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金利：要有方法，更要有胸襟

唐太宗曾經問大臣房玄齡、蕭瑀，隋文帝作為一代君主怎麼樣？大家回答說，文帝勤於治理朝政，每次臨朝聽政，有時要到日落西山時，五品以上官員圍坐論事，衛士不能下崗，傳遞而食，雖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仍可稱得上是一位勵精圖治的君主。

房玄齡他們說得不錯。在中國歷史上，隋文帝也是數得著的偉大帝王。他仁愛親民、樸素節儉、對腐敗貪污深惡痛絕，銳意進取開拓新局面。其勤政圖治、夙夜匪懈的形象也讓人印象深刻，比如隋文帝不僅臨朝聽政要忙到日落西山，而且經常把文件帶回住處半夜批閱。在歷史上，皇帝並非每日都上朝，比如清朝皇帝，差不多十日一朝。但隋文帝竟做到了「每旦臨朝，日側不倦」。

對此，李世民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是因為文帝不賢明而喜歡苛察。不賢明，則察事不能都通達；苛察，則對事物多有疑心，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萬機傷身勞神，也未必每一事均切中要領。同時，群臣既然已知曉主上的意見，便只有無條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現過失，也沒人敢爭辯建議，所以隋朝到了第二代就滅亡了。

李世民的思維方式的確有獨到之處。他沒有從隋文帝的美德出發，而是從隋朝「二代而亡」的事實出發，來考慮問題。雖然隋朝滅亡的主要責任在於隋煬帝，但隋文帝也不能說一點關係沒有。

和中國歷史上很多雄才大略的帝王一樣，隋文帝也是只允許自己從別人手裡奪得天下，但不允許別人效仿自己。心裡有了這樣的想法，就時時處處提防著群臣，就像懷疑鄰居偷了自己斧頭一般，看著誰都像是要造反的樣子。為此，他經常暗中派人到地方上調查官員的吏治得失，並且採用了「釣魚執法」的方式，暗設圈套，引誘官吏犯罪然後予以嚴懲，無所寬貸。

到了他晚年，他更是對人猜忌，「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勛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危險一時似乎是解除了，但是也沒有多少人才可以使用了。同時，他又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廢除掉了為人正直寬厚卻有奢侈等毛病的長太子楊勇，立了善於偽裝、奸詐善變、沉溺酒色的楊廣為太子。因此，從得人、用人、待人方面論，隋文帝的格局比不過李世民。

李世民批評了隋文帝，汲取了他的教訓，兩人在這方面的差距還是涇渭分明的。文帝凡事親力親為，對於地方政府的具體事情也常常插手；太宗則選拔天下賢能之士充任文武百官，讓他們各司其職，而最後的決策權、賞罰權則在朝廷，頗似我們今天的民主集中制。文帝一人主意在前，群臣沒有敢提出異議者；太宗則明令各司均應執意稟奏，不得阿諛順從。李世民虛懷納諫的例子，已經屬於常識，勿需贅言。

從隋文帝與唐太宗的比較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啟示。比如，領導者和團隊之間的信任關係很重要。沒有信任，就沒有理解，就沒有高度的團結一致。常言說的「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本質上也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信任人，天下到處是可用之人；不信任人，則天下無可用之人。

比如，要發揮上級和下級兩個積極性的問題。上級和下級各有自己的職責定位，缺一不可。上級要善於分權給下級，給下級以創造的空間。這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超脫一些，更好地集中精力來思考關係全局的重要事情。另一方面，給權力也就是給責任，可以更好地督促下級做好工作。分權也並不是大撒把，而是要把分散和集中結合起來，有所為有所不為，大事要事管住、小事瑣事放開。

再比如，領導者要注意集思廣益的問題。一般說來，領導者由於站位較高，信息較多，經驗豐富，因而往往在視野上更開闊，謀划上更勝一籌。但正如唐太宗所說的，天下是如此之大，為政者再聰明，也不敢保證每件事都是內行，每個決策都能切中要領，因此必須善於集中眾人智慧。重要的是，通過虛心納諫、民主決策的過程，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如果像隋文帝那樣，自己的主意先放在前頭，別人也就不好說什麼了，天長日久，眾人的積極性也就在不知不覺中被消磨掉了。

這其中，有方法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胸襟問題。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來源：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