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簡讀系列之東方:歷史不曾偏愛——新中國簡史與基本政治國情

東方:歷史不曾偏愛

——新中國簡史與基本政治國情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多少國家和政權都沒有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在興旺發達、生機勃勃的延安,深受鼓舞的黃炎培老先生又隱隱感到一種深沉的憂慮。

但毛澤東很有信心,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上海解放時露宿街頭的人民解放軍

「何時能回來?」面對家鄉遺老的問詢,就要跑到台灣島去的蔣介石凄惶地回答:「三年吧。」

但是,就在大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過去並不了解共產黨的著名醫生,看到滿身征塵的人民解放軍為了不驚擾市民而露宿街頭,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寧願血灑蘇州河橋頭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萬分,說道:「國民黨回不來了。」

他說出了一個真理——新中國,是人民的共和國;代表人民並為人民所擁護,使她克服了難以想像的艱難和挫折,為一個古老的民族迎來了再度輝煌的明天。

一、新中國走過坎坷曲折的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歷史充滿了偶然。

1945年,為了劃分美蘇兩國對日受降的區域,五角大樓一位不知名的上校在朝鮮半島划了一條沒有任何歷史或地理依據的界線——三八線,他未曾想到,五年之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世界上第一軍事、工業強國,竟在這裡較量了幾乎三年。

剛滿一周歲的新中國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此不僅是天安門城樓上領袖的吶喊,而且成為國際政治鬥爭中不可移易的事實。

包括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在內的37萬中華民族優秀兒女長眠在異國的蒼松翠柏之下,推來移去的戰線最終又回到三八線上。

對此,雙方統帥的評論是戲劇性的——

克拉克將軍說:「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沒有打勝仗的停戰協議上簽字的司令官。」

彭德懷則豪情萬丈:「西方侵略者只要在東方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幾乎同時,新中國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在全國範圍逐步建立了作為過渡形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在農村,則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毛澤東說:戰爭、土改,這是中國人民要過的「兩個關」。「兩關」既過,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開始,古老大地霎時豎起了如林的塔吊。

「156項工程」,在那個時代幾乎家喻戶曉,它意味著許多國計民生所必需、而過去幾乎是空白的新興工業在新中國崛起,意味著現代工業開始取代了落後的傳統產業,而居於國民經濟的優勢地位。四年之中,全國共建成一萬個項目,工業總產值增長1.29倍,超過原計劃20個百分點,1957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95億噸,，比1949年增長近1/3。

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一個沸騰得令人亢奮的年代。

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在鞭炮齊鳴中走向高潮。儘管昨天的資本家未必都心甘情願地交出自己的產業,儘管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今天看來快了一些,但無論如何,讓一個剝削階級在鞭炮中而不是在槍炮中「自願消失」,在人類階級對抗史上,恐怕是空前的。

1958年,一連串空前的勝利,使我們的政治局已經在認真地討論:「中國何時可以宣布進入共產主義」了。

社會主義煥發了亘古未有的熱情,卻來不及學會如何制止狂熱;而熱情與狂熱,如同真理與謬誤一樣,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1958—1977年,是一個充滿艱辛和遺憾的探索期。「大躍進」的經濟狂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熱,使新中國付出巨大代價,本來已經縮小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社會主義的真實面目,人們還遠遠沒有認識清楚。

它的藍圖,誕生於馬克思睿智的大腦中;但他沒有,也不可能鍛造一把萬能的鑰匙,為不同國度和民族開闢通向這理想境界的大門。

蹣跚學步的新中國難以避免地跌了跤。但唯其如此,當她爬起來繼續前行時,她的步伐才格外穩健和堅強。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決定停止使用「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幾乎與此同時,在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個默默無聞的農民也開了一個會,他們在大包干協議書上印下粗壯的手印,與那劃時代的全會靈犀相通,遙遙呼應,一起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中國國情又一次顯示了它獨特的規律——幾乎是重複著革命戰爭的軌跡,改革的浪潮從農村卷進了城市。中國城鄉又一次沸騰起來,出現了國民經濟大發展的嶄新局面。僅在1984——1986年三年間,我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國家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等五項重大經濟指標,都比1978年陸續翻了一番(見下表)。

改革時期主要經濟指標翻番情況

指標	1978年	翻番年份和總額	1979——1989平均增長
工農業總產值（億元）	5634	10831（1984）	10.9％
國民生產總值（億元）	3588	8558（1985）	9.0％
國民收入（億元）	3010	7020（1985）	8.7％
國家財政收入（億元）	1121.1	2260（1986）	9.1％
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	175	406（1985）	6.9％

到1989年的11年，國民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9%,超過1953——1978年平均每年增長6.1%的速度,大大高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平均增長2——4%的速度。

這樣,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在12年改革開放基礎上也已經有把握實現。歷史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我們民族的強國之路。

二、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充分最廣泛的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478頁）政權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也存在於民眾之中。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就通過「農民協會」、「工人罷工革命大會」、「市民代表大會」等組織,使民眾初步行使了應有的政治權利。以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兵蘇維埃」、解放戰爭時期各根據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則成為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型。這個制度,在1949年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首次規定,在1954年第一部憲法中進一步肯定下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當家做主權利的組織形式。

這樣,解放前「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享有了最充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選舉代表他們管理各級政權的幹部,也有權被選舉而直接參加這種管理。就是說占人口95%以上的人,不分階級和財產,不分民族和性別,都可以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他們的代表制定法律,決定國家大事,決定國家領導機構的人事任免。

同是第一部憲法,美國1787年的聯邦憲法還允許蓄役黑奴,允許奴隸主追捕黑奴,甚至允許黑奴進口;各州選舉法還剝奪了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和廣大勞動者的選舉權。這些歧視性條款雖然逐步被修改和取消,但那是廣大人民鬥爭的結果,而且花了很長時間。如英國用了整整240年才使婦女獲得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美國則花了133年。直到今天,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仍規定選舉人要有一定數額的財產,從而仍然限制著一些貧民的政治權利。

這種「民主」只能是富人的民主。竟選一個參議員要花400萬美元,竟選紐約市長要花700萬美元,里根競選總統的費用竟高達8億美元。普通老百姓花得起這筆錢嗎?在第95屆美國國會五百多名兩院議員中,企業家金融家佔95人,律師277人,卻沒有一名工人或農業工人的代表。而在我國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工農代表佔23%,知識分子佔23.4%,幹部24.7%,人民解放軍9%,合計佔80%左右。

由此可見,民主就其本意而言,從來就不是指個人的「民主」,而是一種國家形式、國家制度,民主的本質在於它的階級性。「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幾乎是寫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上的共通原則。從法律上講,這似乎是人人「平等」的,但不要忘記:在今天的美國,占人口10%的富人擁有全國金融資產的86%、全部凈資產的57%,而占人口90%的家庭只掌握剩下的14%和43%,那麼「神聖不可侵犯」所提供的最主要因而也是更本質的保護,究竟是對誰而言、對誰最有利呢?這種完全不平等的經濟現實,怎麼會導致工人與資本家的真正的政治平等與人格平等呢?它的國會裡怎能不是企業家金融家和代表他們的律師為多數呢?

中國的憲法也規定了「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十二條）但它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是說,社會主義民主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正因為它消滅了私人佔有生產資料和建立其上的階級剝削和壓迫,消滅了因此而產生的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才使全體人民真正平等地成為國家財富的主人。這種經濟上的真正平等是政治上真正平等的基礎,從而使社會主義民主成為有史以來最廣泛最充分的民主。

這是就民主的本質、即「誰」當家作主而言。此外,民主還必須有一定的形式,即規定民主主體「如何」當家作主。它表現為一系列程序,和保證這些程序正常進行、不被破壞和濫用的各種法律,及其執行、監督的機構。

應該說,經歷了漫長發展過程的資本主義民主在這方面已經相當完善,其中也不無值得借鑒的東西;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還很短,還不夠完善,而完善起來也要受國情制約。比如「直接選舉」是比較高級的民主形式,但我國人口眾多,1/6是文盲半文盲,廣大農村還很落後,這就很難實行直接選舉。

如同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所說:如果公民整日為生計忙碌,他就不可能有充裕的閑暇時間關心和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可見，我國人民擁有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受到落後的經濟文化水平及由此決定的公民民主素質的制約。從根本上說,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出現了某些人民的代表和官員違背人民意志或科學規律的各種弊端,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87頁）。

所以,民主又是一個過程,它應該而且必須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提高和完善。事實上,也恰恰是在國民經濟發展最快、人民得實惠最多的改革開放10年中,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也發展得最快。我們修改了選舉法,實行了差額選舉、任期選舉和人民代表的縣級直接選舉;1987年已有佔全國總縣數93%的1925個縣實行了縣級直選。我們實行了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的改革,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10年中新制定的法律有146個,行政和地方性法規497個和1220個,進展之快是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

我們的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民主與專政,從來是須不可分離的,它們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只有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才能對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並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只有對敵人實行專政,才能保衛和發展民主,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今天,作為專政對象的「敵人」,已經不再是作為整體的反動階級。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是,由於國內和國際的各種因素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間諜、特務、新老反革命分子,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還在活動和產生,他們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除此以外,還有貪污受賄、走私販私、投機倒把、盜竊公共財物等嚴重犯罪活動,都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同時,國家還要防止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它是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內容,是載入憲法的。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才有憲法、法律的穩固和尊嚴,才有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安寧。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完全新型的政黨制度

我們已經說過,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土壤上曾雨後春筍般湧現出許多政黨和團體,多黨制的議會民主的道路似乎在古老國度上露出曙光。

然而,就在1913年3月20日,當時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的領袖宋教仁,卻被「大總統」袁世凱派出的刺客暗殺在上海車站,可憐這位躊躇滿志地企圖通過國會選舉登上總理寶座的政治家,臨死前還對袁世凱充滿幻想,他口授電報說:「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袁世凱才不要什麼「憲法」、「國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他要的是獨裁、專制,要的是「洪憲皇帝」!如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一樣,西方資本主義的多黨議會制度在中國初露端倪,就被袁世凱給「槍斃」了。

蔣介石完全繼承了袁世凱的衣缽。他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張,連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領袖都敢囚禁和暗殺,哪裡還要什麼多黨民主?

那時有個「第三黨」,叫中國民主同盟,它主張「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民主政治」（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10月)政治報告）顯然,這是一個介乎於共產黨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和國民黨反動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但是,1945年底,民盟中央執委聞一多、李公朴先後倒在國民黨特務槍下,接著數百名民盟成員又身陷囹圄。當蔣介石自信有足夠力量消滅共產黨時,就同時把「第三黨」連同他們所幻想的「第三條道路」一起,淹沒在全面內戰的血泊中……

人心的向背又一次在正義與邪惡之間做出了選擇。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團體和社會賢達聯合致電中共中央,響應「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中央1948年5月1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發出了這號召）的號召,做出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共同建設新中國的歷史性選擇。

如果以為這只是黨派間的恩恩怨怨,那就錯了。我們知道,現代政黨是社會階級和利益集團的產物；中國「第三黨」所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這些階級實在是太弱小了;蔣介石的屠刀代表的則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意志,宣布了已經屢走不通的獨立資本主義道路的死刑。面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個共同敵人,民主黨派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那裡才能找到廣泛合作的政治基礎。

這樣,如果說民國初年小黨林立的「多黨制」很快夭折在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下,那麼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一黨獨裁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誕生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三種,也是完全新型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參政制,它根本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也有別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具有新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特點和優點。

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即政治領導,而不是組織領導。各民主黨派既保持著組織上的獨立,與共產黨「長期共存」,又自願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樣,它們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政黨制中的在野黨或反對黨;他們以政黨為單位參加人民政協,提出議案和意見,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還直接參加國家政權、擔任領導職務。因此,它們是新中國政權結構中不可缺少的參政黨,是與共產黨「互相監督」的友黨;就是說,民主黨派有充分的權利批評和監督共產黨,又接受共產黨滿腔熱忱的幫助,一同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友關係,是當代世界新型的政黨關係,是西方那種爾虞我詐、翻雲覆雨的政黨關係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的。

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我們的政治優勢所在

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真正成為自己命運和所創造的財富的主人,他們當牛作馬時被壓抑著的創造歷史的巨大積極性和創造力就充分發揮出來了。如果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支前大軍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建國初年一大批水利水電工程則是千千萬萬建設者用一柄柄鐵鎚、一把把鐵鎬和一根根鋼釺「敲」出來的,大慶油田的鑽塔也是繩拉、杠撬「豎」起來的……

歷史不曾偏愛。一個起初只有57名成員的小黨所以能夠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的執政黨,所以能夠呼喚這個一窮二白的潛龍在短短四十年時間裡騰飛於世界,靠的就是人民群眾高度的政治覺悟,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苦幹實幹的革命精神。

這是我們的政治優勢,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人類不僅創造了各種物質成果,即物質文明,同時也創造著豐富的精神財富;它表現為教育、科技、文化的發展和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如果說前一方面我們還落後於西方,那麼,作為我國精神文明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則是世界上最科學最先進的意識形態;作為精神文明社會政治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又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合理最公正的制度。因此,社會主義理應擁有政治覺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民,擁有與資本主義本質不同的健康、豐富的精神文明,並使它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的。她不但大力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而且高度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組成了遍及社會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的政治組織結構和思想教育網路,不斷用先進的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武裝人民。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教育群眾懂得自己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並團結起來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鬥,使個人利益服從群體利益,必要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這樣,曾經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就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共同理想,從而凝聚成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建立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之上的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與資本主義社會「個人顧個人,上帝管大家」有著天淵之別,是落後的中國能夠迅速崛起的根本優勢所在。

五、社會主義締造真正的民族平等,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是各民族的共同願望

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佔全國總人口8.0%,（此據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數字計算。本節其他主要數字,除另行註明者外,均系1982——1985年統計數字,引自《當代中國人口》）而它們的代表在六屆人大中占代表總數的13.5%,七屆人大時為15%,即使只有幾千人口的小民族,在各級人大也都有自己的代表。

如果說資本主義世界至今還嚴重存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制度,那麼,充分體現民族平等的第一個民族自治區,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前兩年就已經誕生在內蒙古大地。現在全國已有民族區域自治行政區159個,其中省級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旗)115個,總面積佔全國國土的63.8%,（此系1988年統計數字,見《中國國情》,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第18頁）實行自治的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87%。民族區域自治是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原則的具體體現,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中華民族是由居住在神州大地上所有民族組成的民族大家庭,所有少數民族都是這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民族區域自治地區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國歷史上一直是各民族交錯雜居,今天各少數民族仍然分布在占國土總面積62.5%的廣闊國土上,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長期的共同生活,使各民族間一直相互交流、共同發展,共同創造了統一的國家和歷史文化。

我國50%的少數民族人口居住在邊疆,各少數民族為保衛邊疆、開發邊疆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今天民族區域自治地區蘊藏著全國水力資源的52.3%、草原面積的89.6%、森林面積的37.8%、林木蓄積量的46%,而且大多尚未開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後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裡的資源開發和經濟文化發展狀況。

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一般說來還比較落後,是新中國解放了大小涼山的彝族奴隸和康藏高原的百萬農奴,使一些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的少數民族跨越幾個社會形態,一步進入先進的社會主義。

40年來,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文化都有了很大發展。到1983年,少數民族高校、中學和小學在校生數分別比1952年增長了19.6、19.8和4.5倍,按每萬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計算,超過全國(721.8人)和漢族(739.8人)平均水平的少數民族已達14個,其中百萬以上人口的民族有3個。

與1949年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醫療衛生機構增加了50.1倍,醫療床位增加86.1倍,專業衛生技術人員增加了115.2倍,人均擁有量已與全國水平接近。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社會主義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說明少數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離不開漢族的幫助,漢族的發展也離不開少數民族。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象愛惜自己的眼睛一樣愛惜民族團結,愛惜國家統一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本文選自《國情教育讀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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