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界先鋒」伍智梅：宋慶齡的「閨密」，死後蔣介石贈她四個字

伍智梅

女性的獨立、自由，是千千萬萬先驅者用終身的奮鬥一點一點爭取來的。這無數先鋒中，伍智梅就是其中一個。

出生於革命家庭

伍智梅出生於一個革命家庭，她的父親是辛亥元勛伍漢持。

伍漢持是廣東新寧人（今台山人），是有名的西醫。他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醫，後因為結識孫中山、史堅如等同盟會成員，開始傾向革命。

伍智梅（左三）與父母、家人

伍漢持心地仁厚，看到內地底層民眾的求醫問葯比香港還要困難，遂回到廣州，創立圖強醫學堂和圖強醫院。他把家安置在廣州有名的舊倉巷，一間木板小屋，底層有三間房子，上面有層矮矮的閣樓。小屋簡陋，與對面堂皇的西式建築——圖強醫學堂和圖強醫院形成鮮明的對比。住家後面有個天井，是伍漢持和他的同志暗中製造炸藥的地方。他也因救治配製炸彈時炸傷的劉思復而被捕，家人花了很多錢才將他保釋出來。

在廣州，伍漢持既傳授醫術，又為付不起醫療費用的平民義診。而他的夫人李佩珍，早年在基督教醫院任助產士，也救助過無數因難產有性命之危的母親。她對己節省、待人慷慨，眾人尊稱她「伍師奶」。她善於經營房地產，只要有所獲利，就拿出錢財支持丈夫的革命事業和醫院建設。

1910年冬季，寒冷的東北爆發大鼠疫，轉眼奪去6萬人的生命。當時無人敢去疫區救治民眾，伍漢持挺身而出：「醫，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懼哉？」他毅然前往疫區。

伍漢持去世時，伍智梅只有14歲。父親為理想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深深地影響和鼓舞了她，她立志要成長為父親那樣的仁人志士。此後的人生歷程，確如她少女時代所期望的那樣。

成為第一代女西醫

伴隨著辛亥革命的政治大風暴，婦女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儘管如此，在那個年代，大多數婦女的生活重心仍舊局限於家庭，操持家務、相夫教子。有遠見卓識的伍智梅，選擇了與眾不同的人生道路。中學畢業後，她進入廣州夏葛女子學校學習西醫，成為一名掌握了現代西方醫學技術的女西醫。1924年，伍智梅與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蓮等創辦了廣東貧民生產醫院，這家醫院曾在一年之內為近萬人治過病。她還與何香凝、宋慶齡等人一起創辦了婦女兒童福利會。

伍智梅繼承了父親未竟的事業，在父親創辦的學校擔任老師，培養具備現代醫療常識的助產士。伍智梅的工作，使得廣東婦女因難產而死亡的比例大大降低。她還把父親留下的圖強醫院改造成「伍漢持紀念醫院」，其規模與設施在當時均屬一流。伍智梅親任醫院董事長，嚴格聘用醫學人才，以便為民眾服務。這就是後來的華南腫瘤醫院（後發展為今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前身。

1932年，受廣州市政府委派，伍智梅赴美國考察公共衛生事業。她歷時兩年半，沿途考察了美國西雅圖、芝加哥、舊金山和紐約等市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京士頓、蒙特利爾等市的公共衛生狀況，也考察了古巴、巴拿馬、秘魯等欠發達國家的公共衛生狀況，並利用難得的機會在芝加哥大學、紐約市政府衛生局等處學習醫學。她最終將沿途考察報告彙編成冊，為廣州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寶貴藍圖。

伍智梅考察回國後，大力宣傳現代公共衛生知識，致力於推動現代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1936年，在一個衛生展覽會上，她發表公開演講，力陳建立完善公共衛生體系的必要：「國家之隆替，在於人民之健康，健康者眾則國強，羸弱者多則國弱，此必然之理也。而人民是否健康，則視公共衛生設施如何為準則，如國民深諳衛生之道，國家又能創造健康環境，則社會中生產力當然增加，國家之經濟自然富裕，而國必盛。」「公共衛生為我國目前迫切要務，應用科學方法，以保護國民之生命及幸福，在消極方面，當減少疾病與死亡之數量，及預防瘟疫之發生;積極方面須增進國民之健康及生命。」「現代公共衛生，已卓然成一延年益智及增進健康之科學藝術，並不僅以診斷及治療為滿足，更需研究疾病之起因，凡人體遺傳、家庭狀況、個人習慣、所處環境等，均需詳加考察改善。」

她的許多論點，在今天看來依然很有教益。

宋慶齡與伍智梅

倡議成立廣東女界聯合會

1919年，伍智梅與同鄉黃建勛結婚。黃建勛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回國後追隨孫中山，曾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和大元帥府金庫庫長、大本營鹽務署署長等職。婚後的伍智梅，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但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事業。除了在醫學和醫療衛生方面的事業，她更致力於婦女解放運動，為更多的女性謀求就業、教育、婚姻等方面的自強自立，讓她們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機會。

五四運動後，伍智梅和幾位先進婦女倡議成立了廣東女界聯合會。她提出建立女界聯合會的宗旨：一、開啟女性之自覺，灌輸其新知;二、對於工商各業當提倡革命，使婦女得到經濟上的獨立;三、多設各種職業專門學校以及大眾小學校，並注重貧民婦女工業教育，使婦女得智識、技能之解放;四、注重道德以免以後誤入歧途，致有損人格而遺後患。

廣東女界聯合會成立後，伍智梅當選為第一屆理事。為了節省經費，她把辦公地點放在自己位於廣州市倉邊路的家中。在她們的努力下，當時的廣三鐵路錄用了40名女職員，這在廣東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1921年3月，伍智梅等人利用廣東議會起草憲法的機會，組成了女子參政團到議會請願，爭取參政權，結果被打傷。3月29日，是廣州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日子，廣東女界聯合會組織700多人上街示威，得到孫中山等人的支持。

伍智梅等人的女權運動，引起了國際婦女界的關注。1922年至1923年間，美國女作家格蕾絲•湯普森•西登來中國遊歷，並寫成《中國燈籠》（Chinese Lanterns）一書，描繪了她在遊歷中接觸到的中國新女性的形象。在有關醫學界的一章里，對伍智梅有專門介紹，並配有照片。她如此描繪伍智梅的形象——她穿著羊駝毛織品的長裙和外套，外罩一件外科醫生的工作裙。幾顆鑲金的牙齒惹人注目，黑色的頭髮既光且亮。她用勻稱的、能幹的、有表情的手來加重表達她對婦女的看法，為她們甘願奉獻自己的生命，「婦女受苦了這麼久，她們應當有權力，她們應當在法庭和公共機構里工作，她們應當受教育，她們應當知道怎樣獨立」。

伍智梅是女界先鋒，也是丈夫的戰友，共同的革命信仰將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令人扼腕的是，1926年，黃建勛因革命工作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少年失父的伍智梅，又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親人。但她強迫自己儘快從悲痛中恢復過來，因為在她的規劃中，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938年陪同宋慶齡到廣州陸軍醫院慰問

宋慶齡的「閨密」

和父親與丈夫一樣，伍智梅也一直支持著孫中山的革命理想。

孫中山先生晚年，結合對國家現狀的研究，重新解釋三民主義，黃建勛以孫中山助手的身份參與其中工作。1924年1月到8月，孫中山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闡發三民主義的演說，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最系統、最詳盡，也是最後的篇章。當年1月，他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宣講三民主義時，特意邀請在廣東女界影響巨大的伍智梅與何香凝、沈慧蓮上台就座聆聽。凝結了孫中山和其戰友們集體智慧的三民主義，影響了伍智梅的一生。

孫中山晚年，與伍智梅夫婦交往頗多。孫中山有逛舊書店的愛好，但往往囊中羞澀，沒錢買書。黃、伍二人就曾出手相助，自掏腰包幫孫中山先生買下中意的舊書。孫中山去世之時，黃建勛和伍智梅陪伴在左右。伍智梅還擔任女界招待員，協助宋慶齡辦理孫中山先生的喪事。1925年3月19日，孫中山先生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供民眾瞻仰，伍智梅與何香凝、陳肇君、皮以書等人作為女界執紼者，相伴宋慶齡左右。

「五卅慘案」爆發時，民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民大會。宋慶齡作為會議主席之一，帶病參與大會並慷慨陳詞，伍智梅陪伴在她身邊，寸步不離。

1927年，為紀念孫中山，廣州倡議建立市立中山圖書館，並決定募捐籌款。時任廣州市市長林雲陔委託伍智梅等人赴美募捐，伍智梅欣然應命。伍智梅一行歷經美國、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得到當地僑胞大力支持，順利完成任務。後來，廣東省政府又增加了投資，終於在1933年10月建成了圖書館，並由伍智梅擔任第一任館長。

抗戰期間，伍智梅與宋慶齡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伍智梅多次陪同宋慶齡慰問傷病員，鼓舞他們的鬥志。1938年夏天，她還陪同宋慶齡與時任廣州市市長的曾養甫一起檢閱廣州女子抗日壯丁隊。抗戰期間，伍智梅與同事在重慶開辦中華女子職業學校，並親任該校董事長。這所學校培養女子的工作技能，鼓勵她們在經濟上實現獨立，並倡導女子參政。宋慶齡得知此事後，將一筆國際友人的捐款轉給該校，對伍智梅的事業給予經濟上的支持。

伍智梅與晚輩在一起

英年早逝

新中國成立前夕，伍智梅離開南京到了香港。宋慶齡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她，勸她留在大陸。伍智梅卻執意經香港去台灣，她希望能在台灣看到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得以實現。

1956年11月12日，伍智梅應邀參加台灣醫學界舉辦的慶祝孫中山先生91歲誕辰活動。演講過程中，她情緒十分激動，演講結束準備走下台時，突然昏倒在地，被送往醫院搶救，最終因心臟病及腦溢血救治無效而逝世。這一年，她才58歲。她去世後，蔣介石特地頒發誄詞"盡瘁流芳"，以表哀悼之情。

伍智梅長孫黃堅，是其長子黃庭柱的長子。黃堅是一名新聞人，也是1992年海峽兩岸通郵、通信的重要促成者。他頻繁往來於海峽兩岸，盡自己所能推動兩岸的交流合作，支持祖國統一。黃堅說：「如果祖母泉下有知，知道兩岸終於結束音訊不通的局面，可以自由地交往，她該會有多高興。」

伍智梅在台灣的墓園，只有一方椅面一般大小，芳草萋萋，唯聞鳥唱。如她的為人一樣簡樸、低調。已經70歲的黃堅說：「儘管祖母一輩子沒有做過大官，沒有了不起的著述存世，但她做了很多實事。她的一生，完全為了中國婦女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利，為了中國人的健康快樂而奮鬥。今天，女同胞能夠出去工作，有自己的社交活動，活得獨立自由，都和我祖母這些實幹家的努力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