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賄選：劍指大總統寶座，為讓黎元洪騰地方，曹錕損招有多損？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曹錕早就想登上大總統寶座，直系保定派也為此而急不可待，為達到目的，保定派就需要想方設法使黎元洪下台，選曹錕為大總統。

1、曹錕與黎元洪的矛盾

曹錕以前曾派保定派人物在北京拉攏議員，組織十多個「俱樂部」，每省議員都指定一人為「主任」，按月發給津貼。目的就是為了先選舉後制憲，採取「憲法分期公布」的辦法，先制定「總統選舉法」予以公布，隨後據此進行總統的選舉。

曹錕當總統的心情有猴急狀，而黎元洪則以延長眾議院任期討好國會，並由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等政學系分子組織「憲政會」，來作為促進位憲的樞紐，並想在憲法內加入「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為總統」一條，同時解釋黎元洪的復職期應為3年零3個月，即從1922年6月算起，到1925年9月才期滿結束。理由是：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繼任大總統，任期為4年零3個月，即到1920年9月新國會召開為止。

但1917年7月發生了張勳復辟，黎被「非法」趕下台，所以復職期為3年零3個月。

在曹錕看來，對任期的爭論沒有意義，等黎宣布復職後，給他製造麻煩，讓其自動下台。為此，曹曾多次製造閣潮，設置障礙，使黎知難而退。但黎毫無退讓，並組織了包括津保派成員在內的內閣，以封住曹錕的口舌。

當時的形勢是，曹錕迫不及待地想當總統，黎元洪又戀棧不願下台，曹、黎之間矛盾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為了趕黎下台，保派政客擬定了「軍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兩套方案。

所謂「軍事逐黎」就是找一個直系將領諸如孫傳芳等人首先發難，各省直系勢力紛紛響應附和，用驅逐徐世昌的辦法把黎趕下台。

所謂「政治逐黎」就是在國會中提出解釋總統任期案或者通過總統辭職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錕主張先唱文戲，後唱武戲，用「政治逐黎」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在總統任期案的爭論中，由於國會中部分議員不接受曹錕的收買，政學系議員又是擁黎的，再加上張紹曾內閣與黎元洪在利益上一致，主張先憲後選，所以採取此種辦法逐黎比較困難。

於是，曹錕的保定派政客就決定採取「閣員倒閣」的辦法來對付黎元洪。保定派「有閣即倒」，先使北京無政府，再與黎為難，使黎站不住腳。然後以北京無內閣、無總統宣告中外，請曹（錕）入京維持秩序即可登上大總統寶座。

2、驅黎第一步——倒張紹增內閣

驅黎的第一步是從倒張紹曾內閣開始。曹錕逐黎的「便宜行事，斟酌辦理」八字方針的全部秘密活動，均由王承斌、馮玉祥、王懷慶、齊燮元四人包辦指揮。他們以所謂「軍警聯合會」的名義實施其計劃。

張紹曾是1923年1月4日入閣當總理的。張在北洋系中資格較老，與吳佩孚是兒女親家，在軍界和政界都是有影響的人物。

本來，黎元洪認為張是津保派人物，對張組閣並不高興。不料，張任總理後，提出了「和平統一」、「先憲後選」的主張與黎相投。另外，張還不全為津保派所左右，黎很高興，卻引起了津保派的不滿。

於是，曹錕決定先推倒張紹曾內閣，使黎元洪組閣不成陷入孤立，迫其去位。

4月16日，舉行國務會議時，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率領團以上軍官85人，分乘35輛汽車馳至退思堂，向張紹曾、劉恩源請願立即發餉一百餘萬元以安軍心。劉恩源說了一句「我就辭職不幹」的話，馮即說：「你辭職不干我們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們也還是要錢。」

張紹曾表示想方設法解決問題，而一個軍官卻說：「我們患的是猩紅熱，你們不要拿醫治肺癆病的方法來對付我們。」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最後，內閣答應於5月上旬撥一個月的軍餉即140萬元，分作三批發放。這樣，軍官們才散去。

27日，劉恩源向滙豐銀行提議，想通過「借新款還舊債」的辦法，向四國銀行團借款五億元。先付墊款三千萬元以解燃眉之急。

銀行大班希列表示：「轉達各國銀行團，並向本國請示。」於是，劉恩源就發表消息，聲稱借款有望。

當天，北洋政府參謀部部員四十多人到劉宅索要欠薪，這時，劉還在張紹曾家。

張紹曾得知索薪這一消息後，就派憲兵司令車慶雲到劉家勸導這些人解散。而車慶雲到劉宅後卻說：「你們應當解散，否則就是擾亂秩序，擾亂秩序就要槍斃。」此話引起了這些人的公忿，他們憤而提出請將到劉宅的40餘人全部槍斃。車慶雲見勢頭不對，轉而笑道：「自己人鬧著玩的。」部員們這才悻悻而去。

28日，參謀部次長蔣雁行領人到國務院索餉，並興師問罪，張紹曾向他們賠禮。30日，參謀總長張懷芝又質問張紹曾，有何權力槍斃部員，張紹曾發誓沒有說過槍斃的話，並讓車慶雲到參謀部向那些部員們道歉。

津保派為倒張閣，推舉王克敏入閣任財政總長。張紹曾知道王是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同洛吳不和，而且王入閣，明顯是為曹錕賄選總統籌集資金。張紹曾知難而退，即向黎元洪提出辭呈。在黎元洪的百般勸說下，收回辭呈。

5月1日的國務會議上，吳毓麟因要到天津為靳雲鵬母親祝壽，問國務院秘書長呂均還有沒有需要討論的議案，呂說沒有。3日，吳回北京參加國務會議。針對國務院發表張會卿為塞北關監督一事，吳向張紹曾提出質問，前天的國務會議上，也沒有尚待討論的議案，發表張會卿為塞北關監督的命令應做何解釋。

劉恩源說：「這是財政主管的事，交通總長可以不管。」

吳破口大罵：「放屁！國務會議取決於多數，並不取決於主管部門。我退席後，當天的出席閣員就不足一半，不能繼續開會。我又問過呂均，已無議案討論了，為什麼卻又鬼鬼祟祟地討論起來！張會卿這個小子是從哪裡鑽出來的？」

張紹曾苦笑著說：「二爺，不要亂罵人，張會卿是家叔呀。」

吳更加憤怒地罵道：「不管是你的爹，還是你的叔叔，違法的事情一定要辦罪！」

接著，吳又對劉恩源罵道：「我問你，這個缺賣了多少錢？你花了八萬五千元買進方家園桂公府的大房子，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

劉也怒而罵道：「你賣鐵路局長、電報局長的缺難道我不知道！」

於是他們兩人就扭打成一團。張紹曾左右相勸，吳氣憤地叫道：「我們見總統去！」以上種種惡劇，都具有倒閣的作用。

在5月5日的國務會議上，保派的三位閣員以不出席會議的手段來拆內閣的台。8日，出席會議的閣員只有李根源一人。這一天，李因為10日到期的支票無法兌現，害怕受到軍警的衝擊，化裝逃往天津。

9日，張紹曾為了避免軍警糾纏，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經，禱求仙佛賜以神斧，掃蕩人間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門就遭軍警攔阻，只好回到本宅。他的父親跑進城來罵他，要他辭職下鄉，他卻借口「忠孝不能兩全」，拒絕了他父親的意見。

3、奇葩的「辭職」方式

1923年5月，津保派利用「制憲經費」問題大作文章，挑起府院衝突和內閣內部的倒閣運動。

原來眾議院議員任期即將屆滿，都不願到會，當時國會正在制定憲法，故制憲會議常因法定人數不足經常流會，憲法的完成遙遙無期。後來有人提出用提供出席費的辦法，吸引議員參加制憲會議。

因此，國會議決，議員出席憲法會議者每次給出席費20元，缺席者每次扣除歲費20元，無故缺席兩次者除名，因故請假者需要有5個證明人。

另外，對國會組織法也進行了修改，出席憲法會議的法定人數由兩院議員總數各三分之二改為五分之三，表決人數由出席人數四分之三改為五分之三。

應參眾兩院的要求，黎召集張紹曾、兩院議長、財政次長、稅務督辦等進行討論，決定在海關建築經費項下借撥120萬元，分作4個月，每月借撥30萬元，指定17萬元為制憲經費，13萬元為駐外使領經費，由總統「諭」令稅務處轉知稅務司照撥。這本是總統職權範圍內的事，曹錕聞訊，懷疑黎元洪假公濟私，聯絡議員，以利於下屆總統的選舉。

這樣，保定派閣員又改變了策略，仍然出席國務會議，伺機尋找借口進行倒閣。

5月26日，在國務會議上，吳毓麟提出質問，制憲經費案未提交國務會議討論，違反責任內閣制精神應予以否認。高凌爵、程克支持這個意見。張紹曾說明這一切都是由總統決定的。高凌尉、張英華等津保派閣員認為，這件事侵越了內閣職權。

會後，張英華以公函通告稅務處，非有財政總長命令，不得支付任何撥款。這是對黎元洪的挑戰。制憲經費案於6月2日被國務會議否決，另外通過了薛篤弼為崇文門監督的任命。崇文門監督原是由吳佩孚保薦的陶立擔任的，內閣為了解決馮玉祥的軍餉問題，就改派同馮玉祥有關係的薛篤弼擔任，事前也未徵求黎的意見。

黎指責道：「你們公然造起反來了，我偏不許你們造反！」黎不僅不在任命提案上蓋印，而且還提出將張英華免職查辦。黎的話被傳到全體閣員耳朵後，有人就主張派兵趕走陶立，保護薛篤弼上任。還有人提出內閣總辭職，讓黎元洪唱獨角戲。黎元洪得知他們的態度後，又軟下來，打算以內閣負責籌劃制憲經費作為命令蓋印的交換條件。

6月6日，在特別國務會議上，保派閣員、曹錕的代表高凌霨首先發難。

他說：

「總統近來對於政務，有的不經國務會議直接處理，有的則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辦理。例如制憲經費、崇文門監督任免案、任命張拱宸為軍瞥督察長案，都是總統獨斷獨行，這實在是違反責任內閣精神，侵越內閣職權。我個人認為，總統既然對於我輩閣員不信任，我輩只好退避賢路。」

交通總長吳統麟、司法總長程克、財政總長張英華也都一致贊成內閣提出總辭職。

總理張紹曾還未來得及開口，高凌霨又說：「如果總理不願意辭職，我們閣員也可以聯名辭職。」

津保派閣員還大罵黎元洪不已，他們說：「言直系將士，兩度血戰（指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恢復法統及黎氏地位。黎一年來無善政，並排斥異己，深悔當初多此一舉。」

言外之意，亦頗有指責吳佩孚的含義。張紹曾無可奈何地說道：「要辭職還是大家一塊辭職好了。」政學系閣員農商總長李根源、教育總長彭允彝都沒有發言。高凌爵便把津保閣員事先擬好的辭呈電稿拿出來，請大家簽名，大家依次簽了名。

張紹曾內閣辭職通電發出後，吳毓麟、程克勸張離開北京，吳早已準備好了專車。他這樣做是擔心張紹曾變卦戀棧。張紹曾無奈，遂於辭職當晚和國務院秘書長張廷諤一同離京赴津。

4、曹、黎鬥法

7日，黎元洪讓農商次長劉治洲、陸軍次長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張紹曾，張說：

「這次政潮，醞釀很久，其中原因複雜。大家都很明白，我個人能力有限，業難消弭。現在我既已辭職，當然沒有復回之理，總統雖挽留我，我無法克服兩個『高』字，奈何奈何！」

他所說的兩個「高」字，一個是高凌霨，另一個就是「最高問題」即「總統問題」。

8日，張紹曾內閣總辭職被批准，津保派推倒張閣使中央無政府目的達到。接著，津保派就要通過「鬧餉」、「逼宮」、「奪印」等手段，來實現其下一個目標—一驅黎。

在張紹曾內閣總辭職的當天，北京軍警代表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與會代表說：

「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們拚命、流血、衛國、衛民的軍人反而幾個月不發薪水，害得我們窮得連飯都沒得吃，我們非和他算帳不可。」

7日，北京駐軍第九、第十、第十三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五百餘人，身穿制服、腰佩軍刀，到公府要求總統發給欠餉。

黎在居仁堂接見他們時，掃了他們一眼，問道：

「你們來此，意欲何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請願的軍官們回答說：「不敢，但是現在沒有內閣，只好請求總統作主。」

黎答應在端午節前兩天發給軍餉，軍警們才退了出來。

8日，曹錕令其智囊邊守靖僱傭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搭起講台，糾集數百人，宣稱一萬人，召開所謂「國民大會」。

一個姓葉的人登台演講，他說：

「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主要原因是由於黎總統而起。黎總統複位，本無法律根據，現在還弄出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為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即日退位，以讓賢路。我們大家愛國不後人，應請同抒卓見，拯治危亡。」

隨後，他把在天津印好的電報稿宣讀一遍，草草收場。這套把戲完全師承袁世凱、段祺瑞組織「公民團」偽造民意的故伎。「公民團」的出現，預示著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政學系李根源下榻東廠衚衕黎宅，和總統府秘書長饒漢祥誓與黎總統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時，北京警察宣布罷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分函國會和外交團，聲明他們要儘力保護國民與外國僑民，負責維持京師治安。

同一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隊在市區輪流巡邏。外交團召集臨時會議，有人建議組織國際委員會，協助北洋政府「整理」財政，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最後公推外交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禮德到東廠衚衕慰問黎元洪。

這時，就連為黎元洪守衛新華門及東廠衚衕的衛戍部隊亦自動散去。黎私人住宅內的水電也全被津保派的黨徒切斷，電話不通，黎元洪與外界的聯繫中斷。黎宅陷入混亂之中。

一些駐外使館因長期沒有經費，聲言要下旗回國，「逼宮」鬧劇正在走向高潮。

這一天，馮玉祥、王懷慶向黎表示，要求推舉顏惠慶組織內閣，並將政權交給這個內閣。黎表示，組閣人選願意接受，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王家襄、王正廷勸黎再向國會提出解釋總統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饒漢祥拒絕起草這個咨文。

晚間，黎宅又有會議，根據馮、王意見請顏組閣。散會後，顏沒有找到高凌爵、吳毓麟，又推辭不組閣。這天，吳佩孚的代表李倬章來到天津，代吳聲明不參與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軌道內辦事，莫使老帥（曹錕）贏得千秋罵名。

10日下午1時左右，約有300多名軍警官員擁到東廠衚衕向黎元洪索餉，黎派保衛武官蔭昌出面接待，這夥人糾纏到下午3時才散去。接著又有「軍警罷工」、「北京市民請願團」、「驅黎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等名目，聚會於中華門約千餘人。他們手持「改造時局」、「總統不管商人」、「總統速即退位」、「總統戀棧」等目的明確的標語、口號，向黎宅進發。「搖旗吶喊，一路散發傳單，鼓噪喧嘩。」

5、武力驅黎的達成

黎氏困坐東廠衚衕，形同囚禁。馮玉祥等恫嚇說，若再不退位，將調兵入宅，以武力驅黎。

11日，黎在私邸召集在京「名流」舉行宴會。黎在席間表示，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沒有問題，可是決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說：「昔日依法而來，今日依法而去。」

12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借口軍警欠餉策動罷崗，脅逼黎元洪去位，強以「引咎辭職」相逼。

13日，北京城內風聲更緊，謠傳紛紛，有人說軍警要到東廠衚衕，強迫黎下台。黎決定立即離京赴津。臨行前，黎聲明自己復職以來，曾迭次咨催國會遴選替人，唯一目的就是願憲法早成，決無延長任期或競選蟬聯的打算，但遭曹懷疑，遂加助迫，以至自由被剝奪，無法行使職權。

黎還向外交團和國會各發一函，聲明因不能在京自由行使主權，自13日起政府遷往天津。

另外，向國會要求撤回1922年復職時提出的辭呈公文。理由是「國難方殷，萬難卸責」。下午1時多，黎元洪在金永炎、唐仲寅、韓玉辰及外國顧問福開森、辛博森的陪同下，離開私宅去車站，匆匆乘車徑赴天津。行前，他對李根源說：「咱們倆分開走，免得被直系一鍋熬了。」於是李根源乘馬至丰台，然後在丰台上車去天津。黎元洪乘專車於1時25分駛離北京車站。

黎離京的當天，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等依據曾被他們拒絕接受的黎的挽留令宣布復職，負責維持北京治安。

一直對北京的動亂裝聾作啞的曹錕突然又關心起北京的治安來了，致電北京軍警長官，要他們保護國會和各國僑民，「以重首都，以奠邦本」。

黎出京後，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受曹錕指使）馬上到總統府，找總統印信沒有找到，便打長途電話請王承斌在天津阻攔火車加以搜查。原來，黎元洪在離京前，將大總統印信一共15枚託付給了正在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住院的姨太太危文綉保管，在黎元洪看」來，只要有總統印璽在，大總統的桂冠就不會失去。

王承斌接到北京的電話後，就偕同天津警務處長楊以德率領大批軍警乘車趕赴楊村車站。這時正逢黎的專車駛入站內。王承斌口稱迎接總統，登上火車。楊以德帶軍警守住車門。王問黎為什麼要攜帶印信出京，黎回答說印信在北京，並未隨身攜帶。

王即目露凶光說：「為何不說老實話？」黎也忿然回答：「你有何資格問我印信，我決不會把印信交給你們，你們把我怎樣？」王冷笑說：「那隻好請你回京了。」黎同王僵持著。

當車抵達天津新站時，黎要開到老站下車，王卻命令卸下車頭，請黎下車到曹家花園或省長公署休息。黎不予理睬，王自己先下車回到公署。

車站上已布滿了軍警，如臨大敵。黎的兒子黎紹基來探望父親，竟遭軍警阻止。黎叫辛博森下車發電通告全國，總統已失去自由，並請求英、美兩國領事援助。辛博森下車後，黎氣憤不過，欲舉槍自殺，福開森把槍奪下，黎僅負微傷。

晚10時，王承斌又上車討要印信。在王的威脅下，黎只得說出了實情，並派唐仲寅打長途電話，盼附將印信交與國會。對方答覆沒有總統口諭，就不交印。

最後黎親自下車打電話，危文綉才答應交出來。在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車站住宿，不得下車。

王承斌走了以後，黎派辛博森補發了一道通電，聲明印璽是被迫交出，以後如果有總統命令發自北京，都屬偽造，本人概不負責。

14日晨，王得知北京方面已得到印璽，便又找到黎，向他出示分致國會、國務院和全國各省的、內容相同的三份通電，意思是：黎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黎無奈地在通電上籤了名。黎元洪回到住宅後，立即向全國通告被迫簽名的情況，並請求國會嚴懲強索印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

13日，高凌霨、張英華等保派閣員還假惺惺地請黎元洪再回北京。但在14日下午1時，高凌爵等就採取行動，在國務院召開特別會議，決議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對於軍警的欠餉由財政部負責籌集發放。

16日，國會在附曹議員的鼓噪下通過了由內閣攝行總統職權以及6月13日後黎發布的命令概不生效的決議。高凌霨還以國務院的名義將國會的決議內容通電公布。黎元洪不甘心就此下台。他於19日致函兩院，解釋「暴力脅迫」與「因故不能行使職務」性質不一樣。如果將「脅迫」稱為「故」解除總統職權，就等於「獎勵叛亂，開攘奪之惡例」。

20日，黎下令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未到任前，由李根源代理。其目的就是想通過唐紹儀，聯合孫中山並與奉皖兩系合作，把國會和政府遷到上海。但此時的黎元洪已是赤手空拳、名譽掃地的人，各方都認為他沒有利用的價值，其最後一搏仍無濟於事，最終還是被直系趕下了台。

驅黎內幕是：由曹錕主使，馮玉祥、王懷慶、王承斌、高凌霨等人密謀發難所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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