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丨李帆:《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從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談起》

2025年01月19日03:02:05 歷史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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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題

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

——從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談起

李 帆

北京師範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研究基地[培育]、歷史學院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

在近代中國強化民族認同的歷史情境下,歷史教科書可謂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一個典型文本。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相關表述,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在文本中的最初體現。清末知識精英所倡導的「中華民族」,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可,民國初建之時歷史教科書編者才開始用到「中華民族」概念。到了五四時期,「中華民族」開始較多地被教科書所採用。通過書寫中華民族的歷史,教科書彰揚了民族融合宗旨,使得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成為一種公共知識,先進入教育系統,進而普及社會,逐漸得到國人的認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代表著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

關鍵詞:中華民族;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

近年來,中華民族研究成為熱點,相關論著層出不窮。其中有關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觀念問題的探討,乃頗受學界關注的課題,已取得不菲的成就。但若深入考察,則知這方面的研究並非十全十美,盲區仍然存在,最為突出的是注重上層精英的思想理念,如對梁啟超楊度孫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的中華民族觀念極為重視,相對卻忽略了精英觀念轉化為民眾意識的過程,對於中華民族觀念如何傳達給普通人從而實現上下互動的歷史面相,缺乏具體深入的研討,令人遺憾。

將精英觀念轉化為民眾意識,需要媒介發揮作用,大眾傳媒如報刊、廣播電視,教育工具如教科書等,都具備這種功能。在近代中國,報刊、廣播、教科書等通過各種符號傳播精英觀念,引導大眾認同意識的形成,傳播民族觀念和形成相應的民族認同意識,當然是題中必有之意。在這方面,歷史教科書尤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一種話語載體,歷史教科書承載著傳播主流歷史觀、價值觀以引導民眾的功能。在近代中國強化民族認同的歷史情境下,教科書通過史實的梳理和相關概念的表達,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是其使命所在。費孝通先生曾經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於「自覺的民族實體」的研究而言,歷史教科書可謂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一個典型文本,其相關的概念表述、內容選擇皆系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一種表達,以之為個案展開探討,當對促進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研究裨益良多。當然,近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與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的互動關係頗為複雜,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相關表述,只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在文本中的最初展現而已。

在歷史教科書中用民族觀念表述人群之別,始於清末。清末學制改革、歷史教科書成為歷史教育工具之時,國內尚無可用的規範化的歷史教本,只能取法於日本,將日人所編之歷史教科書或搬用或改編使用。在西方史學的影響下,此時的日本學界,把民族國家敘事當作歷史敘述的主軸之一,所以史學論著比較強調民族身份問題。由於尚屬新名詞新概念興起的時代,「人種」「種族」「民族」等辭彙並未被嚴格界定,常有混用現象,教科書里也是如此。不過無論使用何種辭彙,敘述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如《東洋史要》等,都將這類概念在書首著重書寫,甚至有時將之與「國家」概念相混淆。受此影響,中國人自編的歷史教科書佔據主導後,這樣的處理方式仍延續了下來,何況當時正是新政時期,清朝已開始走在建設民族國家的路上,同樣需要民族觀念的話語表達。

考察清末的歷史教科書,往往在書首的「編輯大意」部分和正文之初敘述太古歷史的地方出現與民族相關的表述。如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言:「今黃種與白種競爭,猶昔漢族與非漢族競爭也,是編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中國於黃河經流之處,有肥沃之地,太古漢族由西北方移居於此,人口漸次繁殖,分眾部落(民族聚處曰部落)。」文中雖然出現「漢族」「民族」字樣,但很顯然此「民族」和「種族」相混,並非是有明確界定的清晰概念。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開宗明義言其宗旨曰:「中國第一怪事,建國數千載,無通行之國名。漢唐華夏,朝代假名;震旦支那,外人所命。今姑就普通一般國民之口號,顏曰《中國歷史》,既合名從主人之公理,又足樹民族主義之奧援。……今不以東洋史名之,蓋欲孕育我國民族帝國主義之精神,而執將來世界之牛耳……今特發揮種族團體之大義,嚴本族外族之鴻溝,使愛種保種尊種之念,油然而生,以養成種族主義之特質。」這裡將「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種族主義」三個名詞混用,且都出之以正面意義,還強調「嚴本族外族之鴻溝,使愛種保種尊種之念,油然而生」,「族」和「種」似為同義;該書首編第三章《人種略說》的第一部分為《漢種(本族)》,內中言:「東西洋歷史家嘗曰:支那歷史者,漢人種之歷史也。蓋我國之所以有今日者,實漢種之所賜。」「今敢正告我國民曰:中國者,漢人種之中國也。」同樣未區分「族」和「種」,並具有濃厚的排滿興漢的種族民族主義味道。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一冊的《中國種族之原》一節中說:「種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則至難定……至稱曰漢族,則以始通匈奴得名;稱曰唐族,則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也是談「種族」之定名,列出「漢族」「唐族」之類種名,但仍覺不妥,「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這裡又將中國國家名稱問題帶入,與橫陽翼天氏所言中國「無通行之國名」「漢唐華夏,朝代假名」而非國名的見解,是極為相似的。

「種族」「民族」相淆,甚至將之與中國國家名稱問題混為一談,既反映了在日式教科書籠罩下剛剛起步的本土歷史教科書的稚嫩,又表現出民族危機時局下編者的憂患意識和民族主義考量。其時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觀念雖取向不一,有「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之別,但都希望能夠建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以與列強相抗,所謂中國無「國名」的表述實際反映了身處王朝國家卻嚮往民族國家的意願,望能有一超越具體王朝名稱的國家名稱來指代中國。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教科書都被命名為「中國歷史」,但與民族相關的表述中卻並未出現將「中國」和「民族」連用的提法,也未出現「中華民族」這一辭彙,儘管梁啟超在1902年就已開始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了,或許基於所謂中國無「國名」的現狀而如此吧!

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使得中國有了正式「國名」。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超越歷代王朝國家,以近代民族國家的面目立於世界諸國之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文,如「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等等,都在形式上表明了此點。實際上,「中華民國」國號的使用本身,也極大強化了國人對「中華」的認同感。人們開始有意識地用「中華」一詞來命名各種事物,政黨、團體、報刊、企業等都是如此,如「中華革命黨」「中華職業教育促進社」「《大中華》雜誌」「中華實業團」「中華書局」等等,這為此後「中華民族」成為國人共同認可並有自覺歸屬感的概念打下了良好基礎。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中華民族」出現在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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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歷史教科書中最早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是191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中學歷史教科書 ·本國之部》,書中言:「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與漢族互有關係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強調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其他各族相繼加入;又說:「民國崛起,滿清宣布退位,以五族共和為主……蓋世界大通,種族之競爭益烈,曩時吾漢族所視為外族而相與競爭者,自共和民國成立,當融合滿、蒙、藏、回、苗諸族,以抵禦列國之侵陵,此讀史者所當知也。」這裡既講「中華民族」,又提到「五族共和」,涉及到民族概念和民初國策的關係問題。清末梁啟超最早使用「中華民族」辭彙時,其概念內涵大體仍指的是華夏族、漢族;梁啟超之後,楊度倡導「五族一家」,同時也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闡發民族觀念。楊度的主張,實際為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實施「五族共和」政策奠定了基礎。所謂「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幸福」,民族統一、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則。作為需表達政權意志的特殊文本,歷史教科書是要服務於「五族共和」之國策的,故強調「五族共和」是民族發展大勢之所趨,在「共和民國」時代,漢族「當融合滿、蒙、藏、回、苗諸族,以抵禦列國之侵陵」。由此,民族國家話語呈現出來。民族國家同時亦是國族國家,即把「諸族」凝聚為國族而建立的國家。按照該書的論述,這個國族就是「中華民族」。所以,此時的「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基礎上的「中華民族」。

儘管《中華中學歷史教科書》用到了「中華民族」一詞,但這並非其時教科書用語的常態。其他的歷史教科書,雖在宣傳「五族共和」的民族觀念上不遺餘力,但並未採用「中華民族」一詞,而是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用五大族具體名稱來表述,強調五大族的「出於一原」和各族平等。如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同為黃種,其先同出於一原,皆由西而迻於東。年遠地隔,遂相睽異。以今考之,其由帕米爾高原而蕃衍於黃河流域者,羲農黃帝之一支,漢族也;由衛藏入川陝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後為氐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為葷粥,其後為匈奴、突厥等,回族之祖也;其在東北之地者,有息慎,迻徙當在葷粥前,其後為東胡,為契丹,滿、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漢族得地最優,故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囿於時代因素,這段文字的知識性表述多不準確,尤其是關於各民族由西而移於東的表述,但突出了各族同出一源的觀念,說明是由於「年遠地隔」,才有了後來的民族差異。這裡的關鍵是從五大族的「出於一原」,來引導人們理解「五族一家」和「五族共和」,宣揚的是民族統一原則。對於民族平等,有的教科書表述道:「我中華民國,本部多漢人,苗、瑤各土司雜居其間,西北各地則為滿、蒙、回、藏諸民族所居,同在一國之中,休戚相通,誼屬兄弟。前此為一姓專制時代,各私其種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國建立,凡我民族,不問何種何教,權利義務,皆屬平等,無所軒輊,利害與共,痛癢相關,同心協力,以肩國家之重任。」這段文字,突顯民族不平等是由專制時代造成的,中華民國的建立使得各民族「權利義務,皆屬平等」,實際是力求從觀念上引導人們走出民族壓迫的歷史記憶,轉而迅速認同「五族共和」。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其時的歷史教科書雖在極力為「五族共和」張目,但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並非僅停留在「五族共和」階段,而是認為「五族」必將發展融合為整個中國的一大民族,即「武昌一呼,全國響應,對於廢除君主改建民主大問題,不徒得各省代表之同意,並得清皇族御前會議之贊同,爰以五大族名義公同組織共和之政府,舉前此數百年種界之陋見,震蕩而廓清之。故夫此次之聯合,非復形式上之聯合,直精神上之聯合。繼今以往,吾知五大族之名稱,必歸淘汰,而合完全之中國為一大民族矣。」這樣的表述,儘管未用「中華民族」字樣,其中所蘊涵的中國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極為鮮明的。

可以說,清末知識精英倡導「中華民族」時,並未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可,民國初建之時儘管有潘武等教科書編者出於民國認同之需而用到「中華民族」,但也並非是以一個成熟定型的概念面世。實際上,到了此後的五四時期,「中華民族」一詞才較多地被教科書所採用。

從民國建立到五四時期,是「中華民族」逐漸被大家所接受、認可並由此推廣開來的時期,這自然是緣於精英觀念向民眾傳播的過程性因素,更與孫中山的不懈努力和時局變化的刺激密切相關。

民國甫一建立,孫中山立即接受了「中華民族」一詞,並以官方正式文件對外公布,這就是1912年1月5日他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身份發布的《對外宣言書》中所言:「今幸義旗軒舉,大局垂定,吾中華民國全體,用敢以推倒滿清專制政府、建設共和民國,布告於我諸友邦……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與此同時,孫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為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準則,但他反對泛泛而談「五族共和」,而是要求以漢族為主體,積極團結國內各民族,組成一個大中華民族。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對於「中華民族」的迅速廣泛傳播,起了很大助推作用。孫中山也從五四運動學生與各界民眾所顯示的巨大力量中,看到了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五四運動後,是他談論「中華民族」最為集中的時期。在他的眾多議論中,有一句話至為關鍵,即「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也。」這樣的說法,表明建設一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國家,是為了給中華民族保留萬年基業,民族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一致性於此充分顯露出來。在孫中山的大力倡導和相應的時代氛圍下,五四時期直至北京政府終結時,「中華民族」一詞被得到廣泛使用。

五四時期是中國學制改革的關鍵時期,在反對專制、培養共和國民的思想氛圍下,開始施行取法美國的壬戌學制。壬戌學制下1923年頒布的《初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中,首次明確出現「中華民族」字樣,規定上古史的學習內容中有「中華民族神話時代之傳說,及虞夏商周之文化」。基於五四時期的時代狀況和《課程綱要》的相關要求,「中華民族」成為教科書話語表達的常態。歷史教科書一般是在文本開端介紹人種、民族起源時,用到「中華民族」,如在「華族建國」的標題下說「世界人種,都是亞洲中央高加索那裡起原的,中華民族,大約也是如此。」「華族子孫眾多,立國之地天氣土質都很好,而且歷代聖賢出世的很多,所以文化發達根柢堅固,算亞東大陸的偉大民族。從古以來,東方各民族都不及他的。」這裡將「中華民族」等同於「華族」,仍是在「華夏」的範疇中談,尚未超越梁啟超當年的認識。或曰:「中華民族,相傳起於西方亞細亞,從西方亞細亞東來,越過了帕米爾高原,順著崑崙山脈,散住在『黃河流域』。因為『黃河流域』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對於人民的生活、人群的進化,都很相宜,所以這華族的繁殖,就一天盛過一天,漸漸的就散布到全中國了……現在言中華民族的,都說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從前在五族以外,還有一部分苗族,共為六族。六族的種族界限,在古代很是清楚,所以此族與彼族常起競爭。後來因知識日進,競爭漸少,此族與彼族更因種種關係,漸漸混合或同化。現在各種族間,在名目上雖然尚有分別,實際上已無多少分別了!」這裡對於「中華民族」的表達有兩層含義,前者仍是在「華族」即「華夏」的意義上談,後者則是在「五族共和」的層面上談,頗具費孝通先生所謂「自在的民族實體」和「自覺的民族實體」的區別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談構成中華民族的「六族」,其界限古代時清楚,後來「漸漸混合或同化」,現在「在名目上雖然尚有分別,實際上已無多少分別了」,強調的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儘管「六族」的說法具有局限性,但如此概括「中華民族」,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綜觀民國建立至五四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中華民族」在其中的呈現有一個從個別到普遍的過程,但普遍使用後的表述並不完全統一,或在「五族共和」的語境下使用,強調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其他民族相繼加入;或仍停留在當年梁啟超所主張的層次上,以「華族」為「中華民族」。這說明作為話語表達的概念,「中華民族」還處在定型化的過程中,尚未達到規範化的程度,至少在教科書中是如此。

總體而言,民國初建之時,「中華民族」一詞並未普遍用在歷史教科書中,但教科書通過對民族融合宗旨的闡發和對「五族共和」的彰揚,使得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成為一種公共知識,先進入教育系統,進而普及社會,逐漸得到國人的認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代表著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初步覺醒。到五四時期,「中華民族」一詞才開始被較多地運用於歷史教科書中,就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而言,這似可象徵著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後,歷史教科書在書寫中國歷史時,常以「中華民族」作為表述全體中國人的概念,意味著它真正成為中華民族自覺意識覺醒的一個載體。

因排版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圖片全部來自於互聯網

排版:胥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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