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餘暉（增一）馮京曾是舊黨中堅，元祐時為何拒絕司馬光邀請？

宋哲宗趙煦雞尾後的元祐更化是北宋舊黨對新黨發起的一次反擊，也是北宋後期新舊黨爭白熱化的表現。在舊黨的主持的元祐更化中，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被新黨貶謫的舊黨要員紛紛復出，在司馬光的領導下開始了廢除新法，恢復舊法的政治運動。這次政治運動集中幾乎舊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對新黨發起強有力的政治攻勢。舊黨要員們在司馬光的邀請和感召下加入，然而也出現了一些例外。原舊黨宰相富弼的女婿，熙寧變法時與新黨宰相王安石激烈鬥爭的舊黨要員馮京卻拒絕了司馬光的邀請，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在舊黨大舉反攻倒算的關鍵時刻，作為曾經的舊黨中堅要員，馮京卻作出了與絕大多數舊黨成員背道而馳的選擇，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對於舊黨而言，元祐更化可以說是舊黨對新黨的巨大勝利，也是奪取新黨執政權的開始。在這樣隆重而關鍵的時刻，能夠參與其中是與有榮光的。但馮京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拒絕了司馬光的邀請，而且閉門謝客，甚至主動提出辭官，讓所有舊黨官員摸不著頭腦。最終在馮京的堅持下，朝廷不得不同意他的辭官申請。如此一來，馮京便跳出了新舊黨爭的旋渦，保留了他一生的政治清明。

為什麼馮京在舊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時候退出呢？歷史上的學者們眾說紛紜，但最終卻沒有切實的結論。從當時的形勢上看，馮京的退出是讓人難以理解的。當時的舊黨宰相司馬光親自出面邀請，讓馮京出任樞密使，這是莫大的殊榮。樞密使雖然不是宰相，但地位類比宰相，是掌握朝廷軍權第一人。在宋朝以文御武的政治背景下，他就是舊黨的二號人物，位置還在呂公著、范純仁等人之上。司馬光邀請他出任如此要職，這既是對他的信任，也是舊黨眾臣公推的結果。這是多少官員夢寐以求的事，而馮京卻主動推辭了，讓人意想不到。

馮京是宋史上的名人，也是北宋最後一個三元及第的狀元，在古代科舉史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很多人認識馮京要麼是從他三元及第的傳奇，或者是馮京作馬涼的故事，又或者是他兩娶宰相女的佳話開始的。實際上馮京所處的年代正是北宋新舊黨爭最為激烈的時代，他在這些黨爭中有著很多的表現。他是官宦世家出身，考娶狀元後又迎娶了宰相富弼的女兒，所以他在舊黨官員中有著特殊的政治地位。富弼作為宋仁宗趙禎時期的宰相，是舊黨的堅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朝廷重臣，所以翁婿倆在舊黨中的地位極高。

當時已經致仕退休的富弼在野拉攏各方士大夫官宦世家，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反對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而作為參知政事的馮京則成為朝廷內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中堅，他甚至聯合王安石的弟子鄭俠彈劾王安石，迫使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也在朝廷中積累了極高的名望。在反對熙寧變法期間，他先後出任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是活躍於一線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官員。王安石多次想要罷黜他，但都被宋神宗所阻止，最終牽涉到了鄭俠妄言案才被貶謫出朝廷，從史書上看新舊黨爭的初期，馮京表現得比司馬光等舊黨領袖更加的活躍。

對於這種既有學術能力，又有家族背景，還在第一輪新舊黨爭中表現出色的官員，作為舊黨領袖的司馬光是萬萬不能錯過的。司馬光親自出馬邀請馮京出任樞密使，實際上就是把他作為自己的繼承人來培養。當時舊黨雖然掌握的朝廷大權，但形勢並不樂觀。因為在熙寧、元豐年間受到新黨的打壓，舊黨之中人才凋敝，能承擔繼承人資格的人不多。司馬光身體多病，呂公著和文彥博已經年老，范純仁、蘇軾等又不受司馬光喜歡，馮京就成了最佳的選項。可讓所有舊黨官員意外的是，馮京居然拒絕了司馬光，並上書朝廷請求辭官。

從各方面的史料分析，馮京選擇辭官雖然令人意外，卻也是無比正確的，也表現出了明哲保身的政治態度。從他的政治背景、家族歷史等各方面看，這種選擇是一種知進退的表現，也說明他並不是如很多學者評估的那般平庸。從家族背景來看，馮京的成功與他的岳父富弼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馮京政績不行，能力平庸，靠著岳父才走到了副宰相的位置上。其實這麼評價馮京是有失偏頗的，馮京雖然受富弼的影響很大，但也有自己出色的一面。他雖然在反對新法的政治態度上與富弼一致，但對新法的看法卻有著很大的差異。

與富弼提出的一刀切的反對新法不同，馮京卻認為新法也有可取之處，這一點與舊黨中溫和派的范純仁、蘇軾等人的觀點相近。如果說司馬光、文彥博、富弼是極端保守派，那麼馮京、范純仁等人就是溫和保守派。他們並不主張一代切的廢除舊法，而是進行選擇性的融合，達到新舊互補的效果。這一點司馬光是嚴厲反對的，他要求復興祖宗之法，全面廢除新法和貶謫新黨官員。正是因為如此，司馬光上位後不但打壓新黨，甚至連舊黨中的溫和派也成為排擠的對象。蘇軾在舊黨復起後沒有重回朝廷，繼續在各州之間流浪，便是這個原因。

如果馮京答應出任樞密使，他勢必要在朝廷政策路線上和司馬光站在一起，成為廢除新法和打壓新黨官員的先鋒。這種政治主張與馮京的想法是背離的，他也不想成為司馬光的政治打手，婉言回絕司馬光的邀請就成為了一種選擇。實際上對於這種極端化的事，馮京想來是不主動站隊的。比如在宋英宗趙宗實為父親濮王趙允讓爭取政治地位的「濮議」之爭中，當時還是翰林學士的馮京就沒有依附宰相韓琦進行站隊，連皇帝的面子也不給。既然皇帝都不能強迫馮京站隊，就算司馬光是舊黨的領袖宰相，又豈能請得動馮京？

在熙寧變法期間，馮京走到一線與王安石關於新法進行爭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持富弼及其士大夫集團的政治態度。而到了元祐更化時，富弼已經去世兩年了，馮京沒有必要還為富弼的政治態度站隊。他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他自己的態度，也就是溫和派的舊黨姿態，自然沒有必要區給司馬光當跟班。

而從親情的角度看，司馬光讓馮京當樞密使也是把他當工具，用來迫害新黨官員，而馮京的親戚中卻正好有不少新黨要人。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馮京的親家蔡確，便是新黨繼呂惠卿之後的第三代領袖，也是宋神宗元豐年間的宰相。因為馮京之女嫁給了蔡確之子蔡謂，所以他們的私人關係還算不錯。

司馬光要對新党進行一刀切的反攻倒算，貶斥和迫害蔡確一家就是必須要做的。歷史上的車蓋亭詩案就是舊黨迫害新黨搞出來的，蔡確也因為此案被貶到南方，最後憂鬱而死。馮京阻止不了司馬光的行為，但也不願意親手迫害自己的親家。馮京拒絕了樞密使的官位，就是不在新舊黨爭中站隊，以明哲保身的態度退出黨爭，避免捲入政治漩渦中。他對於當時新舊黨爭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所以沒有急於表現自己的政治態度，這與絕大多數復出的舊黨官員不同。別人只看出了元祐更化對舊黨的好處，而他卻看出了其中藏著的災難。

元祐更化是舊黨最後一個輝煌，之後便是一落千丈的敗退。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司馬光不是皇帝任命的宰相，而是太皇太后高滔滔任命的。宋神宗去世後，因為宋哲宗趙煦年幼，朝廷大權由高滔滔掌控，這使得舊黨有了復起的機會。高滔滔臨朝聽政後，便將司馬光從洛陽召回，拉開了元祐更化的序幕。因為有了高滔滔的支持，司馬光將蔡確、章惇等新黨重臣貶斥出了朝廷，然後將全國各地的舊黨官員召回，開始進行廢除新法的活動。他的這些行為實際上並非皇帝趙煦的意思，而是士大夫保守集團和外戚集團合力推動的。

司馬光等人的行為不但讓皇帝趙煦及其母親朱太妃不滿，而且違背了宋神宗臨終前的遺詔。說得嚴重一點，司馬光等舊黨官員推動的元祐更化，實際上是對宋神宗和整個宋朝的背叛。因為趙煦年幼，朱太妃又不是正宮皇后出身，所以朝廷大權才旁落到高滔滔和司馬光的手上。幼年的趙煦不得不對高滔滔和司馬光的行為表示沉默，這是韜光養晦，但不用永遠的接受。等到趙煦成年，自然會撿起宋神宗未完的事，這是必然的結果。司馬光想通過對新黨的趕盡殺絕來阻止新法，這是非常荒唐和瘋狂的事，也是馮京所不能認同的。

可以說一旦趙煦親政，新黨必然捲土重來，對司馬光等人所做的元祐更化反攻倒算。如果加入到司馬光的元祐更化中，對馮京的後人只會帶來滅門的災禍，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舊黨官員目光短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未來的災難。馮京是官場老油條，對這種事看得很清楚，所以回絕了樞密使的高位，也就避免成為未來新黨打擊的目標。從歷史發展來看，趙煦對馮京的選擇是非常感激的。馮京去世時，趙煦親自到馮家祭拜，以表示其榮寵。而馮京的女婿蔡謂也因此得到回報，在新黨中混得風生水起，後來還成了副宰相。

從各個方面看，馮京是非常有遠見的官員，他對朝廷政治鬥爭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一生的官宦生涯中幾乎沒有吃過大虧。很多學者認為馮京的官場生涯一帆風順是的利於岳父富弼的照應，實際上這是有失偏頗的。馮京在政績上不算出色，但在為官上確實出類拔萃的。尤其是對於政治形勢的把控，比富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能在新舊黨爭激烈的時代兩面討好，這不是簡單的騎牆能做到的。從政治利益上看，他能夠在反對新黨的同時，讓新黨的人認可，可見其政治見識也是出類拔萃的，比大多數舊黨官員高出不止一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