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遵義會議上，諷刺毛主席不會打仗的凱豐，最終的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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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旬，貴州北部軍事重鎮遵義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私人官邸的臨街牌樓中，針對博古、李德等人錯誤路線的討論卻非常的激烈。

這正是紅軍重要轉折點之一的遵義會議，而在這場會議中，中央對於「左傾」主義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嚴正的批判，然而卻並不缺乏仍然支持這一錯誤思想的人進行反駁。

甚至還有人為了繼續支持博古的錯誤路線，竟然出言諷刺扭轉紅軍敗勢的毛主席不會打仗：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孫子兵法》中學來的，現在已經用不上了！

然而這一席話在事實面前卻顯得蒼白無力，毛主席對此也是非常平靜地進行了反駁，反而是發難的人被毛主席的反駁給問住了，這也給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在遵義會議上出言諷刺毛主席的人便是凱豐（原名何克全）。

凱豐

爭論激烈的會議現場

1935年1月15日，隨著紅軍進入貴州遵義，這場改變紅軍命運的會議也隨之而召開，當時紅軍的形勢雖然有所緩解，但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擊仍然十分兇猛，絲毫不給紅軍喘息的機會。

因此遵義會議的召開也非常緊急，但更緊急的是對黨內存在的錯誤路線進行及時地撥亂反正。

為此毛主席當時幾天幾夜睡不著，與陳雲、聶榮臻等同樣意識到錯誤路線的領導人交流總結錯誤經驗和教訓。

會議開始後，毛澤東作為這場會議的發起者，也儼然成為了許多人的發難目標，這些人自然是那些堅持擁護博古、李德的人，他們反對剝奪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和領導地位。

博古在會議中也極力地為自己開罪，想要將自己與李德所犯的思想錯誤和紅軍因為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環境全部推到客觀原因上，一直強調紅軍遭遇這樣的險境，是因為反動派敵人過於強大。

博古企圖就以這樣的理由和借口，將自己和李德在指揮上犯下的錯誤推脫得一乾二淨，可毛主席早已經將他們犯下的錯誤全部總結了出來。

毛主席對博古、李德等人所犯下的錯誤和造成的後果進行了一一列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德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一直強調的短促突擊戰術。

可實施這種戰術需要在人員數量和火力配備上形成優勢才能發揮作用，當時紅軍的數量和火力配備根本達不到這樣的條件，因此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然而博古和李德卻將失敗的原因全部歸咎於一線指揮官，甚至還為此處罰了很多一線指揮官，這也體現了博古李德等人獨斷專行的錯誤行徑和錯誤思想。

面對這樣鐵一般的事實，博古徹底啞口無言，此時的他也只能寄希望於仍然支持他的人，但是此時支持博古的人，也明白不能在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博古。

博古

就在此時，一直密切注意會議上情況的紅九軍團中央隨軍代表凱豐站出來力挺博古道：

「你的軍事戰略不過都是從《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中學來的，現在根本用不上了！」

凱豐在當時還是博古的堅定支持者，在會議召開前，還曾在博古的授意下「規勸」聶榮臻繼續支持博古，然而清楚認識到博古的錯誤的聶榮臻根本不為所動，也因此被凱豐稱為「頑固的人」。

此時的凱豐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才是那個「頑固的人」，繼續支持錯誤路線上的凱豐，還為此出言諷刺毛主席，這一幕也給毛主席以及與會的其他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很多人因為對毛主席的偏見，根據毛主席看書的愛好將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思想歸功於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身上，這無異於是對毛主席貢獻的否定。

而這也是為數不多能讓毛主席感到傷心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情緒並沒有因此而產生太大的波動，反而是非常平靜的反問凱豐：

「你讀過《孫子兵法》嗎？你知道《孫子兵法》有幾章？第一句話說的又是什麼？」

毛主席平靜的反問反而讓氣勢洶洶的凱豐啞口無言，凱豐的強硬並不能改變遵義會議的結果。

最終博古、李德的軍事主權被剝奪，並由時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暫代博古的職務，同時紅軍也確立了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重要決定。

而凱豐的錯誤立場，與其早前的蘇聯留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凱豐此人

凱豐出生於1906年的江西萍鄉，中學時期接觸到革命思想後，革命的信念便已經在他的心中紮下了深厚的根，考入武昌中山大學後也接觸到了許多革命報刊，這讓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真正投身於革命是在1926年，暑假回老家的凱豐，在革命軍中共產黨人的影響下，投身於當地農會的建設之中，而且還成為了農會出色的宣傳幹事，也開始逐漸接觸馬列主義。

回到學校之後，凱豐很快就被上級黨組織發展，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又因為表現出色得到了上級的重視，並被任命為武昌中山大學的黨支部書記。

在此期間凱豐便發揮了出色的理論宣傳能力，在中山大學期間更是通過宣傳發展了很多的熱血青年，也因此更加受到上級的重視，開始擔負更加重要的革命工作。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人倒在了反動派的屠刀下。

就在此時，凱豐突然接到上級的命令準備前往上海，對於上級的這個決定，凱豐還有些摸不著頭腦。

上海不是敵人的白色恐怖中心嗎？此時前往上海難道是要執行非常艱難的任務？

直到在組織的安排下到達上海之後，凱豐才知道黨組織決定將他在內的很多我黨的優秀同志送往蘇聯進行學習，而這也給凱豐在後來立場上犯下的錯誤埋下了伏筆。

凱豐到達蘇聯時，在1926年就已經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博古，作為代表迎接了才到達蘇聯的凱豐等人，兩個人也正是在這一時間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關係。

而在凱豐等人回到國內時，也一直在博古的領導下工作，因此凱豐對博古非常的信任，而博古因為留蘇的經歷，對黨內有過留蘇經歷的同志更加信任一些。

然而博古在蘇聯學習期間，對國內的情況並不是很了解，這也導致在他回國之後，對國內的敵我形勢出現了錯誤的判斷，而且因為留蘇的經歷，對其他的同志並不是非常關心。

這也就導致很多支持博古的人也受到了這樣的影響，其中自然也包括凱豐。

遵義會議後，凱豐陷入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毛主席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的淺薄，紅軍的每一次起死回生都讓他愧不敢當。另一方面，此時的他再表達後悔之意，自覺有些晚了。

實際上，遵義會議結束後我黨並沒有放棄博古等同志，而是非常耐心地幫助這些同志認清自己的錯誤並進行思想的改正，這也是我黨的一貫原則，對待同志要有耐心。

在兩個月之後，凱豐就通過黨組織的幫助和切身實地的感受，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和博古等人的錯誤。

他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曾經犯下錯誤的事實，並且極力的對自己曾經所犯下的錯誤進行彌補。

在紅軍到達陝北後，他還積极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

特別是在張國燾意圖進行分裂時，凱豐更是直接站出來表示反對，並且還為此特意做調查寫了一篇批判張國燾的文章，而這也是第一篇公開批判張國燾的文章。

對於一位光明磊落、知錯能改又非常有能力的同志，我黨自然是非常寬容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十分重視凱豐，而凱豐也仍然在自己熟悉的宣傳陣地上作戰。

重返正途

1937年，全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我黨在洛川召開了洛川會議，對抗日的形勢和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凱豐在上級的命令下參加了這次會議，還提出了很有建設性的建議。

1937年11月，由紅軍大學改編成的抗日軍政大學如火如荼地在陝北大地上展開了工作，許多熱血青年及國內外的愛國人士紛紛加入抗日軍政大學。

在學員中不乏有許世友、陳賡這樣的紅軍猛將，也有東北軍少帥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以及從北平及全國各地奔赴而來的大學生們，如此一來原來的校歌就不再適用了。

毛主席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於是便提出為抗日軍政大學重新寫一首校歌，並且想起了一直在宣傳陣地上戰鬥的凱豐，將這向光榮又意義重大的任務交給了凱豐。

凱豐接到這個任務後非常激動，但同時也意識到這個任務意義重大，新的校歌一定要符合抗日軍政大學的精神，同時也要具有記憶性便於傳唱，還是具有一定的難度的。

為此凱豐選擇到抗日軍政大學中尋找靈感，當他看到積極向上苦練本領的學員們積極的抗日熱情後，頓時感覺心潮澎湃，很快就寫出了歌詞的初稿並交由負責作曲的呂驥。

凱豐圓滿地完成任務後，毛主席更是沒有吝嗇自己的稱讚之詞，只是凱豐當時仍然還在為自己在遵義會議上的錯誤和諷刺之言非常內疚。

凱豐在後來的宣傳工作中，也經常將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提出來，警醒自己的同時還能夠起到幫助其他同志進行自查和改錯。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為了迎接「七大」，成立了「七大」準備委員會，在黨的理論宣傳戰線上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凱豐，也被任命為準備委員會的委員，這也讓他更感受到了身上責任重大。

很快隨著全面抗日戰爭的逐漸激烈，以及部分國民黨頑固派對我黨的別有用心，我黨決定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基礎上，再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全部交由身為主任的周恩來負責。

這個工作其實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因為蔣介石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伊始，就仍然對我黨抱有敵視心理，對我黨的工作也是極力推阻，甚至還會派出特務殘忍地殺害我黨的成員。

然而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凱豐仍然將宣傳工作做得如火如荼，武漢失守前凱豐又跟隨組織前往鬥爭環境更為嚴峻的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凱豐在宣傳陣地上做出的貢獻也被組織看在眼裡，1941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的凱豐，被調回革命聖地延安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他這次回到延安後，與毛主席的接觸逐漸頻繁，也更意識到了毛主席的正確性。

凱豐曾在與毛主席交流時說道：

「當時我對中央蘇區所犯下的錯誤並不夠了解，但是在遵義會議上卻堅持站在錯誤的立場上，現在想起來也是非常的可笑，也正是在中央的批評下，才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毛主席對此雖然印象深刻，但對凱豐這樣的態度非常讚賞，並且還特意在寫給凱豐的一封信中寫道：

「不愉快的事情，過一會兒也就好了。」

新中國成立後，凱豐擔任瀋陽市市委書記。

其在任期間，瀋陽市成為了我國第一個工業城市，其中也不乏凱豐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即使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凱豐也組織起了卓有成效支援前線的事業。

1953年，凱豐再次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但上任後不久就被查出肝癌晚期，已經不能再繼續高強度的工作了。

凱豐

即使當時上級給予了凱豐最好的治療條件，可面對肝癌這種不治之症，凱豐的身體情況還是在逐漸地惡化。

1955年3月23日，凱豐於北京逝世，年僅49歲。

凱豐一生無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都為黨和國家做出過貢獻。而在他犯錯之後，最感念的也是他當初口誅筆伐的毛主席。

他曾錯誤地走上歧途，但毛主席和黨內同志將他拉了回來，讓他得以最終看到革命的勝利。他早已承認，不論是戰略思想還是為人品行，毛主席都不是他曾經認為的那樣。

英雄應當不問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