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備立憲，大清王朝輸掉的最後一次翻盤機會

17世紀至18世紀，當歐美主要國家紛紛建立憲政政體，資本主義開始按捺不住對財富的渴望，準備用炮艦向海外出征的時候，中國正處在封建社會表面上看起來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但是，這個虛幻的盛世，伴隨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日漸沒落的專制思想，很快就在洋槍洋炮的轟擊下徹底崩塌。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給了腐朽的清政府一記響亮耳光。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昔日的大清帝國，又慘敗給剛剛實施了憲政的日本。戰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浪潮，清政府對外完全無力抵抗，對內統治卻更為殘暴專制，整個國家和民族面臨危亡。

為什麼中國會墮落至此？是什麼讓那些昔日的西方「蠻夷之國」，甚至是「蕞爾小國」的日本，在短短數年之間，就擁有了征服中央之國的強大實力？中華民族怎麼才能走上強國之路以避免被亡國滅種？

這些問題被無法迴避地擺在了中國人面前。清政府內相對開明的漢族官僚們認為是經濟，於是洋務運動被提上日程；而彼時視野相對開闊、思想也更為活躍的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必須在制度上進行重新設計，必須效法西方，建立憲政制度，才能找回昔日中央大國的自信。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開始宣傳近代西方民主憲政學說，要求對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進行變革。被列強侵略和農民起義逼到已經無路可走的清政府統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答應了維新派的要求。於是，戊戌變法，成為中國憲政的第一次嘗試。

在戊戌變法3個月內，光緒共計發布變法詔令184條，包括政治、經濟、軍事、警察、文化、教育制度等各個方面，基本目標是建立一個君主立憲體制的現代國家。其中涉及憲政的措施主要有準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提倡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廣開言路，提倡上書言事。

但是，以限制君主權力為訴求的憲政理念，終究和以專製為統治要義的封建皇權無法同行。就像憲政在西方落地過程中也遭遇到的與貴族和王權的鬥爭一樣，憲政在中國的落地過程，也註定要經歷血雨腥風。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寢宮，將光緒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以光緒的名義發布詔書，以「朕躬不豫」為由，臨朝訓政。先後罷免或遣戍參與新政的官員數十人，屠殺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海外。所有新政措施，除已經創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廢止。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憲政努力，以流血失敗而告終。

戊戌變法雖遭鎮壓，但清朝面臨的統治危機日益深重。戊戌變法後，敵視西方的守舊派官僚得勢，清政府統治更為昏聵，對中西方實力對比一無所知的慈禧採納了利用義和團清剿西方列強在華勢力的建議，結果引來了八國聯軍的全面報復，清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額賠款，由此權威盡喪，顏面掃地。

在此情況下，為挽救危局，慈禧只得重拾維新派的政策主張——君主立憲。1901年1月29日，慈禧逃到西安已經3個月，一向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她以光緒的名義頒布《變法上諭》，上諭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上諭要求內外大臣、駐外使節和封疆大吏在2個月內就變法條陳意見。但2個月過去了，大臣們一言不發，因為他們對血腥屠殺戊戌六君子的歷史記憶猶新，儘管上諭娓娓動聽，但大臣們不敢回應。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成為激蕩中國立憲思潮的導火索。《大公報》刊載文章稱：「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三名封疆大吏袁世凱、張之洞、周馥聯銜上奏立憲，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慈禧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決定派遣以鎮國公載澤為首，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人組成的出洋考察團。

考察團巡遊日、德、法、奧、俄、美諸國，考察三百六十天。在德國，德皇威廉親自接見五大臣，諄諄告誡「中國變法要審度國勢，要使之有獨具之規模。在日本，首相伊藤面授機宜「主權必須集於君主一人之身，萬不可旁落於臣民」。

歸國後，五大臣得到七十高齡的慈禧連連召見，舉行御前會議。他們向慈禧力陳實行憲政的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亂可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布《預備立憲上諭》，宣布「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又強調，由於「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只能先「預備立憲」，待時機成熟再實施憲政。

當年戊戌變法提出君主立憲，滿清絕大多數貴族都視之洪水猛獸，大逆不道。可是，僅僅過了幾年時間，清政府卻自己舉起了君主立憲的旗幟，並且聲稱，唯有實行預備立憲,才能「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是什麼原因促使清政府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

清政府實行預備立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孤立資產階級革命派，「消弭」和撲滅越燒越旺的革命烈火。

駐法公使孫寶琦認為只有公布將仿行立憲政體，才能團結民心，保全邦本，不然在列強的凌辱下，民心不穩，危急江山社稷。直隸總督端方更認為在革命黨人的學說在百姓中，特別是青年人中蠱惑力，影響力日益擴大，只有實行立憲才能捕獲人心。

在革命派迅速興起下，立憲派紛紛出版報紙，編譯書籍，遊說權貴，聯絡同志，竭力鼓吹憲政。在立憲派的鼓動下，要求清朝實行立憲政治的輿論日見普遍。撫慰、拉攏立憲派，才能避免這些人被革命派靠攏或轉化，成為異己力量。

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列強對慈禧十分不滿，呼籲光緒親政。為了加強統治效能，取悅帝國主義，慈禧迫不及待地在流亡途中就匆匆忙忙發布所謂「新政」詔書，再進一步把「新政」發展而為「預備立憲」，具有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

儘管如此，全國民眾還是對立憲抱有很大期望。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各界人士紛紛召開慶祝大會，高呼「立憲萬歲」口號，大唱《歡迎立憲歌》。反響最熱烈的是上海，1906年9月9日上海各團體及學校紛紛開會慶祝，上街遊行。9月16日，包括《申報》《時報》在內的上海各大報社聯合舉辦慶祝會，上千人到會。

1908年8月27日，各界盼望的《欽定憲法大綱》終於出台。清政府頒布的這個大綱規定，皇帝在行使權力時不受任何約束，將皇帝擁有的至高無上的但從未用文字表述的權力，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文確定下來。雖然規定臣民的權利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訴訟等自由，但又規定皇帝可以隨時剝奪。

《欽定憲法大綱》實質上是以立憲的名義行專制之實。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13名內閣大臣中滿清貴族竟佔8名，因而被稱為「皇族內閣」。該名單一經公布，即讓那些曾經興奮的人們大失所望。

清政府還要把這個假面舞會繼續演下去，立憲派卻已經離心離德。而與此同時，一股新的政治勢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致力於通過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統治的革命黨人，已經開始將他們的理想付諸於實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展開。清政府3天之內倉促制定《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企圖度過危機，該條文大大削減君權，而歸權於國會。

但清政府這個「實行憲政」實在來得太晚了，已不能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政治作用。在立憲和革命的賽跑中，僅僅過了三個月，後者取勝，腐朽、專制、無能的清政府被革命者暴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