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至4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革命與戰爭的年代。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辛亥革命後,各地方政治軍事勢力實際支配著各省的政治社會管理權,社會形成了各政治軍事政權相互競爭而又不能實現全國統一的局面。這樣的情況,為各種救國建國理論宣傳推廣實行,帶來了寬鬆可行的現實條件。當時,不僅有西方的憲政理論的宣傳鼓吹者,也有支持皇權與支持袁世凱專制權力的人,不僅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倡導無產階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宣傳者,當然還有宣傳三民主主義的國民黨的政治力量。
因為新政權(共和政權)尚處在初步建立之中,又因為各政治軍事力量勢均力敵,呈現著一種暫時的平衡。各種政治思想政治主張均得以應用,得以宣傳,得以實施。政治實踐中,一些理論的不適應也逐漸被人們認識:憲政分權理論雖經辛亥革命的一些政治家學問家提倡,並實習清王朝保持君主地位,行政權力交還與由政黨選舉的政府掌握的共和制度。袁世凱因為實際掌握著國家社會的政治軍事權力,在與國民黨政治力量代表孫中山的協商談判中,達成了由袁世凱擔任推翻清王朝後的第一任總統的協議。

新的政權在運行過程中諸多波折,加上袁世凱政治軍事權力無政治力量制約,在與國民黨數次和平的政治博弈之後,發展到革命黨討袁、袁世凱稱帝的政治境況。袁死後,中國陷入了實力派軍閥割據一方的社會局面。歷史事實表明,憲政民主觀念在中-國政治實踐中不服水土、脫離實際,不能取得他應有的效果。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觀念,雖然在推翻清政治鬥爭中發揮了號召凝聚民心的作用,但是面對軍閥割據的國家政治現狀,他們也拿不出更多有說服力的政策主張。
僅就思想觀念的深刻性完整性實用性而言,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受到廣大青年與仁人志士的熱烈歡迎。它不僅提供了一套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理想,也提供了一套以鐵的紀律為特徵的列寧主義建黨思想。這些思想在當時,不僅受到共產黨人、維新人士、革命黨人與革命青年的歡迎,就是許多國民黨人也接受了。不少國民黨要員早年曾加入共產黨,蔣介石把他的兒子送到蘇聯學習政治軍事思想,這些事實都說明,社會主義理論受到希望建設新中國的各方人士的擁護。
理論觀念傳播的經驗說明,在社會發展與建設過程中,只要有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又有解決實際問題的可能條件。尤其是擁有利用體制機制解決社會問題的政治環境,科學先進的理論總是會脫穎而出,成為人們爭相學習主張的理論觀念。在革命理論的宣傳發展過程中,毛主席及其戰友創造性的理論應用和理論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取得成功,受到億萬革命者擁護支持的重要因素。
俄國因為其經濟發展水平遠超中-國,使得它的革命主要是依靠工人階級城市暴動實現。而這個理論教條的照搬,得到的結果卻是國內城市暴動起義的一次又一次失敗。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使得毛主席及其戰友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的革命必須依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革命必須在反革命勢力薄弱,億萬民眾生存無望的貧困地區開展。代表那裡的民眾,為他們的利益而努力,從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建立起穩固的革命的根據地,建立起人民群眾的政治軍事統一體,建立起人民的政權,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才可能在與其他政黨政權的競爭中勝出。
毛主席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關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等等著作,都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的支部建在連上的革命軍隊建軍思想,更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其他一切舊軍隊截然分別的重要思想,成為中國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寶。
除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先進性,受到千千萬萬人士的支持追求外,黨的組織理論、軍隊組織理論的先進性,更是黨的根據地政權、黨的軍隊與國民黨政權、軍閥割據政權的表現大不相同,受到億萬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年學生的熱烈嚮往的根本原因。

因為共同的大同社會理想,共同的建國思想,使得處於各種各樣社會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因為先進的建黨建軍思想,使得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的軍隊,比起同時代其他政黨組織,其他軍隊,更加團結一致,更加上下一心,更加為群眾、為黨組織和人民軍隊的利益奮不顧身。因為沒有需要維護的個人、家庭、家族的財產,沒有需要維護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使得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得以克服一切艱難困苦,拋棄一切個人利益乃至生命,為了革命,為了社會主義理想,為了新中國而浴血奮鬥。這些戰友中的傑出代表,隨便一提就有許多:朱德、彭德懷、張聞天、鄧小平、陳毅、瞿秋白。
正是因為看到共產黨的組織及建軍思想的先進性,當國民黨受到各類軍閥勢力打擊難以站住腳的年代,孫中山才採取了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靈活政治策略。使得有了新的組織力量的國民黨之群眾工作、軍隊工作、社會組織工作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最終使得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節節勝利,受到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擁護。
就是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的黨的武裝革命時期,黨在組織理論和建軍思想上的先進性,也令一眾國民黨及地方割據政權相形見拙。共產黨的軍隊及其政權能能夠在陝甘寧那樣的貧困地區穩固建立,不斷發展,成為進步青年心中的聖地,就是明證。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許多部隊不敢迎敵而上,而是倉皇后退。留在敵後的軍隊很多也成了偽軍,成了日寇的幫凶。而八路軍新四軍人數區區,卻大步挺進敵後,在敵後不斷發展壯大。到了抗戰結束,已然成了擁有200多萬正規軍和幾百萬民兵的強大政治軍事力量。當國共開始新一輪政治軍事競爭之時,黨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進性,以及優秀的黨建思想、建軍思想及其實踐,一次又一次的顯示了它的強大與不可戰勝。

一次次大戰役對決,國民黨的慘敗,一次次經典的戰役,國民黨軍隊戰場表現得莫名其妙,就是這種不同思想觀念的組織、軍隊具有完全不同戰鬥力的典型表現。看一看蔣介石在他的國民黨內部培養重用自己的黃埔學生,排擠其他派系的軍人和軍事人才,就知道他的軍隊用人之任人為親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看一看蔣介石手下的軍隊及高官,除了打仗之外,還要考慮自己是不是老蔣的嫡系。國軍進入我的地盤,是不是要端我的老窩?國軍增援友軍,卻因為它不是嫡系而故意拖延。
與之相反,共產黨軍隊的高官,只要是對全局有好處,對整個大局勢改變有好處,不論何種戰略戰術,都可以大膽地提出,大膽的先斬後奏。粟裕大膽提出自己關於全局大戰役的主張,得到中樞的欣賞支持;林彪的東北戰爭之初,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不爭一城一地,放棄大城市,佔領兩廂的重大決策,都可以由指揮員獨立作出,最高統帥部對其擁有足夠的信任。
共產黨的軍隊幹部可以為了整體的利益,而不管自己所轄軍隊的傷亡,為了全局的利益不管自己所轄軍隊到什麼地方駐紮,從事什麼樣的戰鬥任務。這些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軍事競爭較量,所以顯示完全不同的結果的真正原因所在。一句話,軍隊派系林立,黨的組織沒有統一的思想,戰爭中必然各懷心思,互不信任。
如果沒有受到一致擁護的社會主義革命理想,沒有先進的建軍思想,沒有支部建在連上的高水平的思想工作,國民黨軍人今天跟著國民黨打共產黨,三心二意、沒有戰鬥力;明天跟著共產黨打國民黨,就意志堅定堅定、信心滿滿,這樣的人間奇蹟就不可能創造出來。當然,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幹部、解放軍的幹部與群眾和普通士兵的平等相處關心愛護,有了困難問題馬上解決的為人民服務精神,官民協力、官兵協力、勇於犧牲的精神就不可能在解放區成為風氣,董存瑞這樣的英雄主義精神就不會在革命隊伍中成為風氣。

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新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出現了:怎樣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怎樣高速發展國民經濟,使億萬人民群眾迅速富裕起來;如何應用有效的手段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加的對物質利益的需要和社會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矛盾。黨領導人民創造性地提出了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的一大重要特點就是它的時代性,現代性,就是它的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精神。
雖然經典作家的一些理論構想,是建立在100多年前資本主義發展現實基礎上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實踐性,從客觀實際出發的特性,加上黨在新時期確立的實踐檢驗真理的哲學原則,都要求人們遵循商品經濟是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的理論原則,要求人們遵循實踐中取得成功的方針政策主張,以三個有利於的原則看待新的政策主張及其選擇。
我們黨選擇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那就意味著社會在主要的經濟運行機制上做出了重大改變。由原先行政控制主導的經濟,變為由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主導的資源要素市場配置的競爭性經濟;企業由單一的集體國有性質,變為多元化的個體、私營、有限公司、外資獨資、中外合資等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經濟模式。新的體制模式儘管尚在建設之中,尚處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它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之歷史巨變卻是空前的,是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幾十年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增速和經濟社會發展效果,同以前的發展模式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出現的新問題,面臨的新矛盾,是完全可以也應該站在新的基礎上,用新的方式方法去面對和解決的。比如資本的壟斷弊端,資本權力與勞動者權力的不平衡,資本收入與社會收入勞動者收入的不平衡;比如不合理的官商關係,996損害勞動者健康和社會發展後勁的勞動法違法現象等等。《反壟斷法》的建立與有效實施,行政權力對資本權力的必要干預,合理的稅收政策,嚴格的勞動法執行,都是有效引導資本力量進入正常的對社會國家發展有利有益的軌道的制度性解決方法。
自然,解決現實問題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站在改革後新的市場體制規則模式基礎上。這個模式就是農民對土地生產經營的自主權,農民家庭對土地支配管理的自主權,就是個體、私營、有限公司、外資、集體、國有企業的公平競爭與平等的市場准入。市場經濟幾十年運行的歷史已經令人們明白:不論是什麼資本,只要壟斷,只要沒有競爭與規範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政權力的合理制約,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不僅銀行業會出現不顧及儲戶利益的濫收費現象,只強調權利不嚴格履行義務的不合理現象,大航空公司、鐵路總公司,石油總公司,微信總公司,淘寶總公司、京東總公司都會出現因壟斷而權力一股獨大帶來的嚴重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工商管理部門、運輸管理部門、反壟斷部門、網路經濟管理部門依照法律法規的干預製約。比如限制儲蓄卡的收費水平,比如管制油價、火車票價、飛機票價,限制一些企業的跨行業兼并,干預一些企業拖欠工資,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不遵守法律規定的勞動時間,不交勞動保險等等,都是這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政管理與干預措施。

如果合理的現代化的制度規則措施沒有採取,僅僅像有些大V那樣,空喊大資本不道德,不愛員工、無良,顯然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些網路紅人提出所謂私有經濟已完成歷史使命的怪論,只能說明言論者缺乏對國家新時期基本經濟模式的起碼認知。現在提私營經濟退場論,難道看不到私營經濟在外貿、服裝加工、電子產品等諸多領域佔有多大的經濟比例,承擔多大的就業數量?在無數私營外資合資企業不斷誕生、快速發展的今天,說這樣一些話,實際是對市場經濟體制運行前提和基本模式不負責任的指責,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行為。
還有關於集體所有制或人民公社的問題。雖然農村面臨的新的問題與困惑,使得集體經濟集體管理有了一定的社會需求。但是誰都不應該忘記:大包干體制的廣泛推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集體所有制模式缺乏合理有效的勞動者經營激勵機制,社員個人的權力和生產隊長的權力以及社員集體的權力如何劃分,怎樣制約協調規範的問題,長期未能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集體所有制的理論研究探討說明,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和有生命的勞動對象,使得農業生產管理不適合工廠化的管理模式。過大的生產隊長或公社主任農業生產管理權力,不能夠承擔因管理決策失誤帶來的風險。

不論是南斯拉夫的工人集體所有的工廠,還是大量的鄉鎮企業以及兵團的班組集體經營組織,管理權過於集中地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基本的結果就是:天氣和經營情況好的時候賺錢不多;情況差時虧損巨大。這是任何一個在農村和農業上有過一定生產經營管理經驗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除非「管他那麼多」,除非「管他虧不虧、加入共同生產費」,稍微有責任心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公社化的體制模式再重新建立的。
農村的一些地方和城郊的一些鄉村,經常因土地轉讓土地出租出大問題,根本的原因就是集體所有制的集體權力怎麼行使?怎麼落實?如何不使這種集體權力變成村幹部的權力。如果這個多年存在的根本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改革以前存在的老問題,改革以後恢復集體所有制暴露出來的老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空談農業的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就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