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周口地區的教育及宗教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封建軍閥割據混戰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在玄學思想的支配下，產生了與儒家相對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玄學清談的風氣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長期動亂影響了學校的正常秩序，官學教育衰頹，呈現出時興時廢的狀態，地方私學轉而呈現繁榮局面，家庭教育得到進一步發展。

曹魏時期，戰爭頻繁，教育事業奄奄一息。曹丕即帝位後，推行九品中正制，士族獲得做官特權，不一定要經過學校培養；他們又崇尚玄學，反對儒家禮法和繁瑣經學，士族不願意多辦學校，也沒有興趣去辦儒家式的學校，客觀上促進了私學的發展。

北魏時期，地方普遍建立郡國學校制度，陳郡就設鄉學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學生60人，規定博士要博通經典，道德高尚，年齡須在40歲以上；學生則要「先進高門，次及中第」。西漢已有郡國學校，漢平帝曾命令郡國普遍設立學官，但郡國學制的建立則是始於北魏。這一時期童蒙讀物有范岫的《學訓》，王褒的《幼訓》，以及梁武帝時周興嗣所撰的《千字文》。

韓小文造像碑拓片

漢末魏晉南北朝以來，學術風氣一反兩漢的樸質，普遍趨向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廣泛傳播，日益發達。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南北朝時佛教盛行，寺院大量興建。西華縣在北魏甚至更早時建有佛教寺院。據《水經注•潁水條》云：習陽城「村後有土城，東南隅有古寺，今已廢」。

扶溝縣北魏時始建佛寺。1991年秋，扶溝縣韭園鎮十里店村出土一塊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韓小文造像石碑。此碑高175厘米，上寬43.5厘米，下寬46厘米，上厚7厘米，下厚8.5厘米，正面為造像，背面為題記。造像分上、中、下三龕。上龕中間端坐釋迦牟尼，左為文殊菩薩，右為普賢菩薩。中龕、下龕造像與上龕略同。題記分上下兩部分，上部87厘米為造像碑正文，14行，滿行30字，字有界格；下部88厘米是造像碑題名3列，每列7至10行不等，記述像主韓小文、妻張女和他的兒子韓紹祖3人，邑子韓盆8人，其他15人及像飾蘇羽生等29人姓名。造像碑的出土，從信徒之眾，佛像開光時高僧親臨可知，早在1400多年前的北魏，佛教在扶溝已經興盛。北齊年間，扶溝縣建有芝亭寺，位於今柴崗鄉寺前村和寺後村之間。據明嘉靖十年（1531年）支亭寺碑記載：「邑之西南隅，距城十五里，有寺曰芝亭，蓋世名剎也，肇自大齊年間，循歷至今。」據說該寺系北齊文宣帝命國子監博士張思伯主持興建。至今香火興旺。該寺院原有房屋數十間，民國時期在此辦學，後陸續改建，現僅存偏房3間。山門外現有古槐1株，高10餘米，樹榦周長4米，枝葉繁盛，鬱郁成蔭。寺內尚存石碑數通，已作房基用，由於碑刻破損，碑文漫漶不清。扶溝縣博物館館藏有北齊鎏金觀音銅像。

北齊鎏金觀音銅像

太康縣高朗鄉趙寨村東有一南北向的土崗，據傳早年崗上建有一座寺院（今已不存）。20世紀70年代初，一位村民在崗上挖土時偶然發現「武定七年」造像碑，他挖出此碑後背回家當雞窩門用。1977年冬天，太康縣文化館文物幹部下鄉普查文物時，發現並收藏到縣文化館，1989年縣文管所成立，由文化館移交縣文管所收藏。

該造像碑高34厘米，寬28厘米，保存完整。碑陰造像三尊，為一佛二菩薩。本尊釋迦牟尼，肉髻圓形光頭，身穿敞肩大衣，衣紋為羊腸狀，坐於長方形須彌座上，兩側的二菩薩，衣著相同，均頭帶寶冠，披下飄且交於腹部，下穿裙，赤足立於方座上。碑陰刻銘文，魏碑書體，豎行排列，共6行，計58字：大魏武定七年，歲次主已二月丁亥，期十五日來醜比丘，普朗造像一軀為國□□□王常主口師僧父母□□□中，法界口眾生，□□□□一時成佛。

該造像碑雕刻刀法熟練，形象肅穆，衣紋平直且似羊腸狀，具有北朝未期的造像特徵，有確切紀年。大魏武定七年，即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年號，為公元549年。碑文書法為典型的魏碑書體，為研究魏碑書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比丘朗造像

鹿苑寺，創建於梁天監四年（505年），在今項城南頓城東，不知毀於何時。

陽夏謝氏家族在進入南朝後，宗教信仰基本上由道教世家轉變為佛教世家。謝靈運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釋過《金剛般若經》，潤飾過《大般涅經》,有《辯宗論》為其闡釋頓悟的哲學名篇。他的佛教思想和佛經翻譯理論可謂獨樹一幟。

謝靈運主張化解佛教與玄學、儒學之間的矛盾，在《與諸道人辯宗論》中提出了折中佛、儒的全新觀點，認為「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應當「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把儒家作聖之功和佛家頓悟思想相結合，用佛理充實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論點在當時是有重要意義的。由於謝靈運這種新論點的提出，玄遠之學乃轉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聖人之可至，而為伊川謂『學』乃以至聖人學說之先河。

謝靈運有長於道觀、精通梵文的自身優勢，「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他曾與劉宋著名高僧慧睿探討梵文佛經中詞句的含義，後來慧睿據此編成了《八十四音訓敘》一書。唐人慧均所編《大乘四論玄義記》載，謝靈運在精通梵語的基礎上，總結出「反語成字」的翻譯規律，涉及中外音韻方面的雙重問題。書中又稱：「謝靈運亡，諸經胡字，前後誰說，莫能是正，歷代所滯，永不能解。」認為謝靈運的去世是佛經翻譯界的一大損失，許多疑難問題從此永遠不能解決。這從一個側面看出謝靈運所具有的真實地位和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道教逐漸走向成熟、定性的時期。曹魏時，太平道已隨黃巾起義被鎮壓而衰微，五斗米道隨系師張魯歸順曹操與移民北遷，到達曹魏本土（即今河南、河北一帶）。曹操、曹丕害怕農民起義者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造反，便對早期道教採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一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一些神仙方士羅致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有很多門閥士族加人道教，促使道教開始分化為上層神仙道教和下層民間道教。隨著五斗米道在門閥士族中的逐漸傳播，其地位日益提高，人們逐漸改稱五斗米道為天師道。

魏文帝曹丕對道教鼻祖老子的尊崇雖不及其父曹操，但對老子還是給予一定尊重。黃初三年（222年）十月，曹丕自許都回故里焦（今安徽毫州市）時，見苦縣厲鄉老子廟「殊未整頓」，下詔予以整修。《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廟詔》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