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憑什麼是「最偉大的美國人」?沒有他，解體的可能是美國

2025年04月13日11:43:02 歷史 1141

1981 年 1 月 20 日，當羅納德里根在國會山宣誓就職時，美國正籠罩在「滯脹」的陰雲與冷戰的焦慮中。

通貨膨脹率高達 13.5%，失業率突破 7%，蘇聯的擴張勢頭在 70 年代達到頂峰，而卡特政府的無能讓民眾對國家前景充滿懷疑。

里根的上台，不僅標誌著保守主義的全面復興，更以一系列極具魄力的決策重新定義了美國的發展軌跡。這些決策在當時看似激進，卻在歷史中證明了其非凡的正確性，成為改寫 20 世紀後期世界格局。

面對停滯性通貨膨脹這一經濟學教科書上的難題，里根政府展現出超越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勇氣。當時的美國，聯邦政府最高邊際稅率高達 67%，企業投資意願低迷，資本形成率降至 1929 年大蕭條以來的最低點。

里根敏銳地認識到，問題的核心在於過度徵稅抑制了供給端的活力。他援引「拉弗曲線」理論，堅信減稅能夠通過擴大稅基實現財政平衡，而非單純的預算縮減。

1981 年《經濟復甦稅法》的出台，開啟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減稅計劃：三年內個人所得稅累計降幅達 25%，企業加速折舊政策大幅降低資本成本。1986 年的稅制改革進一步簡化稅級，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 28%，同時堵住稅收漏洞，讓更多中小企業受益。

這些政策如同給經濟注入強心劑：1983-1989 年，美國 GDP 年均增長 4.4%，通脹率回落至 3.6%，創造了 1600 萬個就業崗位。供給學派的實踐雖因財政赤字擴大備受爭議，但其核心邏輯 —— 通過釋放市場活力實現增長 —— 被證明是打破滯脹的關鍵鑰匙。

正如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所言：「里根的減稅政策與美聯儲的貨幣緊縮形成合力，共同終結了通脹噩夢。」

里根對蘇聯的強硬立場，絕非簡單的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基於對對手弱點的深刻洞察。70 年代的蘇聯憑藉石油美元紅利瘋狂擴張，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結構性矛盾已積重難返：農業依賴進口，輕工業嚴重滯後，軍事支出占 GDP 比重超過 15%。里根政府抓住這一戰略窗口期，展開了一場「技術、經濟」雙重絞殺戰。

「星球大戰」計劃堪稱冷戰史上最具想像力的戰略布局。儘管該計劃最終並未完全落地，但其核心目標 —— 通過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 —— 卻完美達成。美國在 80 年代將軍費從 1817 億美元增至 3326 億美元，重點投資高科技武器研發，迫使蘇聯在微電子、航天等領域與美國展開不對稱競爭。

數據顯示，蘇聯為應對美國的軍備壓力，軍費佔 GDP 比重長期維持在 12% 以上，遠超美國的 5%。這種「技術消耗戰」讓蘇聯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1985 年石油價格暴跌更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第三世界戰場，里根政府果斷採取「低烈度戰爭」策略遏制蘇聯擴張。

1983 年出兵格瑞那達，迅速清除親蘇政權，展現了美國在加勒比海的戰略決心；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支持，雖引發「伊朗門」爭議，卻有效牽制了蘇聯在中美洲的勢力。這些行動與里根的「推回戰略」一脈相承，即從被動遏制轉向主動壓縮蘇聯勢力範圍，為後來的東歐劇變埋下伏筆。

除了經濟與軍事領域的決策，里根對美國精神的重塑同樣具有深遠意義。

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戰浪潮與性解放運動，在帶來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傳統價值觀的崩塌。犯罪率飆升、家庭觀念淡化、社會信任度下降，成為卡特政府無法解決的社會危機。里根以「美國夢」為核心，倡導個人責任、家庭價值與愛國主義，重新凝聚了民族共識。

在政策層面，里根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推動「工作福利」改革，強調「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1982 年《就業培訓夥伴法》將聯邦資金下放給地方，鼓勵企業參與職業培訓，既降低了福利依賴，又提升了勞動力素質。

正如里根在就職演說中所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1989 年東歐劇變、1991 年蘇聯解體，宣告了里根「以實力促變革」戰略的完勝。戈爾巴喬夫後來在回憶錄中坦言：「蘇聯無法承受與美國的技術競爭，星球大戰計劃加速了我們的體制危機。」而美國在里根時代奠定的技術優勢，為 90 年代的新經濟繁榮埋下伏筆 —— 矽谷的崛起、信息技術革命，都受益於 80 年代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傾斜。

更重要的是，里根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全球角色。

他放棄了 70 年代的「緩和政策」，用「民主十字軍」重塑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力。這種將實力與價值觀相結合的策略，雖在後來引發「新保守主義」的爭議，卻在冷戰末期有效瓦解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