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在近代崛起,有三個核心要素:
宗教、民選政治以及自由資本主義。
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
在大航海時代,面對高達50%的死亡率,沒有宗教信仰這個紐帶來團結人心,你很難想像西方人能夠頂著這種壓力持續得開拓整個世界近兩個世紀。
自由資本主義是西方文明的催化劑。
人天生就有追求財富的慾望,而自由資本主義是一個完美符合人性的商業模式。
它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人群中最適合的個體們挑出來做資本家,完成財富最大限度的增殖。
民選政治是西方文明的壓艙石。
正因為權力不能世襲,所以民選政客們必須時刻關注多數選民的慾望變化,對無底線的自由競爭進行約束。
從邏輯上來說,現代西方文明的設計是精巧的。
既釋放人性的慾望,又約束人性的慾望。
但是人類是一種奇妙的生物。
他們渴望公平與秩序,但是他們又常常主動打破公平與秩序。
西方文明走到今天,其實已經走入一個死胡同。
奇妙的是,這個死胡同恰恰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在西方文明的繁榮期,這套機制往往運行良好:
龐大的中產階段對於社會共識高度一致,精英階層對外拓展的慾望遠遠大於內鬥的慾望。
但是在這個階段,民選政客們往往過得並不開心。
因為在這個階段,選民們並不真正關心他們是誰。
或者說,在這個階段,選民們認為選誰上台的差異都不大。
是啊,在美國的巔峰期,你能說2000年大選斗的你死我活的小布希和戈爾誰更適合當總統嗎?
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選票高度接近,候選人戈爾在最關鍵的佛羅尼達州僅以2000多票落後。
在投票結果出來之後,因為票數太過接近,不服輸的他要求重新計票。
急紅眼的另一位候選人小布希氣急之下將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當時的首席大法官認為重要的不是誰贏,而是趕緊結束混亂,所以最終最高法院立刻裁定停止重新計票,最終讓小布希僥倖獲勝。
在美國國勢的巔峰期,曾經有人笑稱:哪怕是一頭豬坐到那個位置上也能幹得很好!
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巔峰期,民選政客這個職業的尷尬之處:
社會發展太和諧、中間選民共識太一致,民選政客們很難獲得自己的鐵盤選民。
但是隨著社會貧富分化到達某個臨界點時,民選政客們的好時代就到來了。
這個好時代就是中間選民的共識開始分裂。
當一群人的共識高度一致時,對於這群選民們來說,選誰上台其實區別不大。
無非有的人能力強一點(如老布希、柯林頓這類),有的人魅力高一點(如奧巴馬這類)。
但是當一群人的共識隨著貧富的落差而分化時,對於極度失落的那部分選民們來說,選一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客關鍵重大。
在這種前提下,極端政客就真正有了勇武之地!
這就是民選政客的生命周期:
當經濟處於繁榮期時,他們是和平與繁榮的點綴,可有可無的那種;
當經濟處於衰退期時,他們是憤怒與撕裂的舵手,一言九鼎的那種。
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中間選民規模的變化:
中間選民在經濟的繁榮期就像一個雪球,隨著共識的強化,會越來越龐大;
中間選舉在經濟的衰退期就像一塊油脂,隨著共識的撕裂,會越來越萎縮。
對於西方文明來說,中間選民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稀缺資源,這個群體越是萎縮以及分裂,必然造成民選政客的極端以及激進。
反過來,民選政客一旦發現採取極端和激進的政策有助於擴大鐵杆選民時,又會主動製造更大的、近一步的極端政策來進一步撕裂中間選民。
比如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在2000年之前,他們彼此之間的政策差異真的不算大,無非共和黨更保守一點、民主黨更開放一點;
但是到了2010年之後,兩黨的分歧逐漸擴大甚至對立,到如今已經呈現不共戴天之勢。
原因何在?
因為共和黨的鐵杆選民基本是集中在經濟鐵鏽帶的白人選民,他們要求改變現狀、回到過去;
而民主黨的鐵杆選民基本集中在少數族裔以及經濟繁榮區的選民身上,他們希望維持現狀、擴大利益。
當矛盾慢慢不可調和時,整個社會就分裂成兩個以上立場極端對立的群體,而國運將迎來一次大考。
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南北方因為經濟模式的不同,在共識上嚴重分裂到不得不打一仗的地步。
最後是北方軍隊打贏了,北方的立場徹底壓倒了南方的立場,整個國家再次形成新的共識。
新的共識又孕育了新的規模龐大的中間選民,於是整個西方文明又再次開始新的循環!
以上都是理論的部分,現在我們來問一點具體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如果你想移民歐美國家,什麼階段是適合移民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