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5日16:04:22 歷史 1990

1961年10月，周恩來受邀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二大，回國前向赫魯曉夫告別時，感嘆地說道：「目前，我們國內還有困難，去年遇到了那麼大的災荒，這三年我的頭髮白了很多，這次一定要趕回去。」

赫魯曉夫聽後對周恩來欽佩不已，握著他的手重重拍了拍，隨後目送周恩來離開了莫斯科。

1959年，全國的農業大減產，情況非常嚴重，毛主席也知曉此事，他決定讓周恩來負責抓1959年的計劃、生產和建設問題。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毛主席請周恩來談論一下農業方面的情況，周恩來系統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明確指出這些年來由於高指標、高估產帶來的嚴重後果，他說，如果農業指標提高了，影響的不僅僅是人民生活，更會對輕工業的原料產生重大影響，間接地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因此，它要比重工業更加重要。

情到深處，周恩來更是激動地說：「現在大家都反映吃不飽，我們就不安。主席昨天也講了要轉入主動，必須在今年的黨代會上埋伏一筆，把指標降下來，我建議，不但要考慮今年的情況，還要為1962年著想，因此後三年的補充計劃，無論是農業指標還是工業指標，都要把它降低，目的是讓我們留有餘地！」

對於周恩來的意見，大家都持贊同意見，毛主席也非常支持周恩來，下決心要調整計劃指標，爭取主動，克服困難。

然而，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許多重點建設項目因為蘇聯專家的撤出而陷入停滯，完全打亂了國民經濟計劃的原有安排，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工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全國糧食嚴重短缺。

由於部分地區虛報，1959年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達到了10000億斤，但與實際有所出入，到1960年時，不少地區的農民也因為營養不足而出現浮腫病，甚至有餓死的情況產生。

1960年糧食短缺，影響到了對城市的糧食供應，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後來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城市人民因缺少糧食和副產品，普遍發生浮腫病，各地要糧食的電報像雪片飛來，堆滿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使他難以應付。」

為了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周恩來採取了一系列正確的對策和辦法，使我國從極端的困境中走了出來。

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每周他都要約糧食部門的領導們談話好幾次，好做到心中有數。

曾擔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後來回憶說：「總理找我們主要談的就是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有的時候就是凌晨兩三點喊我們，一直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的時候早一些，凌晨兩三點鐘就散了。」

周恩來在聽取彙報時，總是拿著筆自己計算數字，一個省一個省的算，每一項都不敢遺漏。他要核算各地庫存有多少，每天銷售多少，可以調度多少，糧食存放在哪裡最快捷等等，這些問題他都要問得一清二楚。

周恩來還時常與各省的領導幹部談話，要他們顧全大局，支持國家統一調撥糧食，對確實有難處的省份，周恩來總是會力所能及地給予最大的幫助。

四川曾是產糧大省，在這之前一直是糧食調出省供給其他地方，但是1958年大鍊鋼耽擱了糧食收割，造成了本省糧食緊缺，周恩來緊急調撥糧食支援四川，幫助他們度過了難關。

想要統籌全國糧食，合理地對各地糧食調撥，必須要對各省糧食的真實情況做到心中有數，因此，周恩來設計了一份《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按期記錄各省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由於這張表非常長，大家形象地稱它為「哈達表」。

周恩來通過對這張表隨時掌握動向，到各省去視察時，對這個省的糧食情況甚至要比省領導知道的還要詳細，大家在他面前都有些自慚形穢。

周恩來還經常組織召開各級幹部座談會，核查糧食生產的真實情況，他支持糧食部提出的對全國農業生產隊的糧食實行過秤入倉的辦法，估產接近實際，對合理安排糧食購銷的調整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在主持糧食調撥工作中，表現出了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當年在糧食部門工作過的一些負責人回憶：「周總理博聞善記，掌握著許多具體情況和信息數字，他要求我們講真話、辦實事。有一次，總理請李先念、陳國棟和楊少橋同志商量糧食調撥計劃，談到夜裡十一點多，他說，你們先回去休息吧，這個計劃表今晚要弄好，一會兒你們讓計劃司司長來就可以，說完後，總理又忙於其他政務，等到計劃司司長周伯萍在次日凌晨將這份材料送到總理辦公室時，總理還在伏案工作，他仔細查看了這份材料，連每個附註都和周伯萍一起討論後，才簽字同意印發。」

還有一名工作人員回憶說：「1961年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總理和我們一起研究了部分省份的糧食調撥安排，排出表格，數字相加後發現有5000萬斤的差額不能平衡，一時之間查不出原因，總理戴上老花鏡，在表格上一個省一個省地核對，一筆一筆地計算，過了一會兒，總理問我們：『當時研究調出時，給浙江省加上5000萬斤，你們加了沒有？』大家這才明白了問題所在，原來是他們漏記了，加上這筆之後，一打算盤，收支平衡，這才鬆了口氣。」

1960年底，隨著情況日益嚴重，單靠國內糧食已無法解決問題，只能進口糧食，那段時間裡，周恩來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外貿部的負責人彙報糧食訂購、運輸到貨、船隻航行等情況。

陳國棟

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周恩來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總共有115次，從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多達994處，可以說每一份報表都記錄著周恩來的心血。

對於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周恩來非常關心，他寧願自己少吃一點，也要把糧食留給知識分子和工人，等到糧食緊張情況稍有緩解時，他立即提出，要從煤礦工人開始，對高空、高溫、井下、水下等重體力勞動者給予糧食特殊補助。

在隨後的大會中，他又提出要對高級知識分子和十七級以上幹部分別補助少量肉蛋和黃豆，以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生活需要。

周恩來對工人和知識分子如此照顧，但對他自己卻沒有絲毫例外，他以身作則，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有一次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到國務院開會，到吃飯的時間點會議還沒有開完，周恩來叫停會議後和大家一起吃飯，在餐桌上，陳國棟發現周總理的主食就是窩窩頭、饅頭，配著一點麵湯，唯一的菜就是白菜熬豆腐。

還有一次，周恩來在自己家裡和李先念、陳國棟、楊少橋等人討論糧食問題，到中午時，鄧大姐招呼大家吃飯，因為家裡有人，特例做了個四菜一湯，但盤子也不大。

周恩來以身作則，毛主席也同樣如此，1960年時，他連續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在青黃不接的時節，毛主席更是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馬齒菜當做一頓飯，或者就是一盤兒炒菠菜支撐一天，由於吃得太差，嚴重缺乏營養，他得了浮腫病。

周恩來一次次地勸說：「主席，吃口肉吧，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吃一口吧！」

毛主席聽後堅定地搖了搖頭：「你不是也不吃嘛，大家都不吃，剛好嘛！」

宋慶齡知道此事後，特意從上海趕到了北京，送給毛主席一網兜螃蟹，說道：「這是螃蟹，不是肉。」

出於對宋慶齡的尊敬，毛主席還是收下了她的心意，可是等宋慶齡一走，毛主席就讓工作人員將螃蟹轉送給了警衛戰士，說他們每天警衛需要補充營養，全然不顧自己已經大半年沒吃肉了。

這幾年時間裡，毛主席沒有添過一件新衣服，他逝世後，工作人員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少得可憐，只有廉價的牙粉，用禿了的牙刷，破舊不堪、多次縫補過的衣服和鞋襪，甚至連毛巾都打上了補丁，最讓人感動的是一件縫補了74個補丁，已看不見本來顏色的睡衣。

毛主席多次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的標準是不露肉、不透風就行，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事就能多一發子彈，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人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1962年6月上旬，周恩來去東三省調研，他對有關工作人員交待，現在全國人民都勒緊褲腰帶，毛主席在黨中央帶頭，我在國務院帶頭，魚肉、蛋類、肉食之類的東西不吃，肉製品也不行，群眾有困難，當領導的更不能特殊對待。

周恩來抵達長春時，工作人員將周恩來的要求向地方管理員講清楚了，但他們不聽，鄧穎超只好親自出面，將管理員找來，親筆寫下山珍海味不準吃，肉、蛋、油炸東西不吃，一切按中央規定辦伙食。

做飯的師傅看到這些要求後不敢置信地說道：「我當了這麼多年的廚師，還從來沒有見到過像總理這樣這不準吃、那不準做的。」

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裡，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身作則，我們國家硬是靠著一股意志挺過了那段歲月。

1961年，周恩來到東北去出差，發現原本是產糧基地的東北糧食困難，人民群眾生活艱難，他立即向蘇聯交涉，從遠東借來了二十萬噸糧食，解決了東北糧食的困境，後來這些糧食從進口糧中歸還給了蘇聯。

1962年，河北省給周總理的報告中反映他們口糧中紅薯干頂糧的比例有些大，周恩來在調查後，下令把紅薯干調撥到了北京，適當搭配供應，他自己也在家中帶頭吃起了紅薯干，還讓各地來開會的幹部也嘗一嘗紅薯乾的味道。

1961年5月31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專門對糧食問題進行討論，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根據會議討論內容，周恩來起草了《關於糧食問題的九條辦法》。

正是靠著這份文件，全國開始了三年調整時期的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調整了工農業以及城鄉之間嚴重不協調的情況，穩定了全國特別是重災區和大中城市的糧食供應，為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段時期，周恩來對黨紀問題非常重視，1960年10月，正是調運糧食最緊張的時候，青海省前腳給中央發電要求調進糧食，後腳就給中央送來了五萬多斤魚，周恩來得知後非常生氣，狠狠訓斥了下面的領導幹部。

隨後，他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對此事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青海送給中央五萬斤魚，簡直胡鬧，為什麼要中央調糧又送魚？請你（李富春）起草通知，全國從今以後，不許送中央一針一線一條魚，要全國通報，嚴格禁止，這是走後門的行為，不拿一個省開刀不行！」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又指定人員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961年，淮安縣委給周恩來和鄧穎超送來了一些家鄉的特產，周恩來為此有些不高興，指示自己的秘書給淮安縣委的同志寫了一封信：「你縣送給周恩來和鄧大姐的藕粉、蓮子、饊子、工藝品以及針織品都已收到了。你們對周總理和鄧大姐的熱愛與關懷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麼做是不對的，現在周總理和鄧大姐從他們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給你們，作為償付藕粉、蓮子、饊子、工藝品的價款，其他的一些針織品等以後有便人再帶給你們。」

信寄出去後，周恩來還有些不放心，特意將中央關於不準請客送禮的通知又郵寄給他們，請他們仔細研究、嚴格執行。

1961年10月，周恩來應邀去蘇聯參加蘇共二十二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向赫魯曉夫告別，赫魯曉夫挽留周恩來，讓他多待幾天。

周恩來面對挽留，真摯地說道：「目前，我們國內還有困難，去年遇到了那麼大的災荒，這三年我的頭髮白了很多，這次一定要趕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