中。城南搬運工劉大在河灘蘆葦叢發現一具無頭女屍，屍體身著青綠色蘇綉褙子，腰間銀絲絛帶沾滿淤泥，右手小指骨節異常殘缺。這樁案件由開封府司錄參軍趙允親自呈報，驚動了正在核查秋賦賬冊的權知開封府包拯。

屍體脖頸切口平整如刀削，顯是死後斬首。仵作驗出死者年約二十五歲，左手虎口有長期握筆形成的繭痕，指甲縫嵌著的靛藍絲線經辨認，竟是嶺南特產的木藍染色工藝。包拯冒雨踏勘現場時，發現泥地兩串腳印：一串七寸三分的男子足印，步距四尺有餘；另一串淺而小的足跡，似為女子纏足所留。

最關鍵的物證來自屍體袖袋——半枚帶齒銅鑰。鑰匙表面銅綠斑駁，柄部陰刻"甲三"字樣，齒槽中殘留著黑色油脂。當夜，包拯召集幕僚研判案情，發現汴京七十二家櫃坊的存物鑰皆無此形制，而鑰匙鑄造工藝竟與工部十年前存檔的"天聖制式"完全吻合。

青錦衣料藏玄機

無頭女屍所穿青綠褙子，成為破解身份的關鍵。織造局老匠人認出這是江南"雙面錯針"技法，需用孔雀羽線與金銀絲交織，三年方能織就一匹。這種織物本為宮廷特供，但包拯徹查尚服局記錄，發現慶曆元年曾有批貢品因運河翻船沉沒，清單中恰有二十匹同色織錦。

案件出現詭異轉折：泉州商船沉沒事故的倖存者供認，他們承運的"織錦"實際裝在密封陶瓮中，瓮底殘留的黑色粉末經辨認為辰州硃砂。更蹊蹺的是，船板縫隙嵌著刻有道家符文的龜甲，與屍體掌心的殘缺八卦圖案如出一轍。

包拯派公孫策暗訪城南黑市，得知半年前有批"宮貨"通過漕幫流入民間。在虹橋下的鬼市，一個賣胭脂的老嫗指認，案發前夜見過穿青綠褙子的女子與黑衣人同行，那女子右手小指戴著鎏金銀甲套，走路時散發淡淡檀香。

銅鑰牽出皇陵案

帶齒銅鑰經硝石水清洗後，顯露出"天聖五年工部監造"字樣。包拯調閱皇城司密檔，發現天聖五年為修奉先殿地宮，曾特製十二把玄鐵鎖鑰。這些鑰匙本應隨仁宗生母李宸妃陪葬，但內侍省記錄顯示，明道二年地宮滲水修繕時，七把鑰匙不翼而飛。

永豐倉甲三號倉的蹊蹺往事浮出水面。老倉吏回憶，天聖年間該倉曾存放過地宮石料，某夜突發大火後，倉中留下五具焦屍，面目俱毀。包拯勘察舊倉遺址時，在殘垣發現與銅鑰油脂成分相同的松煙痕迹，疑似有人長期在此煉製丹藥。

案件關聯性陡然升級。刑部在虹橋下游撈起的半截衣袖，經比對與女屍衣物經緯密度完全一致。更驚人的是，衣袖內襯用茜草汁寫著"兗"字，與仁宗幼子兗王趙俊的封號暗合。此刻，垂拱殿傳來旨意：此案移交皇城司督辦。

沉船符號現端倪

泉州商船殘骸中發現的道教符號，將案件引向神秘維度。公孫策比對《雲笈七籤》，確認龜甲所刻為"五獄鎮魂符"，常用於帝王陵寢的厭勝之術。船艙暗格中找到的玉圭碎片，經鑒定是帝王祭天用的"玄蒼玉"，這種禮器唯天地壇與皇陵地宮有權使用。

商船水手的證詞揭開更大謎團。年輕舵工供述，在揚州裝貨時，曾見六名黑衣人抬著描金箱籠登船，箱角銅牌刻著"內侍省押班"字樣。箱中傳出女子嗚咽聲，隨行宦官手持的象牙柄麈尾，正是三品以上內侍才可使用的制式。

包拯冒險夜探運河碼頭，在沉船水域撈出半塊鎏金銅牌，上刻"掌葯司"篆文。尚藥局檔案顯示，這類腰牌持有者需每日向御葯院呈報脈案。此刻，一個被掩蓋的宮廷秘聞逐漸浮現——仁宗寵妃張氏的貼身宮女翠珠，恰於月前"暴病而亡"。

深宮迷霧鎖真兇

尚宮局記檔中，掌葯宮女翠珠的死亡記錄疑點重重。其"暴斃"當日，御葯院未有診脈記錄，而內侍省卻特批用楠木棺收殮。更關鍵的是，翠珠右手小指幼年時被葯碾所傷，與無頭女屍特徵完全吻合。

張貴妃兄長張堯佐的江南織造局，成為案情突破口。查訪得知，天聖五年張堯佐任淮南轉運使時，曾以修繕永豐倉為名，私調辰州硃砂二百石。這些硃砂的最終去向，與泉州商船所載貨物形成閉環。

包拯在《乞查永豐倉舊檔札子》中暗指皇室醜聞，提及先帝真宗曾用"五獄鎮魂"儀式鎮壓李宸妃怨靈。此刻，刑部存檔的關鍵文書離奇失蹤，最初驗屍的仵作舉家南遷，商船倖存水手接連暴斃，所有線索在權力陰影下戛然而止。

千年懸案留疑痕

慶曆四年正月，案件被永久封存。皇城司在結案文書中稱，無頭女屍系"運河浮屍，無從稽查"，但包拯私札里留下"天時不予，人證星散"的嘆息。民間卻流傳起"鬼新娘"傳說：每逢雨夜，汴河畔便有穿青綠嫁衣的無頭女子徘徊，手持半枚銅鑰尋找仇人。

靖康之變後，金人在劫掠的典籍中發現端倪。某冊泛黃的《內侍省用度錄》夾頁中，記載著天聖五年"賜張氏玄蒼玉圭一，鎮魘用"。而散佚的《張貴妃脈案》里，赫然寫著"侍女翠珠攜五獄符出宮，酉時不歸"。

歷史迷局鑒古今

案件涉及的辰州硃砂，實為煉丹術士煉製"紅丸"的原料，而仁宗朝正是外戚與文官集團角力的關鍵期。張堯佐憑藉妹妹得寵，掌控江南財賦命脈，此案很可能是權力清洗的餘波。

從刑偵角度分析，案件呈現典型"跨階層犯罪"特徵。青綠織錦指向宮廷，道家符咒關聯民間教派，沉船貨物涉及漕運黑市，多重勢力交織成保護網。即便以包拯之能，亦難突破層層利益壁壘。

此案在《洗冤錄》中的特殊地位，恰因它觸及了古代司法的邊界。當證據鏈延伸至皇權禁區，任何刑獄手段都失去效力。那些被刻意抹去的歷史細節，反而成為後人研究北宋司法困境的絕佳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