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2024年02月29日00:25:04 歷史 1890

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文/羅建雲

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 天天要聞

作者近照

平時喜歡看書,總想在故紙堆里淘到一些寶貝。諸如當下老百姓熱議的深化體制改革,便讓我想到我國古代歷史上四次大規模深化改革。古代不叫改革,通常叫變法。其實,改革也好,變法也罷,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均是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經驗或教訓。當下深化體制改革我不聊,聊聊古代歷史上的深化改革一一「變法」吧。

第一次深化改革: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之前,我國古代歷史上也有變法,只是力度、決心、影響不及商鞅變法大。所以,此前變法,只能說是小打小鬧,隔靴搔癢,沒有太多實際作用。而商鞅變法,可謂觸及靈魂的改革,自然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深化改革。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有:推行「什伍」制,實行連坐法;獎勵軍功,禁止私鬥,推行軍功爵制度;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推行嚴刑峻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建議將秦國都城遷到咸陽,進行第二次變法,變法內容有:廢除井田制;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制;整理軍賦;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從現代人來看,「廢除井田制」「統一度量衡」「獎勵軍功,推行軍功爵制度」改革是非常前衛的,為秦國成為戰國七雄奠定堅實基礎。

只是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嬴駟繼位。商鞅功高蓋主,宗親貴戚視他為眼中釘。又因變法措施太過苛刻,得罪舊勢力,失去民眾支持。公子虔指使門徒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期間,返回封邑調兵,因為沒有民心支持,調兵自保失敗,最後戰死。屍身被運至咸陽車裂,全家被誅殺。至此,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深化改革以悲壯、慘烈收場。

商鞅變法說明改革要獲得最高統治者重視很重要,而獲得民心支持更重要。可能是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滯後,商鞅變法超前,導致最終失敗,也是情有可原。

第二次深化改革:王安石變法

如果說商鞅變法是因為發生在封建社會初期,統治階層思想固化,民眾愚昧無知,導致失敗可以理解。但王安石變法失敗,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如何獲得統治階層絕對認可,才是我國古代深化改革的唯一保障。

王安石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進士身份踏足北宋官場,從一個小官慢慢爬上來,在宋神宗時期崛起。當時的北宋也是內憂外患。首先是內部,出現了很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外部則面臨遼國、西夏侵擾,看似強大的北宋王朝,被壓迫得積貧積弱,處境極其危險。宋神宗和北宋王朝其他帝王不一樣,他迫切需要北宋王朝重新崛起,以保江山社稷。所以,大膽啟用王安石對北宋王朝進行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不可避免傷害舊勢力利益。所以,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廢除全部新法,一代賢臣王安石最後憂病而死。

當然,王安石較商鞅而言,又是幸運的。雖然廢除全部新法,並沒有危及王安石生命安全。只是王安石感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時代過去,宰相位置被司馬光取代,自己不再受重用,憂鬱而死,便是另一種心理折磨,比「車裂」好一萬倍。

第三次深化改革: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是明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的陞官之路極為傳奇,考中進士之後,深得徐階賞識,一路平步青雲,入主內閣,成為次輔。萬曆皇帝繼位後,張居正成為首輔,大權在握,實行改革。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經自內而外的腐朽不堪,沒有強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改革,大明王朝離滅國已經不遠。張居正改革俗稱「一條鞭法」,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經過改革,強化中央集權,實現「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朝政府財政收入有了顯著增加,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使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之用,已是很大進步。

改革不免觸動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保守派強烈對抗。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擊,說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於是,萬曆皇帝下令撤銷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查抄家產,長子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也遭到破壞,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從張居正改革不難看出,改革過程最大的阻力無非兩個,一是皇帝支不支持,二是如何應對保守勢力。其實,這兩個阻力都是不可調和的深層矛盾。所以,張居正死後,立馬被反對派群起而攻之,改革戛然而止,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縱觀全球,哪個國家的改革不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呢?

第四次深化改革:洋務運動

晚清時期,為了挽回頹勢,清政府也進行多種嘗試,力圖改革,增強國力。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便是證明。

清末新政實施太晚,積重難返。戊戌變法純粹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以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草率收場。持續時間最長、效果最顯著的當屬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是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場以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自救運動。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便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安慶軍械所、湖北槍炮廠、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西安機器製造局、蘭州機器製造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等便是洋務運動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工業發展、經濟振興、民族自信、國力自強。只是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不想改變社會制度,群臣再有能力,也無法改變慈禧太后腐朽、無能的心。加上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甲午中日戰爭暴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就預示洋務運動結束了。

洋務運動雖然結束了,但中國近代工業也真正誕生了,也為辛亥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所以,清朝末年的深化改革雖然沒有撼動清王朝的根基,卻衍生出華夏民族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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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華夏民族經過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大規模深化改革,縱使商鞅、譚嗣同付出生命的代:王安石、張居正結局慘淡;張之洞、左宗棠等無力回天,卻為我國社會制度變化、生產力水平提升、思想逐步解放,起到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是必須肯定與認可的。可以說,任何一個主持變法、支持改革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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