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兩黨便開始對抗日時期國內產生的一大批漢奸以及通敵分子進行了清算，很多漢奸被予以逮捕，並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上海市被國民黨當局接管後，由戴笠領導的軍統負責肅奸行動，大批還沒來得及逃離上海的漢奸被軍統特工逮捕。
這天，時任軍統上海站軍法處處長的沈維翰，從被逮捕的一名漢奸口供得知，軍統上海站的上校組長——李時雨是共產黨打入軍統的卧底！
沈維翰立即給戴笠發去密電，請求立即對李時雨進行逮捕，與此同時也開始秘密制定抓捕計劃。
然而，戴笠只回復了6個字，就讓沈維翰不得不放棄了逮捕李時雨的計劃。
那麼，李時雨究竟是何許人也？戴笠究竟在給沈維翰的回電中說了什麼，令沈維翰放棄抓捕計劃？
足智多謀、屢建奇功的李時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使全中國上下開始了同日本侵略者的抗爭。
這年7月下旬，幾乎處於淪陷邊緣的天津高等法院迎來了一位新的書記長。這位新來的書記長得相貌英俊，約30歲左右。沒錯，這位書記長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李時雨。
此時的李時雨，早已於1931年6月成為了一名中共黨員。當年的9月，日本關東軍發動「9·18事變」，佔領了東北地區。李時雨也於次年受我黨指派，打入東北軍執行潛伏任務。
在東北軍中，李時雨遇見了自己的老鄉兼好友——時任張學良部警衛室主任張學孟。
在張學孟的安排下，李時雨進入警衛室擔任了一名辦事員，後來被調到西安的「剿總」擔任了一名參謀。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此時的東北軍內部矛盾重重，為保護李時雨，黨組織再次派遣李時雨前往北平、天津一帶從事潛伏工作。
李時雨單線聯繫的上級是後來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者之一——何松亭，就在李時雨來到天津工作後的兩個月後，何松亭委派給他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搞到一部完整的電台，並將其送到北平；第二個任務是營救我黨的黨員馮驥。
這兩個任務，可以說是一個比一個艱巨。時間緊任務重，何松亭也深知任務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他再三叮囑李時雨在執行任務時務必要小心，避免身份暴露。
當時，日本侵略者佔領北平後，對國共兩黨的潛伏人員開始進行一輪接一輪的甄別、調查，因此，他們的電台的管控也是格外的嚴格。
因此，在那個時候，電台的存在無疑會使潛伏人員暴露身份，甚至使其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另外，電台體積較大，攜帶十分不便，帶在身邊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這並沒有難倒李時雨，整部電台不方便攜帶，那電台的零件還不方便攜帶嗎？
李時雨靈機一動，決定購買電台的零件，自己組裝。
說干就干，李時雨找到了相關書籍，並暗中搜尋起周圍售賣電訊零件的商店位置。
李時雨一邊努力地鑽研著書籍，一邊找到了電台需要的零部件種類、數量以及組裝方式等，並作出了詳細的記錄。
在做好這一切準備工作後，李時雨便多次前往外國人開設的電器商行，按照書中描述的零件進行購買。
這一過程，李時雨僅用兩周左右的時間。
然而，更大的難題卻擺在了李時雨的面前：應該如何將這些零件運出天津呢？
要知道，李時雨將要面臨的是日軍設置的晝夜值班的檢查站，對過往的行人以及隨身攜帶的物品都要進行詳細的搜查。
此時，李時雨便想到了，利用高檔汽車將零件運送出天津。
正好自己的太太孫靜雲最近要來北平，於是，李時雨便帶著禮物，敲響了天津高院院長家的大門。
院長對李時雨印象很好，面對李時雨借車的請求，對方毫不猶豫地把車借給了他。
借到車之後，李時雨準備了兩隻相同的木箱，第一隻木箱裡面裝的是一台嶄新的縫紉機，第二隻木箱里裝的才是電台用的零件。
第二天一早，李時雨將第一隻木箱放入車的後備箱，通過日軍的盤查後，趁著司機吃早餐的間隙，李時雨迅速地將兩隻木箱掉包。
當汽車再次通過檢查站時，負責檢查的日本兵，看到還是剛才檢查的木箱，便放鬆了警惕，將李時雨乘坐的汽車放行。
後來，在李時雨的安排下，這箱電台零件安全地交到了我黨的手中，並被安全地送到了北平。
後來，在與李時雨接頭時，何松亭告訴他，採購的電台零件已經在北平投入使用，性能良好，保證了北平和延安之間的聯繫。
電台已經搞到了，也成功地送到了北平，李時雨接下來的任務便是營救馮驥同志。
前文講到，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李時雨來到了國民黨當局管理下的天津高院任書記長一職。正好，馮驥同志被關押在天津高院下屬的監獄當中。
李時雨利用職務之便，了解到跟馮驥有關的卷宗所在地點，後略施小計將這些卷宗偷走。
另外，李時雨暗中和主審馮驥案子的法官打了招呼，謊稱馮驥是自己朋友的親戚，因被人陷害而入獄，希望他能夠給「把握」一下。
之後，李時雨以視察監獄為由，在檢查監獄時暗中遞給馮驥一張紙條。
很快，馮驥便被帶到了法庭上。
心領神會的主審法官便以跟馮驥有關的卷宗丟失為借口，為馮驥開脫，使馮驥難以被定罪，最終被國民黨當局無罪釋放。
1940年3月下旬，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大漢奸汪精衛擔任汪偽政府的主席，陳公博擔任汪偽政府下屬的立法院院長兼上海市市長。
而此時的李時雨也被我黨委派到南京，打入汪偽政府內部，再次執行潛伏工作。
李時雨憑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給人一種成熟、老練、年輕有魅力的印象。就這樣，李時雨被安排到陳公博手下當差。
陳公博對李時雨印象很好，認為李時雨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0年8月，李時雨被任命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這一職務對李時雨潛伏工作的展開十分有利，很快李時雨便利用職務之便將汪偽政府的組織架構、主要行動迅速摸清，並將這些情況第一時間彙報給了黨組織。
李時雨在汪偽政府卧底期間，搜集到大量有價值的情報，這對我黨對汪偽政府的鬥爭起到了關鍵作用，使我黨可在適當時刻對汪偽政府的真實情況進行披露，使中國人民看清汪偽政府的醜惡嘴臉。
而李時雨之所以能搜集到很多重要的情報，不僅僅來源於他高超的情報搜集能力，更來源於他在汪偽政府內的平步青雲。
作為頂頭上司的陳公博，他十分看好李時雨，而李時雨的種種表現也似乎在和陳公博的看法遙相呼應。
1942年5月，李時雨再次升遷，這一次他被任命為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兼任汪偽清鄉委員會第四處處長，同時被授予了少將軍銜。
李時雨在上任後秉公執法，這令陳公博大喜，認為自己沒看錯人，為自己提出的「廉潔政治」爭光。
7個月之後，李時雨獲悉了汪偽政府和日軍司令部制定了1943年春季的「清鄉」計劃，他再次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和陳公博對他的信任，將這份計劃偷拍下來，並迅速地傳給了上級。
好在這份情報送來得非常及時，黨中央當機立斷，作出了周密部署，使清鄉計劃中涉及到的新四軍提前作出了反應，挫敗了日軍和汪偽政府的陰謀。同時為了反擊敵人，我黨還制定出反「清鄉」的計劃，給予敵人迎頭痛擊。
隨著汪偽政權的勢力不斷擴張，使距離南京不遠的上海市成了汪偽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也使我黨對上海方面的情報引起了高度的重視。
鑒於李時雨之前提供了大量的有價值的情報，黨中央決定委派李時雨作為上海的特派員，同時派遣專人赴上海協助李時雨建立情報中轉站。
1943年4月，李時雨和延安方面派來的同志成功地接上了頭，我黨在上海建立的情報中轉站也宣告成立。
就這樣，在李時雨等人的努力下，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個情報中轉站為我黨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抗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漢奸出賣，險些暴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表《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自此，中華民族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以中國的完全勝利而宣告結束。
正如文章開頭所說，這天，時任軍統上海站軍法處處長的沈維翰，從被逮捕的一名漢奸口供得知，此時的軍統上海站的上校組長——李時雨竟是共產黨打入軍統的卧底！
沈維翰立即給戴笠發去密電，請求立即對李時雨進行逮捕，與此同時也開始秘密制定抓捕計劃。
那麼，抗戰勝利後，曾在汪偽政權中任職的李時雨，是怎麼搖身一變成為軍統上海站的一名軍官呢？這個沈維翰又是何許人也？
說到這個沈維翰，是個喜歡打擊報復的十足小人，他一直與李時雨的頂頭上司余祥琴因爭名奪利而導致不合，一直想取而代之，但卻苦於沒有合適的機會。
但小人終究是小人，在抗戰勝利後，沈維翰奉上峰命令，對抓獲的一名漢奸進行審訊。就在看到這名漢奸指認李時雨的口供時，沈維翰便心生一計。
沈維翰打算向戴笠請示逮捕李時雨，一來可以給余祥琴狠狠地上一次眼藥，令其顏面掃地；二來自己也立下了大功，在戴笠面前顯露出自己的工作能力，為日後的晉陞埋下伏筆。
然而，就在沈維翰憧憬著自己的請示被戴笠肯定，以及余祥琴顏面掃地的樣子時，戴笠給沈維翰發來了回電。
在看到戴笠的回電後，沈維翰當時心灰意冷，顯然他的夢想破滅了。
因為在給沈維翰的電文中，戴笠只說了6個字，就讓沈維翰不得不暫時放棄了逮捕李時雨的計劃：「不可能，不同意。」
事情還要從1945年8月下旬說起，當時日本剛剛宣布投降後不久，國民黨當局忙於接管上海，大肆接收日本佔領上海期間留下的各種遺產。
這時，余祥琴找到了李時雨，對方聲稱可將李時雨及其部下收編到軍統中做事。
然而，余祥琴卻並不知道李時雨中共黨員的身份，只知道李時雨在曾經的汪偽政府中身居要職。
李時雨也向余祥琴表達了自己的疑惑：自己身為前汪偽政府的工作人員，怎麼可能到軍統中工作呢？
余祥琴的回答給李時雨吃了顆定心丸，對方表示，李可以作為軍統安插在漢奸陳公博身邊的特工，完成黨國交給的「神聖使命」。
李時雨認為事關重大，必須要請示黨組織再做決定。
請示了上級後，上級認為在這個時候打入軍統，對我黨日後的情報收集工作十分有利，這樣便可以及時了解軍統方面的動向，以免使我黨陷入不利局面。
在得到上級的肯定答覆後，李時雨找到余祥琴，表示願意加入軍統。
1945年9月24日，時任軍統局局長的戴笠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上海辦事處紀念周會」，李時雨等人也受邀參加了會議。
在會上，戴笠主動提出：「誰是李時雨？」
李時雨心中大驚，心想戴笠怎麼會知道自己的存在，居然在會上直接點到自己的名字，但李時雨並未把這些心理活動表現出來，而是平靜地報出了自己的名號。
在見到李時雨後，戴笠對李時雨的工作表現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與讚揚，認為他為國民黨在同汪偽政府對抗時做了卓越的貢獻。
顯然，這少不了余祥琴在戴笠面前對李時雨的美言。
深諳為官之道的李時雨立即答道：「這是戴老闆領導有方」。
此番話令戴笠心花怒放，對李時雨的印象也更好了。
有了戴笠和余祥琴的背書，李時雨在軍統內如魚得水，潛伏工作也得以順利地展開。
很快，剛剛加入軍統的李時雨便被任命為軍統上海站二站社會組上校組長，余祥琴作為二站站長，余是李的直接領導。
此時的李時雨，憑藉著在汪偽政府進行潛伏工作的經驗，將在軍統局上海站接觸到的大量機密及時地發送給了黨組織。
在李時雨提供的大量情報的幫助下，使我黨對國民黨軍隊接下來的動向、部隊的番號、人數以及指揮官等重要情況了如指掌。
然而，很快李時雨便成為了軍統懷疑的對象，幸運的是，受到調查的李時雨卻多次因戴笠的庇護而幸免於難。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飛機失事而不幸撒手人寰。
失去了這棵背靠的大樹，危險也離李時雨越來越近。
正如前文所說，戴笠的6字回復，讓沈維翰只好暫時作罷。
然而，在戴笠逝世後，無所顧忌的沈維翰便直接下令將李時雨逮捕。
1946年11月，被捕後的李時雨被關押在上海的軍統看守處，軍統特務對其進行了嚴刑拷打，逼問其過去的經歷。
李時雨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他憑藉著強大的意志力，在信仰的支撐下，扛過了一波又一波的嚴刑拷打。
軍統方面由於得不到李時雨任何的口供，加之有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只好暫時作罷，但並未將其釋放，而是繼續關押在監獄中。
後來，在余祥琴等人的疏通之下，李時雨終於被保釋，恢復了自由，也終於和上級黨組織接上了頭。
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李時雨以申匯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作為掩護，繼續從事潛伏工作。然而，僅僅過了2個月，國民黨特務再次盯上了他，為保護李時雨的安全，黨組織決定讓李時雨撤退。
得知劉少奇要接見自己時，李時雨激動萬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迫不及待地換上了心愛的解放軍軍裝。
劉少奇在見到李時雨後，也是激動不已，認為李時雨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時雨從事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中共中央社會部情報總署以及軍委聯絡部工作，一直到1982年離休。
1999年12月28日，在21世紀來臨之際，李時雨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