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夜讀 | 追憶江澤民同志的大學歲月

第368期

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2022年11月30日12時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

今天，我們選取《報刊文摘》曾經刊登過的幾則江澤民同志的故事，深切緬懷江澤民同志。

江澤民與夫人王冶坪1992年在北京玉泉山合影

江澤民的大學歲月

1943年,江澤民成為南京中央大學機械電子系當年錄取的8名學生之一。（編者註：後來,南京淪陷時期的中央大學被拆散,江澤民進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讀書。）

儘管肩負著許多校外活動的責任,但主修發電和運輸的江澤民,學習成績依然保持優秀。然而,江澤民從不誇耀自己的學習本領。「我們的系主任有問題最喜歡問王慧炯,」江澤民幾十年後很直率地對他的朋友們說道,「他總能回答出來,還答得非常好。他喜歡學習,而且十分勤奮。他是我們的班長。」

在大學時代,江澤民沒有放棄自己對音樂和文學的愛好。即便當他從事革命活動後,他也設法找機會練習他的技藝。當學生們演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小品劇時,他經常給他們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麼時候舉行班會,他都會指揮大家唱歌,同學們都管他叫「指揮家」。

當江澤民情緒低落時,他不會對他的室友傾訴。通常,他會盤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讀些悲涼的唐宋詩詞。在大聲朗讀的時候,他時不時還會發出一些唏噓感嘆。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憶說,「江澤民都不會發泄或生氣。江澤民背誦古詩的時候,通常都會找一首特別能反映他心情的詩。在高興的時候,他就會選一些歡快的詩。總的來說,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1947年的夏天,江澤民畢業了。儘管只有21歲,他的學識卻非常廣博,以至於同學們都稱他為「江博士」。在他的畢業紀念冊上,他的朋友們題辭留念:「江澤民兄是班裡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績經常名列前茅,尤其精於數學;他喜歡辯論並往往贏得勝利———鑒於此,我們授予他『博士』頭銜。」

「他熱愛體育運動,特別喜歡單杠和短跑。」

「近來,他特別喜歡寫詩和操琴,頗有乃祖『江公』之風。」

江澤民接受了兩種極為不同的,但對他來說卻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種是西方科學與工程的教育;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的教育。

（《報刊文摘》2005年2月14日刊登）

精通吹拉彈唱 至少掌握8門外語

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工具圖書《世界著名歌曲45首》。據悉，這本書所收錄的曲目，是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國務院原副總理李嵐清組織挑選的，而交給李嵐清這個「任務」的，則是江澤民。江澤民為這本書寫了序。

事實上，音樂只是江澤民的愛好之一，江澤民在書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還擅長賦詩作詞，並且熟練掌握多門外語。

據《江澤民傳》記載，江澤民幼年時期就已開始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啟蒙教育，自識字起，父親就要求他每天背誦一篇中國古典文學文章，還要練習書法。7歲時，江澤民進入揚州遠近聞名的瓊花觀小學上學，學校的傳統課程部分圍繞四藝——文學、音樂、書法和中國象棋，這些都成為江澤民為之鐘情一生的愛好。在這裡，江澤民還接受了大量的書法訓練。

江澤民還喜愛賦詩作詞。2001年4月13日，在古巴進行國事訪問會見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時，江澤民向他贈送了親筆書寫的七絕一首：朝辭華夏彩雲間，萬里南美十日還。隔岸風聲狂帶雨，青松傲骨定如山。

據悉，江澤民至少掌握七門樂器：二胡、笛子、吉他、鋼琴、小提琴、管風琴、木琴等。

據《平民領袖》記載：1989年冬天某日，在中南海，見到天降瑞雪，江澤民準備忙裡偷閒，即興彈奏一曲。他有一架立式的聶耳牌鋼琴。「說起這架鋼琴還有一段故事，那還是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由於他非常喜歡音樂，自己也能彈一手好琴，多年來一直想買一架鋼琴，可是因為家裡人口多，生活開銷大，存錢不多，一直未買成。為了滿足丈夫多年的夢想，有一天，王冶坪咬咬牙下定決心，把到期的存摺全拿出來，又向在上海的親戚借了點，湊足兩千元，這才買了一架聶耳牌立式鋼琴，使丈夫多年來的一樁心愿得以變為現實」。

江澤民不僅掌握多門樂器，還愛戲曲、愛唱歌。《江澤民傳》記述，學生時代結束後，江澤民一直很喜愛京劇、越劇、崑曲等傳統藝術，經常吟唱《捉放曹》、《四郎探母》;還喜愛世界各國的著名抒情曲，無論是西班牙語的《鴿子》，還是義大利語的《我的太陽》，江澤民都用原版的語言演唱。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精通英語、俄語，能夠用流利、嫻熟的英語與外賓直接對話，能夠用英語和俄語寫作。

1998年訪問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時，江澤民用俄語演說，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演講都是科技題材，包括「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等專業術語。

據《平民領袖》一書記載：有一次江澤民與上海的大學生對話，有學生大談美國的《獨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澤民說：「你仔細讀懂了《獨立宣言》沒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語把《獨立宣言》都背出來。」有一年，工作人員為他訂了《華盛頓郵報》等幾份英文報紙。他提出還想看一份俄文報紙，工作人員又補訂了《真理報》。

此外，江澤民還精通羅馬尼亞語、法語、德語、日語，也會西班牙語、烏爾都語。據媒體報道，江澤民訪問羅馬尼亞時，即興背誦了羅馬尼亞著名詩人埃米內斯庫的《你為什麼還不來?》，並即興用鋼琴彈起羅馬尼亞古曲《媽媽昨夜把家還》。

（《報刊文摘》2016年4月4日刊登）

曾培炎回憶與江澤民共事

《日出江花——青年江澤民在上海》一書2010年出版。時為上海電科所整流器室技術員,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曾培炎在其中回憶了與江澤民同志共事的時光。

1962年,我和江澤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長,我是技術員。那時他三十六歲,已經在長春一汽當過動力分廠廠長。我二十三歲,剛剛從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

他平時戴一副深色寬邊眼鏡,風度翩翩,見到大家總是微笑著打招呼,群眾都願意跟他接近,同他討論問題。那時政治挂帥,天天講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我們開會在大食堂,一說聽報告大家就犯愁,唯獨聽他的報告不一樣,不少人早早去佔座位。他的報告既突出政治,又不會滿篇大道理、講些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時穿插具體事例,十分生動活潑。講到關鍵的地方,他會插一點方言,比如四川話,說得挺像,也經常用英文講幾句,有時還引用唐詩宋詞,他小時候讀過,隨口就來,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們聽著感覺很親切,不是那麼枯燥。他出國回來,除了介紹考察內容,還給大家講一些國外的見聞和社會情況,我們能聽到這些信息十分難得。在那個極左思想盛行、封閉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躍,與群眾坦誠相待,給研究所帶來了一股新風。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業內有影響、有意義的大事,開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點。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其中一項,就是制訂中小型電機標準。事非躬親不知難,後來我也搞過標準化工作,要把所有生產企業的標準統一起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當時上海電科所是全國統一行業標準的歸口單位,江澤民同志組織了行業中有關廠所的專家共同開展工作,最後形成各方認可的統一標準系列,通過了部門審定,應用到實際生產,最終對促進我國電機工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1963年,一機部因產品需要,要求我們所試製高頻脈衝閘流管。可是那時已經有風聲,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遷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務已經下達,做與不做、怎麼做,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做的話,必須大動干戈改造設備和廠房,但真要搬遷,又要把新設備拆掉,會造成很大浪費。就在大家舉棋不定的時候,江澤民同志做出決定,派我們一批新畢業的大學生外出「借雞生蛋」,借用南京四機部工廠現成的技術設備搞閘流管試製。不到一年時間,在工廠的協助下,我們試製出了三種樣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遷到西安。研究所沒花國家一分錢進行設備廠房改造,圓滿完成了部里交辦的任務。

江澤民同志是學電機出身的,對新生事物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遇到問題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很善於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個同感,向他彙報工作必須有充分準備,即使這樣有的還被問得張口結舌、下不來台。

當時所里有一個不脛而走的「新聞」,就是江澤民同志仗義執言,堅持給所謂「白專典型」的一名技術人員加工資。那年是全國普調一級工資,這位技術員業務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時在工作上也比較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所在的室就把他當作「白專典型」,決定不給加工資。在江澤民同志的堅持和關心下,最終得以解決,還是加上了工資。

1966年,江澤民同志調去武漢熱工所任所長,我隨整流器室整室搬遷到西安。在那之後因為兩次活動,我有機會和江澤民同志近距離一起工作。當時江澤民同志已經是部屬研究所的大所長,我只是西安廠整流器室一個組長。我們一起住集體宿舍、擠公交車、到食堂排隊買飯,搶著去鍋爐房打開水,就是起草文件、寫總結報告也總是和大家分擔一部分。我們都是離家長期出差在外,他卻經常關心別人,問有何具體困難。同江澤民同志在一起,一點看不出他是一個領導幹部,沒有一點架子,總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溫暖。還有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間江澤民同志也受到了衝擊,他這位所長「靠邊站」了,可他似乎並不在意,處之泰然。

江澤民同志很念舊情,後來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過自己的老師和帶過自己的領導,懷念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離開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後,江澤民同志仍然關心所里的發展,經常與老同事們通電話,一有機會就親自會見,或者請到自己家裡做客。後來我們也曾一起在電子部共事,知道江澤民同志與電子部、機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聯繫,時常聽取他們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難則儘可能給予照顧。

（《報刊文摘》2010年4月30日刊登）

《江澤民文選》精彩言論

談「講政治」

作為一個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都應該具備。不讀點歷史,不了解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不知道歷史和現實的聯繫,不掌握中外歷史上的成功和失敗、經驗和教訓,怎麼治理社會、治理國家啊?怎麼處理國際事務啊?怎麼講政治啊?你那個政治是很難講起來、很難講好的。

一份材料反映河南南陽市卧龍區一個地方建造「清官祠」,把封建時代的官員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同志以及九位老帥的塑像搞在一起,既有我們一些領導同志題詞,又找了台灣當局的人題詞。……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一個地方,但反映出目前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就是不考慮政治,是非不分……

不要以為西方國家不講政治,他們講政治得很。他們的政府、政黨、宣傳工具、學校、教會等,整天都在向人們灌輸他們的價值觀念。

談「打擊走私」

有的同志勸我,現在管大事就行了,小事不要管了,超脫一些。我也希望這樣。這麼大一個國家,十二億人民,肩膀上的責任重啊!有些事看似很具體,但涉及全局,非抓住解決不可。反走私就是這樣,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也是這樣,看似很具體,分散開來,好像是一件一件小事,但總起來看,都是關係國家穩定和發展全局的大事,必須抓住不放……

今天,我臉上沒有笑容,有些憂慮,有些著急,說起話來比較激動。有些話也說得比較尖銳,可能會有所震動。我想過了,震動一下有好處,可以使一些同志警醒起來、振奮起來,有利於大家齊心協力地去解決前進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繼續發展好的形勢。

談「小平南巡」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許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別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談話,澄清了當時困擾著人們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問題,為我們這一代人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很多話,小平同志當時不說,我們這些人很難說的。

一九八九年,我剛到中央工作時,小平同志見我,我對他說,黨和人民把我放到這個位置上,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定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個話我始終沒有忘記。我現在的責任,也可以說我的歷史責任,就是要帶頭解放思想,勇於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

（《報刊文摘》2006年10月13日刊登）

來源：報刊文摘

一審：郭娟、劉牛

二審：呂婭

三審：施紹根

終審：劉暢

編排：楊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