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文／羅建雲

作者近照

平時喜歡看書，總想在故紙堆里淘到一些寶貝。諸如當下老百姓熱議的深化體制改革，便讓我想到我國古代歷史上四次大規模深化改革。古代不叫改革，通常叫變法。其實，改革也好，變法也罷，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均是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經驗或教訓。當下深化體制改革我不聊，聊聊古代歷史上的深化改革一一「變法」吧。

第一次深化改革：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之前，我國古代歷史上也有變法，只是力度、決心、影響不及商鞅變法大。所以，此前變法，只能說是小打小鬧，隔靴搔癢，沒有太多實際作用。而商鞅變法，可謂觸及靈魂的改革，自然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深化改革。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有：推行「什伍」制，實行連坐法；獎勵軍功，禁止私鬥，推行軍功爵制度；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推行嚴刑峻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建議將秦國都城遷到咸陽，進行第二次變法，變法內容有：廢除井田制；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制；整理軍賦；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從現代人來看，「廢除井田制」「統一度量衡」「獎勵軍功，推行軍功爵制度」改革是非常前衛的，為秦國成為戰國七雄奠定堅實基礎。

只是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嬴駟繼位。商鞅功高蓋主，宗親貴戚視他為眼中釘。又因變法措施太過苛刻，得罪舊勢力，失去民眾支持。公子虔指使門徒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期間，返回封邑調兵，因為沒有民心支持，調兵自保失敗，最後戰死。屍身被運至咸陽車裂，全家被誅殺。至此，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深化改革以悲壯、慘烈收場。

商鞅變法說明改革要獲得最高統治者重視很重要，而獲得民心支持更重要。可能是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滯後，商鞅變法超前，導致最終失敗，也是情有可原。

第二次深化改革：王安石變法

如果說商鞅變法是因為發生在封建社會初期，統治階層思想固化，民眾愚昧無知，導致失敗可以理解。但王安石變法失敗，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如何獲得統治階層絕對認可，才是我國古代深化改革的唯一保障。

王安石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進士身份踏足北宋官場，從一個小官慢慢爬上來，在宋神宗時期崛起。當時的北宋也是內憂外患。首先是內部，出現了很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外部則面臨遼國、西夏侵擾，看似強大的北宋王朝，被壓迫得積貧積弱，處境極其危險。宋神宗和北宋王朝其他帝王不一樣，他迫切需要北宋王朝重新崛起，以保江山社稷。所以，大膽啟用王安石對北宋王朝進行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不可避免傷害舊勢力利益。所以，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廢除全部新法，一代賢臣王安石最後憂病而死。

當然，王安石較商鞅而言，又是幸運的。雖然廢除全部新法，並沒有危及王安石生命安全。只是王安石感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時代過去，宰相位置被司馬光取代，自己不再受重用，憂鬱而死，便是另一種心理折磨，比「車裂」好一萬倍。

第三次深化改革：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是明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的陞官之路極為傳奇，考中進士之後，深得徐階賞識，一路平步青雲，入主內閣，成為次輔。萬曆皇帝繼位後，張居正成為首輔，大權在握，實行改革。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經自內而外的腐朽不堪，沒有強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改革，大明王朝離滅國已經不遠。張居正改革俗稱「一條鞭法」，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經過改革，強化中央集權，實現「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朝政府財政收入有了顯著增加，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使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之用，已是很大進步。

改革不免觸動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保守派強烈對抗。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擊，說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於是，萬曆皇帝下令撤銷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查抄家產，長子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也遭到破壞，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從張居正改革不難看出，改革過程最大的阻力無非兩個，一是皇帝支不支持，二是如何應對保守勢力。其實，這兩個阻力都是不可調和的深層矛盾。所以，張居正死後，立馬被反對派群起而攻之，改革戛然而止，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縱觀全球，哪個國家的改革不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呢？

第四次深化改革：洋務運動

晚清時期，為了挽回頹勢，清政府也進行多種嘗試，力圖改革，增強國力。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便是證明。

清末新政實施太晚，積重難返。戊戌變法純粹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以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草率收場。持續時間最長、效果最顯著的當屬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是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場以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自救運動。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便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安慶軍械所、湖北槍炮廠、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西安機器製造局、蘭州機器製造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等便是洋務運動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工業發展、經濟振興、民族自信、國力自強。只是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不想改變社會制度，群臣再有能力，也無法改變慈禧太后腐朽、無能的心。加上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甲午中日戰爭暴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就預示洋務運動結束了。

洋務運動雖然結束了，但中國近代工業也真正誕生了，也為辛亥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所以，清朝末年的深化改革雖然沒有撼動清王朝的根基，卻衍生出華夏民族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總之，華夏民族經過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四次大規模深化改革，縱使商鞅、譚嗣同付出生命的代：王安石、張居正結局慘淡；張之洞、左宗棠等無力回天，卻為我國社會制度變化、生產力水平提升、思想逐步解放，起到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是必須肯定與認可的。可以說，任何一個主持變法、支持改革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