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援越抗美中的那群西安公路人 | 「我們回家了，他們卻沒回來」

「希望記者給院里的老同志們寫篇回憶錄。」近日，80歲的孟建國打進華商報新聞熱線029-88880000說，「這是一群最普通的公路人，但他們人生中有一段共同的經歷應該被記錄、被了解與被尊敬。」

退休前，老孟是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設計研究院（原名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設計研究院）院史辦的幹部，對於同事們的經歷瞭若指掌，希望他們的故事被知曉、被傳頌。

受訪者供圖

建設的12條公路都連著烈士陵園

往事不如煙。

對78歲的付德昌、78歲的謝志勇、77歲的張隨德而言，59年前的一切歷歷在目。

已是花發如雪的老張說：「對曾參與其中的158位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設計院的同志，對至今還活著的46人來說，這都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歷史，是用生命換來的。」

1968年，英雄們戴著大紅花從越南老街步行回到雲南紅河州河口口岸，在一片「歡送最可愛的人」「歡迎最可愛的人」的歡呼聲中，結束了難忘的歲月。

「那是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最難受的一天。」老張說，「有3位同事長眠越南。我記得在烈士陵園告別時，大家落淚了。大家一起出發，我們回家了，他們卻沒回來……」

老張嘴唇顫動，紅了眼眶，捏了捏鼻子，硬是沒讓眼淚落下。一旁的老孟、老謝和老付也都陷入悲傷。

相關數據統計，援越抗美期間，相繼有32萬中國軍人以及各行各業的同胞奔赴越南，1000多人犧牲。

「援越抗美建設的12條公路，兩頭都連著烈士陵園，回家路上，遇到烈士陵園，大家都要去告個別，難免要流淚。」老謝說。

「犧牲的3人分別是周基泰、強自德、朱卓。周基泰是作為技術指導陪著工程兵看橋時遭遇美軍轟炸，那場轟炸中共有8人遇難，他犧牲時愛人剛懷孕，直到孩子出生後，單位才把他犧牲的消息告訴家人。朱卓犧牲時，因外面風雨太大，本在帳篷里的他出去看了一下，卻不幸被折斷的橄欖樹砸中身亡。後來，隨著文件解密，我們才知道美國人在越南戰場用了氣象武器，怪不得那幾年的暴雨、狂風那麼多！」老張說，「後來聽說駐紮在奠邊府一線的強自德也因氣象武器犧牲，但我們不了解具體情況。」

受訪者供圖

「沒有軍籍的我們

也是統一著裝」

1964年，美國製造北部灣事件並出動空軍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196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請求中國援越抗美。

1965年，接到單位相關通知後，老張、老付和老謝相繼從正在野外勘測的新疆等地連夜趕回。

「3天3夜的火車，回到西安邊家村附近的設計院里，看到滿牆都是紅紙寫的決心書，我們也寫好貼到牆上。最終確定的141人名單中，有像我們一樣當年十六七歲的小伙，也有30多歲的，有的已成家有了孩子。直到現在還活著的46人中，年齡最長的都95歲了。被選中的人都是通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查，即使知道是要去援越抗美，也都滿懷雄心壯志。」老謝說。

「咱那時年輕啊！」老張說，「臨出發的前一夜，我父親和我舅整夜都沒合眼！」

1965年6月，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設計院的141人坐上前往長沙的火車，在黃土嶺「政幹校」接受了3個月的集訓。

到長沙後，大家按各自工種編成不同隊伍：『2』字開頭的就是路線，幫助工程兵確保公路路線暢通；『3』字開頭的是橋樑，也就是幫助工程兵確保橋樑暢通；『4』字開頭是『鑽探』。」老謝對當年的細節記憶猶新，「集訓期間，相繼有大學生、中專生以及司機、醫生、炊事員和翻譯加入設計院的隊伍，集訓內容為戰場救護、槍械使用和簡單英語、越南語會話等等，比如傷口包紮以及背負『傷員』從操場匍匐前進等。當時全國各地赴前線的人都在政幹校分批接受培訓，大家的訓練熱情和當時長沙的天氣一樣火熱。參加集訓的大部分都是軍人，像我們沒有軍籍的只是小部分。但我們也是統一著裝，舊衣服被打包寄回老家，我們穿的是淘汰的55式海軍軍服，從裡到外，連背心、內褲都蓋著包含姓名、血型和籍貫的圖章。」

1965年9月24日，大家一起隨著大部隊跨過國境線。直到1967年，各隊任務結束後分批次回國，有14名大學生自願成為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設計院的職工也回到西安。

「那一天不能忘。」老張說，「大家從長沙坐火車到廣西南寧，再坐大巴經過百色、廣南到達文山，在文山繼續訓練和進行氣候適應一段時間後，先到開遠再坐小火車到了河口山腰站，在那兒整頓休息直到夜晚，才坐著軍車跨過國境線。」

「車頂蒙著篷布和偽裝網，車裡沒有座位，我們都是坐在各自打包的被褥上，嘴裡塞著防咳嗽的毛巾。」老謝搶話說，「因為援越抗美是秘密的，一路車燈都不敢亮。後來才知道，國民黨的特務從長沙時就跟著我們，我們出了國境線後他們還給越南當地的特務放了信號彈，摸黑行軍就是怕遭到轟炸。」

「工地」激戰：

壯烈、英勇、犧牲

受訪者供圖

據老謝和老付說，在他們駐紮的靠中國邊界的一側，美軍飛機雖然相對收斂，但轟炸仍是說到就到。

「我們工作地點附近，有不少美軍轟炸後留下的彈坑。物資管理站、居民點、地方政府駐地都是美軍的主要轟炸目標。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我們一車二三十人出野外測量，司機察覺到聲音不對勁，下車打開引擎蓋檢查時，猛然發現頭頂美軍的飛機，趕緊吆喝大家下車四散隱蔽才躲過一劫。」老付說。

而被編入205隊駐紮在北越重鎮安沛的老張有更多遭遇轟炸的記憶。

「儘管我們的具體位置隨勘測施工進度不斷調整，但總體來說離北越前線只有幾十公里。」老張對那三年每天被美軍飛機光顧五六次的記憶依然清晰。他印象中，美軍的轟炸天天有，最激烈的一天應是在1966年5月31日。

「那一天，駐紮在我們附近的高射機槍連活捉了美國空軍副司令。」老張回憶說，那位飛行技術高超的美軍空軍副司令被活捉前駕駛飛機偵察了40多次，他想不到早已被山上防空哨的戰士們鎖定了目標。

「那時每個山頭都有防空哨，美軍當天轟炸的主要目標是駐紮在山埡口的高射機槍連，因為該連對低空飛機有絕對殺傷力。」老張說，「我軍的主要目標是打下來被8架戰鬥機保護的美空軍副司令駕駛的飛機，那天美軍先後出動100多架轟炸機，最後被我們擊落、擊傷20多架。打到後來，途經的貨車都要把貨物卸下來為機槍連運輸彈藥。」

王賢根在長篇報告文學《援越抗美實錄》一書中提到，「1966年2月18日，中國援越高炮部隊67支隊接替61支隊擔負起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戰、掩護交通的任務。5月31日下午3時13分，偵察分隊報告安沛西南方向110公里處發現6架美機飛過來；3時24分，西南方向相繼捕捉到另一批4架F—105美國轟炸機的行蹤……不到兩分鐘，敵機臨近高炮陣地，後繼幾批敵機瘋狂地向我陣地撲過來，數不清的炸彈在陣地上炸響，頓時安沛彌散在一片火海之中。五連班長黃永龍腹部中彈後看到排長倒下了，衝到排長身邊，拿起指揮旗，指揮全排繼續戰鬥。一位副班長見他臉色蒼白，傷勢很重，扶他下去包紮，他說：『別管我，只要我們勇敢，就沒有敵人的威風。狠狠打！』他從第一批敵機投彈負傷，一直堅持到第18批敵機投彈，壯烈犧牲在炮位上。」

老張坦言，在那三年期間，腦子裡一刻不得閑。

「閉上眼睛都在操心飛機來了，大家閉著眼睛也能聽音辨機，戰鬥機飛得高聲音小，偵察機低飛俯衝時才有聲音，而帶著炮彈的轟炸機機身重，聲音又不一樣。」

1966年下半年，一架被擊落的美軍飛機在距離老張駐紮地直線距離500米的山那頭爆炸。「一聲巨響，山都在震動。大部人去撿機身上的鋁部件，鋁熔點低，大家回去放進罐頭盒裡烤烤火就能倒成小飛機模型。」老張說

說出來

是對已故戰友的交代

受訪者供圖

自1967年起，在各自區域「配合工程兵完成運輸線路通暢」的任務相繼結束後，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設計院援越抗美的同事分批次撤回。

「巧得很，我們仨都被安排在1968年4月撤回，5月初回到西安。」老謝回憶說，「但1969年，又接到新任務，包括我在內的10餘名同志二次趕赴越南。和第一次一樣，我們通過測量為即將進行的填挖公路、修建涵洞橋樑提供準確的點位信息，測算水泥、鋼筋等施工材料的數量等，為運輸線路的通暢提供保障。」

老謝說，儘管當時美軍的轟炸一如上次，但形勢在微妙地起著變化。

「受中蘇關係吃緊、美國提出越戰『越南化』、中美尋求『破冰』等國內國際形勢影響，1973年美越代表簽訂了戰爭結束的協議。」隨著老謝這批人回到西安，這群曾奔赴越南戰場的公路人的生活回歸日常。

「說起來，當時我們3個正念初中的農村娃，被選中成為公路人真是機緣巧合。」老張說，「老付是瓦衚衕村的，我是瑞禾村的，老謝是辛家廟的。1964年，大家都是通過各村口的大喇叭得知農建師招工，要到甘肅玉門工作，就都踴躍報名。但因設計院招工名額沒滿，就從在農建司報名的體檢合格的人員中抽出一部分，我們就是這樣被安排到各自要干一輩子的事業上。」

「新中國的很多條公路都有我們院同事的參與。我們3人都參與了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新藏公路的勘設，當時所有人都是背著氧氣瓶作業，還參與了國內第一條跨省市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勘設……老付還參與了獨庫公路的勘設。」老張說。

「哎！不敢吹牛咧！前幾年，我和家人自駕去新疆，走到獨庫公路時，我都不相信我曾經來過，更不相信自己以前還修過路！咱當年修的是國防戰備路，能通就行。現在的公路，不光是戰略含義，更是通往美景、自由的享受之路，難怪我在自己修的路上都要迷路了！」老付說。

說起曾經、談起現在，他們怡然自得。唯獨對當年和同事們一起用生命書寫的援越抗美的歷史有些遺憾，他們希望更多人了解和聽到曾經的壯舉。

「把這段經歷說出來，是我們已到暮年的46人對已故老戰友的交代。」老張最後說，「對子孫也有個交代：爺爺曾參加過援越抗美，為祖國的建設強大出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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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 付啟夢

來源：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