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看，中國經濟是超級韌性的「自富」系統，動力和信心永在

按：本文寫於2018年，在大談經濟「韌性」的當下，更有價值了。原標題是《歷史地看，中國經濟是永動機，無須擔心其動力和信心》

一

說經濟是中國是永動機，現代人會覺得不可思議，你就扯吧，吹吧。但對中國古人而言，在中國歷史中，這的確是一個稀鬆平常的觀念。儒家和道家都認為經濟是一個自動的體系，經濟的運行是自動、永續的，無需人為的擔心，政府都不該把經濟的運行當成一個關注點。

道家講「無為」，儒家講「舍利取義」，講「君子小人」之別，都是在倡導和堅持政府不應該關心和干預經濟。經濟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自己會做的很好，經濟會自動、自然地運行。他們都把老百姓看成經濟上的絕對獨立自主的主體，具備完全的生產和經營能力。

當然，儒道兩家的觀點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道家認為政府不僅不要干預老百姓的經濟生活，而且也不要干預老百姓的其他任何生活。每個人不僅是絕對獨立自主的經濟主體，在任何方面，也都是絕對獨立自主的主體。因此，道家認為政府的存在沒有任何必要性，任何的政府行為都沒有必要性。

所以，道家說「無為」。這個「無為」不是說給所有的人的，不是說給老百姓的，而是僅僅說給政府的，說給政府官員的，以及想要做官的人。「無為」本質上是對政府徹底否定，而對政府的徹底否定，所對應的就是對老百姓的徹底肯定，認為老百姓具備絕對的主體性地位，應該是「有為」的。

儒家從根本上也是承認人的絕對的主體性地位的。但是，與道家不同的是，儒家並沒有把所有的人的事務看成鐵板一塊，而是把其分成了兩個領域，一個是經濟領域，另一個則是義理領域。儒家認為，在經濟領域，老百姓是具備絕對的主體性，但是在義理領域，老百姓是有所欠缺的，需要外在的幫助，方能夠提升。

進而，儒家也把社會中的所有行業分成兩個部類，一個部類是經濟部類，包括經濟領域的所有產業分工、各行各業，另一個則是義理部類，包括教育和政治兩個子行業，主要是政治。這樣整個社會群體也就分成了兩大類，從事經濟各行業的人叫「小人」，從事義理行業的人叫「君子」或「士」。即君子、士是以義理為業的人，而小人是以經濟為業的人。

「義利之辯」是儒家的核心問題。但是，現代人把儒家的「義利之辯」僅僅當成一個理論思辨問題，實際上，「義利之辯」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問題，是一個社會分工問題，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治問題，政治的基本目標與合法性問題。

通過「義利之辯」，儒家努力讓義理從經濟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東西，進而主張應該有專門的人從經濟領域脫離出來，專業從事義理服務，主張應該有一個獨立的義理行業，這個義理行業就是政治、政府。

因此，「義利之辯」從根本上來講，絕不是否定利，肯定義，也不是重義輕利，而是強調義和利的分離和獨立，義是義，利是利。儒家是絕對肯定經濟的，但同時也絕對肯定義理。儒家在主張經濟的主體性存在的同時，也主張義理的主體性存在。

從分工的角度，儒家認為，健全的社會應該有兩大分工體系，一個是義理分工體系，一個是經濟分工體系，兩大體系都是獨立的行業體系，兩大行業體系之間是行業交換關係。兩個行業體系本身是獨立的專業的，不能相互干預。義理體系不能干預經濟體系，經濟體系也不能干預義理體系。

義理體系的主體是政治行業，以及與政治行業相配套的教育行業。中國傳統的教育是義理的教育，政治則是提供義理服務的行業。

儒家講「舍利取義」，象道家講「無為」一樣，都不是對所有的人講的，主要是針對政府的，是在提醒政府，要認清自己的行業，認清自己的行業宗旨。政府是獨立的義理行業，關注點和宗旨是義理，因此，絕對不能染指和干預經濟，絕不能謀求經濟上的私利。

所以《大學》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裡的「國」，就是指治理國家的政府。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儒家對政府的一個要求和定義：政府只能行義，不能謀利。

因此，儒家「義利之辯」，講「舍利取義」，不僅不是否定經濟，反而是在維護經濟。儒家否定經濟，否定利，是針對政府的。在這一點上，儒家和道家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無為」。而對政府的否定，就是對老百姓的肯定，對老百姓在經濟上主體性的肯定，就是在維護經濟分工體系的行業的獨立性。

老子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老子》57章）

「自富」就是對經濟而講，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去解釋。在微觀層面是說，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完全具備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能力，創富能力，能夠獨立自主地生產、經營和創富。在宏觀層面，「自富」的個人和家庭的整體，就構成一個「自富」的社會，一個「自富」的經濟體。

「自化」是對義理、道德而講。老子認為人類天然具備這種「自化」的能力，能夠自我教化，無須政府來提供。

在「自富」上儒道完全一致，但在「自化」上儒道出現分歧。道家認為在義理上老百姓也可自化，無需再多出一個義理行業，多出一個政府。而儒家則相反，認為在義理教化上，老百姓不可自化，而是需要具備義理的人來提供幫助，因此社會就需要一個獨立的義理行業，需要政府的存在。

對於義理和經濟兩個領域的從業群體的區分，孔子和孟子留下很多話。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不器」；「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等。

對於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辯，現代人想當然地認為，是在褒君子貶小人。事實並非如此，孔子在討論君子和小人時，事實是更是在討論兩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君子和小人的差異，不是好壞、善惡的差異，而是行業的差異。

君子是義理行業的從業者，小人則是經濟領域的從業者，因此，「君子當然是該了解義理，小人則應該了解本行業，通過經營產業去獲利，這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裡決絕無歧視「小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是在保護小人，通過禁止「君子喻於利」而保護小人。如果君子喻於利，整天盤算經濟經營和經濟利益，是要受到批判的，是不允許的。同時，如果小人對自己所從事經濟行業不了解，不懂經營和獲利，也是不應該的。孔子的其他有關君子-小人對舉的話，也都是基於行業分工的。

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也是和孔子一樣，從行業分工的角度而言。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把兩個行業的合作關係說的很清楚。這裡的「野人」就是從事經濟個行業的「小人」。「無君子莫治野人」中的「治」不是統治，中國傳統中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統治的概念，而是治理，以義理去治理，就是提供政治服務、義理服務。君子是給野人提供義理服務的。

「無野人莫養君子」中的「養」是提供生活資料，這句話是說，作為對義理服務、政治服務的交換，「野人」應該給君子提供生活資料。這個「養」實際就是稅收。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中，「士」就是君子，「民」就是小人，「恆產」是良好的經營，穩定的收入。士從事的是義理行業，所關注的是義理，與經濟無關，與恆產與否無關，因此有「恆心」，他們的收入來自小人的稅收。而小人的職業就是直接從事各種產業經營的，當然對自己產業經營的好壞非常關心，心情當然會受產業經營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因而「無恆產」，就無「恆心」。

除「義利之辯」外，儒家還通過另一條政治原則，來嚴格對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進行隔離，禁止政治染指和干預經濟，就是「不與民爭業」，後來也被說成「不與民爭利」。《詩經》、董仲舒、司馬遷、陸賈都對這個原則做過記載和分析，這裡不再舉例。

總之，道家通過「無為」來徹底否定政府，而維護人民的經濟主體地位，認為經濟是一個「自富」系統。而儒家通過把社會進行義理-經濟二分，並通過「義利之辯」和「不與民爭業」，對義理和經濟兩個行業進行了明確的區分和隔離，禁止行業之間相互干預，使得經濟依然是一個具備主體性的獨立「自富」系統。

儒道兩家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倡導維護經濟行業的獨立主體地位，維護老百姓的經濟主體地位，並非孔子老子突然發明的一種經濟自由的新思想，而是歷史一直如此。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這樣的經濟獨立卻遭遇了挑戰，有人想顛覆它，就是新出現的法家思想的信奉者。法家鼓勵政府去直接參与經濟經營和謀利，並企圖剝奪老百姓的經濟主體性地位，讓其服從於政府。儒道兩家拚命但反對。

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經濟一直是一個靠著老百姓的內在的、自發的動力和信心來維持的獨立系統，而且來百姓對經濟的動力和信心也是不竭的、永恆的，只要有人在，這種經濟的動力和信心就會存在。

二

必須在整個人類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獨立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中國現代的經濟體系，依然是根植於這種歷史以來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的基礎之上。

仔細研究全球文明史就會發現，在西歐近現代社會之前，唯獨在中國存在獨立的經濟分工系統這樣的概念，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獨立的經濟分工，獨立的經濟部門。他們的經濟一定處於政府和宗教的管控之下，廣大百姓都不是獨立自主的生產經營者，不是獨立的經濟主體。

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後，西歐開始出現獨立的經濟概念。這樣的概念首先在商人階層出現，然後，慢慢影響其他階層，併產生思想和社會革命，讓西方進入以經濟為中心和本位的現代社會、現代文明。

這就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似乎現代的西方文明的經濟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其經濟是先進的、發達的。事實並不如此，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尤其是國家間的衝突甚至兩次世界大戰證明，西方的經濟系統是缺乏真正的內在動力，不具備可持續性。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系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基礎在個人。每一個人都具備經濟的主體性和獨立性，每一個人都具備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但是，在現代歐美社會的經濟系統和經濟理念中，並非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不是以個人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為基礎，而是以非人化的產權、市場制度為基礎，以非人化的資本和企業為基礎。

就當下歐美社會的全體而言，是普遍缺乏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個人化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他們認為獨立的個人化的經濟精神僅僅為少數精英所有，即所謂的「企業家精神」。

因此，脫胎於西歐的經濟學，總是擔心經濟的動力，擔心經濟制度，擔心對經濟的信心。實際上，西方的經濟的確會經常陷入這樣那樣的危機。究其根源，是普遍缺乏個人化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所致。而中國自古以來就具備這些精神。

有人馬上會問，既然你說中國自古以來經濟就是獨立的，「自富」的，老百姓一直具備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那麼近現代以來，歐美經濟發達，而中國卻落後了？

歷史上的中國不僅是經濟獨立的，而且也是義理獨立的，在維護經濟獨立的同時，也在維護著義理的獨立。義理和經濟之間，儘管在行業分工上，是獨立的，但是在內里上又密切聯繫。義理和經濟的內在關係，是「體用」關係，即「以義理為體，以經濟為用」，這是中國歷史的核心特徵。

義理，是人的共識性的意志、意願，發自人的本心本性。宋明儒家總結為「性即理」、「心即理」，義理就是人心人性。「以義理為體」就是以人心、人性為體，「以經濟為用」就是以經濟為工具，服務於人心人性，讓人過有經濟保障的符合和順應人心人性的生活。

從社會整體而言，經濟部門的「小人」是提供經濟保障的，而義理、政治部門中的「君子」則是提供義理教化的。其結果是，每個人都是有義理的，每個人也都是有經濟保障的。最終每一個人都是以「義理為體，經濟為用的」。

因此，整體而言，中國文明是義理文明，而非經濟文明；中國社會是義理社會，而非經濟社會；中國人是義理人，而非經濟人。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獨立，是以人的獨立為基本前提，而人的獨立根本上是義理的獨立，或者是心性的獨立。在人的獨立的前提下，儘管會出現經濟獨立，但是卻不會出現以經濟為主體和本位的「唯經濟主義」、「唯物主義」，那樣將會偏離和違背義理的獨立，違背人自己的獨立。

現代西方社會，就是因為缺乏義理的獨立，在這個前提下，去發展經濟的獨立，從而陷入了「唯經濟主義」、「唯物主義」。這樣現代的歐美社會既是經濟化的，是一個以經濟為本位的經濟社會，他們的人，也是以經濟為本的「經濟人」。儘管經濟化的社會是違背人心人性的，但是，卻可以爆發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這樣西方近代西方社會在經濟發展速度上就開始超越中國。

中國遭遇來自經濟上已經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時，為抗擊侵略者，不得不否定義理，而以經濟為本位，而經濟化，以提升經濟實力。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否定義理而「唯經濟化」的過程。

歷經了兩次文化革命：1916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7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終於成功地實現了對義理的否定，而唯經濟化了，由一個義理社會，轉型為一個經濟社會。

在形式上，中國的經濟化，也是象西方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西化過程，但是經濟化的中國與經濟化的西方社會存在一個本質不同。中國社會歷史以來普遍存在個人化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而西方社會則缺乏這樣的精神。

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個人化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讓中國自改革個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上一路突飛猛進，超越全球任何國家，包括歐美髮達國家，包括美國，從而創造了經濟奇蹟，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崛起。

也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個人化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精神，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信心，而且是不竭的、永恆的。

當前最應當關注的倒不是中國經濟的動力和信心問題，這個中國一直不缺。應該考慮的是，中國為抵禦西方列強，經過了170多年的去義理化和經濟化，讓中國由一個義理社會變成了一個經濟社會，但是當中國經濟成為世界列強之一時，當西方列強在中國面前不再是列強時，當昔日的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壓力已經解除時，中國應該朝向義理的回歸，並在中國再義理化的同時，讓世界也跟隨中國而義理化。

事實上，唯有義理，能夠讓人真正的安心和滿足，也唯有義理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和諧永續的全球秩序，也唯有義理，能夠真正地消除來自外部的對中國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