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寨子湧進城裡來的知青

2021年06月27日20:23:44 歷史 1818

我們寨子的知青

作者：屈在祥

南溫寨

寨子是傣族社會最重要的基層單位，傣語稱「曼」（漢語寫成「蠻」「芒」「漫」「茫」等等，都是這個意思）。

傣族社會自古以村寨為中心。尤其是滇西傣族，即便是過去昭法（土司）所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城子（傣語發音「者，遮」或「景」），其實還是一些大寨子，很少有深溝高牆的大城市。所以村寨在傣族民眾中地位特別重要，戰亂中整個地方受到多大的衝擊大家不是很關心，或者也無力去管，但村寨的尊嚴和安危，每個村民都很注重。

外寨小夥子來本寨玩，要很有禮貌地向坐在寨門口的人打招呼，不能高聲喧嘩，更不能走路跺腳，否則會突然擁出一群輪著大棒的漢子把你趕打出寨門。

婚喪喜慶，建房安宅，逢年過節，都是全寨統一安排，分工明確，有條不紊。

我們寨子叫南溫寨，可以譯為「溫水寨」，建寨多久沒人能說清楚，許多「過去的事」都是口口相傳，比如「日本來搞亂地方」，「中央軍來」，「解放軍來」，「58年」這些大事會被提到，而更多的故事就是和外寨的關係，特別那些和外寨械鬥中有突出表現的漢子，會被當著村寨英雄來傳頌。

到20世紀60年代末，全寨40戶，300來人。

1969年2月春節過後不久，我們寨子的群眾站在瓦場旁邊歡迎知青的到來。

我們寨子的部分知青

就見一輛嗚嗚直叫的卡車停在岔路口，捲起的灰塵無聲地繼續往前飄去，車子輪廓露出，十幾個年輕男女跳下車，提著行李就向我們寨子走來。歡迎的隊伍稀稀落落地拍起了巴掌，好象雙方都喊了口號，喊的什麼內容，我不記得也不太懂，那時我是個9歲的頑劣少年，只顧看熱鬧。

印象較深的是社員都帶著微笑，那是含著好奇和熱情。

傣族愛熱鬧，也喜歡和遠方親戚互相走動，那幾年下方的緬甸傣族已經不敢進來，一般是農閑季節會有騰衝或盈江壩的傣族青年來寨子里投親靠友玩幾天；一下子來了近二十個操著陌生漢話的大城市青年，可以說從來沒有碰到過，大家一邊互相寒暄，一邊就悄悄議論起來：那個還很小，和誰家的半大兒子差不多；那個樣子有點像某人哩。

而知道他們要來長期紮根，不少人內心肯定是不安的。

知青頭領趙嘎功兄「回鄉探親」，有次和老社員聊起那時的情況：「你們肯定是不歡迎我們來的。」

當年的會計寸守方笑笑：「咋個不歡迎？我們在瓦場那裡站著拍手歡迎了嘛。」

「那種淳樸的語言，包含著傣族農民的善良。」51年後趙兄笑著對我說。

順便解釋一下，「趙嘎功」是我們寨子給他取的傣語外號，無貶義，透著他們和傣村民之間的親熱。

前排中間趙嘎功

其實，歡迎與否，都不是農民能決定的，上級領導一個通知下來，「當家作主」的各族社員群眾理解不理解都得執行，這是當年的常態，生活習俗不同的城裡人和鄉下人能和諧相處好幾年，那是基於雙方的善良和品行決定的。

當然知青們從心裡的「別人寨子」到認可是「我們寨子」，肯定需要磨合，期間發生的一些小故事，成了彼此懷念的生活浪花，沒有什麼波瀾壯闊，更沒有大風大浪，只是平常人生里的深刻記憶。

趙嘎功在盞西

他們是文藝宣傳隊

我們寨子知青的頭是趙嘎功和邵杭麗，「邵杭麗」不姓邵，她姓張，同樣是我們寨子給她取的外號，是傣語「小美女」之意。他們都是昆明23中的同學，一個班長，一個體育委員，他們兩個那時最活躍，也是幾年後唯一談戀愛，又是最後一批走的人，在農村鍛煉了近7年。回到昆明成了一家子，他們兩口子也是最早回寨子探親，以後又經常組織同伴回去懷舊，我們寨子的人來昆明，也往往是他們出面召集大家來相聚。

後排左邵杭麗

他們都出生於軍人家庭，一個國軍一個共軍。趙父是滇軍盧漢部隊的少校軍官，參加起義被改編成解放軍，當時他們接命令被拉去昭通整編，但趙少校因發擺子（瘧疾）沒能隨部隊出發，結果這支部隊跟著龍三（龍雲兒子龍繩曾）叛變，全軍被解放軍消滅。因此趙父躲過一劫，才有了一個穩定的家。但到文革，這種家庭自然會受到衝擊，所以趙嘎功就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成了逍遙派，也就沒有參加批鬥自己老師的劣行。邵杭麗的父親則是滇桂黔邊區挺進縱隊（簡稱「邊縱」，是雲南地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解放不久就被打成「地霸武裝」和「土匪武裝」。長期被打壓，直到80年代才被平反。文革中同樣被衝擊，所以邵杭麗也沒有參加紅衛兵。

上山下鄉運動一來，他們都被一鍋端，甩到了邊疆的傣寨。

當時他們是不是積極響應偉大號召來插隊落戶？不好說，那年月很多人都是時代洪流的一粒沙子，被衝到哪裡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既來之則安之的天性也是人們適應環境的潤滑劑。

於是該幹嘛幹嘛，上級叫幹嘛就幹嘛，「為什麼會這樣？」「我希望那樣」都是很危險的思維活動，普通人不敢，亂想又亂說的人都被抓起來了。

作為大地方來的學生，他們責無旁貸地承擔了對邊疆少數民族傳播文化的使命。那年月當然以宣傳階級鬥爭為主，兩台節目讓我記憶深刻。

第一個節目是「天上布滿星」那出短劇，就是地主逼租，闖進家把爹娘抓走，「我」成了到處流浪的孤兒。這是在大隊部的相帕村演的，兩寨人圍著一個打穀場觀看，一盞大汽燈呼嘩呼嘩地響著，照著傣族社員憨厚的笑臉。我們小屁孩擠在後台附近。就見演員表演完一場回來換裝時互相低聲吵罵：「憨狗X的你也不小心點！挨老子的碗ZHUA破得啰！」外省朋友大概不太清楚「挨老子的碗ZHUA破得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昆明方言，就是：把我的碗踢破了。

原來扮演地主兇惡狗腿子的人動作過猛，把道具碗踢破了。我們特別興奮，因為學會了一句很新奇的漢話——「憨狗X」。大家知道小男孩學某一個民族的語言首先要從罵人話學起，我們以前學的漢語都是騰衝方言，語音細軟，罵人話都有點文縐縐的，不象昆明話這麼帶勁！

第二個劇是講階級鬥爭新動向，抓「造謠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節目名稱叫什麼？連主角之一的趙嘎功兄也想不起來了。內容是：一個壞分子到處造謠生事，特別對一個軍屬說：你兒子被打死了！老軍屬特別痛苦，正在這時，當兵的兒子回來探親，很是威風，他爹喜出望外，軍人知道有人在造謠，立刻把這壞分子扭送到「鄉上去交待！」軍屬大媽出來教育群眾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敵人是「火燒芭蕉皮死心不死!」

趙嘎功回憶，他們演出很成功，「給這齣戲的評價是揭開了邊疆地區階級鬥爭新動向的蓋子」，而他最難忘的是去哪裡演出伙食都很好，「特別有幾次燉豬腳非常好吃！」

雙方的磨合

傣寨是個獨立的小社會，有自古傳承下來的村規民約，知青無論來住多久，是不是要紮根？當地人都很自然地把他們當外人，或者是上級安排來的客人，不敢排斥，也不會把他們真正當寨子里的成員，雙方在磨合過程中，難免有矛盾，甚至差點爆發衝突。

兩件事比較能說明問題。

知青失火事件：

知青一來是安排到各家各戶去住，沒多久雙方都覺得不便，於是就把已經沒有了佛像的奘房隔成小單間，成了知青的家，用行動完成了「對封建迷信陣地的佔領」；而伙房，則在生產隊保管室旁蓋一間草房，旁邊大曬場裡面有一大谷堆，要等穀子干透後再脫粒，俗稱「打穀子」。這種穀堆是全寨人的重點保護對象，因為那是來年的口糧。不意有天知青們做飯時不小心燒著伙房，雖然很快撲滅，但是「差點燒著谷堆」，這引起全寨人憤慨，紛紛圍過去責罵，據趙嘎功回憶，有個別老社員甚至罵出「拉出去砍掉！」的過激語言。在過去，燒谷堆確實可以算死罪。

這事與知青們口頭檢討之後就算完了，畢竟沒有造成大損失。知青們也知道了和傣族村民相處，有些規矩需要遵守，比如防火比防階級敵人還重要。

「耍流氓事件」，文革前傣族青年男女談戀愛可以在公開場合摟肩搭膊，只要不突破兩個底線即可，一是要避開老人，二是不能隨便碰腰以下部位。文革爆發後這當然是屬於受批判的四舊，但在電影場，青年男女偶有這些動作也沒人去干涉。

偏偏我們寨子有個小夥子阿軍惹到知青的頭上。寨子里有個女知青王姑娘勞動表現很積極，達到一般女社員的強度，受到大家的稱讚。一日幾個女知青排成一排從寨門經過，雨水天豬牛不能隨意走出寨門，以免去糟蹋莊稼，所以用能活動的竹欄杆把寨門關起來。當時幾個小夥子閑散地坐在那裡聊天，看女知青來自然是含笑行注目禮，姑娘們魚貫而入，坐在旁邊的阿軍就很隨意地對走在最後的王姑娘肩膀碰了一下，應該是準備摟的動作。

王姑娘嚇一跳，反應過來輪圓手臂就一巴掌朝阿軍的臉招呼，阿軍一躲一隔：「你幹什麼？」

王姑娘沒打到對方，委屈得「哇」地哭了起來。在場的所有人都一下子搞懵了。七嘴八舌勸慰一番，女知青們先把哭哭涕涕的王姑娘帶回宿舍。

和王姑娘一起來的幾個知青群情激憤，要求向上彙報，按「耍流氓，破壞上山下鄉運動來處理，拉到大隊去批鬥。」

寨子里從生產隊幹部到一般社員都不答應，這是對寨子尊嚴的挑戰。在場的小夥子都堅持說阿軍「要拉開欄杆，讓她們好走，無意間碰了一下，不是耍流氓！」而在場的女知青則都走在前面，沒看到當時情形，聽到動靜轉過身來時王姑娘已經哭了，事發突然，誰也沒法作證。

雙方就這樣僵住了。

此刻趙嘎功為首的多數知青態度起了很關鍵的作用，他們採取了中立政策，既不支持批鬥阿軍，也沒有幫寨子說話。如果他們堅決支持把阿軍抓起來批鬥，動靜鬧大，公社和大隊肯定會採取行動，畢竟誰也擔不起「破壞上山下鄉」的罪名，那麼阿軍不但要受皮肉之苦，名義也毀了。整個寨子也會暗中把知青當成對立面，雙方表面的平衡關係就無形中被打破。

多數知青的沉默使這個可大可小的衝突有了轉圜的餘地，最後還是生產隊幹部出面安慰王姑娘，希望她消消氣，她的同伴權衡再三，不再堅持拉到大隊去批鬥，於是讓阿軍在本寨大會上檢討了幾句，這事就完了。

事後寨子里還是覺得有點委屈了這個「勞動很好」的王姑娘，新一批招工名額一來，都一致推薦王姑娘，這事才算了結。

他們始終是客人

一些描寫知青故事的文章難免提到知青們打架鬥毆，偷雞摸狗，用階級鬥爭手段批鬥成分不好的農民，等等行為。而我們寨子知青卻沒有和寨子里的人動過手，多年後會武功的趙嘎功兄和我聊起來，肯定地說：「我們從來沒有和寨子里的人打過架，比武是有的。」

「我們寨子雖然不大，也是沒有怕過哪寨哩，了不起！」

他這個評價是受了寨里人的感染，那時不少人常對知青說：「我們寨子寨脈硬，不怕事不認輸，碰到什麼大寨子都敢對著干！」而他們也目睹了幾場我們和外寨的衝突，雖然沒有引發真正械鬥，但知青們都看到了整寨男青壯年的團結和鬥志。

有意思的是，每次衝突幾個知青都積極請戰，但寨子都委婉地拒絕，盡量不讓他們參與進來。因為這是「我們寨子的事」。外人插進來不妥。

大概1971年底72年初，我們這些頑劣小孩和鄰寨景杏寨的小孩打了整整半年的仗，每天放學回來就相約出戰，石頭碎瓦片彈弓全部上陣，不在乎輸贏，發泄的是少年的旺盛精力。寨子里的大人都懶得來管，當笑話來看。

知青趙嘎功和小方許是童心未泯，或者他們內心也有「戰鬥」衝動，幾次跑到現場指揮我們作戰，操著昆明腔吼：這邊克幾個，那邊埋伏几個。要仿這種打，不要笨迷日眼地往前沖！

我們都不聽他們的指揮，還是野豬打架一樣往前直衝，頂不住又嘩地往後撤。看得他們又好氣又好笑，又不好意思親自動手參加進來。

臨近春耕時節，雙方寨子成年人終於出面舉行「停戰談判」，很認真但談判代表規格都不高，各出來一個口才比較好的成年人，來到衝突的田壩里談，雙方約定：從次日開始，哪個寨子的小孩主動挑戰，對方寨子的成人可以動手打，這邊不得干涉！

我記得很清楚，趙嘎功主動去到談判現場，很嚴肅地對景杏寨的代表厲聲說：我告訴你，是你們寨子的小孩先來惹我們寨子的小孩！

那個人明明聽得懂，卻對他一翻白眼，用傣話大聲說：「我聽不懂你的漢話！」

氣得趙嘎功直瞪眼，我們這些交戰主力卻用看戲的眼神望著趙嘎功直笑。

從次日開始果然就罷戰言和，我的少年記憶又增加了趙嘎功在談判現場的行為。覺得「這個昆明漢人對我們寨子不錯」。

在激蕩洪流中

個人表現還是可以選擇的

1975年底最後幾個知青回城，也就是他們在我們寨子插隊近8年，差不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時間，當然和波瀾壯闊的抗相比，他們的經歷無波無浪，沒有什麼跌宕起伏，美好青春就這樣無聲地消失在茂密林間和碧綠稻田中,帶著無法言說的情感回到了他們的家鄉，和父母親人團聚，開始本該屬於他們的城市生活，找工作，結婚生子女，努力把耽誤的時間找補回來。對我們寨子而言,這些城裡年輕人不過是一些來做了幾年客的外鄉人，走了就走了，除偶爾作為一種小故事談論起他們的種種，再沒有多少人想到還和他們有交集，雖然他們也許留下了通信地址，互相寫過幾封信之後也沒話可談了。在那年月，昆明和邊疆盞西的一個傣寨之間，確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社會的發展還是把兩者拉近，90年代交通已經比較發達，昆明到盞西那山迢水遠的路程，過去要一個多星期才能走通，這時候一兩天就能到達。生活和工作穩定，人到中年的知青們，部分人開始了回插隊點的懷舊之旅。

但是知青們願不願意回插隊點看看，還是因人而異，頗值得探討哩。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呆了相當長時間，混得很卑微，甚至受委屈和被傷害，那你肯定是不願意再回頭去看，我們農民粗話叫「到死連撒尿都不會朝向那鬼地方。」

雖然沒有被傷害，但想起那段日子就感覺窩囊，說不出的彆扭，那也是盡量不想再去面對那經歷，有誰會把自己曾經爬滿過虱子的破舊衣服珍藏起來反覆去翻弄？此乃人之常情。

還有少數人在插隊地點有劣行，無論是愧疚還是怕報復，不回去看是最好的選擇。

願意回去看的知青一般都是對當地有好印象，和當地人有一定感情，最起碼覺得自己當年的表現對得起那段經歷和那地方的人。

知青到我們寨子時我9歲，他們最後一批離開時我上初二，沒有和他們有多少直接交流，對他們的記憶主要就是印象。再次和他們見面已經46年之後，我已到耳順之年，互相交談起來自然有諸多感慨和基於自身見解的種種思考。

閑聊中趙兄談到的相關事情也讓我內心受到震動。「我們參加政治邊防運動時，曼牙寨一個人因為吃不飽亂罵一通，那些內容我聽得懂，要認真起來在當時算惡毒攻擊罪，是現行反革命言論，彙報上去肯定要被抓。我看他家真的很窮，又是三代貧農，就對那個帶領我們組的解放軍戰士說：他不是有意要罵，只是傣話的一種習慣口頭語而已。那個戰士心知肚明，只批評了那社員幾句，沒有向上彙報。你家成分，寨子里報上來要劃為上中農，我一看這不是離富農更近了嘛，於是把你家情況認真地和那戰士談了談，特別提到全家人在生產隊的表現，最後還是確認為中農。我至今都覺得那個戰士是一個非常正直的軍人。只可惜忘了他叫什麼名字，那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有交朋友的習慣。」

文革年代之所以荒誕就是「一念之仁」者太少，人們習慣把別人踩在腳下，損人不一定利己，但也不會害己。當年趙嘎功和那個解放軍戰士如果按那時習慣思維往上彙報，對他們來說只是例行任務，對我們兩個家庭則是不可承受之重。

記得小時候每到「複查成分」，父親都是表面堅強，內心痛苦。他常說：每當這時，我就會做夢被困在又長又狹窄的黑洞里，掙脫著爬出來才會把氣喘勻。因為我家是寨子里「候補富農」家庭之一，那些出身好的「政治積極分子」時不時想把我家補劃為富農，以突出他們的成績。尚幸我父親為人精明而善良，解放前夕的所作所為正好使我家擺脫了夠上富農成分的指標。最後一次複查成分就是政治邊防運動，這次以部隊為主，所以確認為中農後，我父親經常說：還是解放軍最公正。

「政治邊防」也是傷害了不少人的一次運動，官方已經否定，貌似算在林彪的頭上。我家能再次躲過一劫，是因為碰到那正直軍人和趙嘎功兄這樣常懷一念之仁的善良人。

趙嘎功兄和邵杭麗在我們寨子的故事還不少，但那應該屬於他們自己的回憶內容，我站在當時只是一個傣族少年的角度就暫時不寫啦，總之他們無魁於那段青春經歷，也無魁於我們寨子。

這也是絕大多數知青的表現，客觀地說也是部分知青提出「青春無悔」的底氣。關於這點，我專門問了我們寨子的知青，他們的回答是：那是時代造成的，又不是我們主動選擇，哪裡談得上什麼悔不悔？

我覺得這才是最中肯的回答!是呀,時代巨手把你揮趕到哪裡你就得去，「青春無悔」，渺小的螺絲釘有資格說嗎？

他們在插隊點的種種表現，甚至已經和學校教育無關，因為老師都被批鬥，為人師表已經被踩進爛泥里。每個人怎麼為人處事，只能是家庭教育的結果。

也就是爹媽教出來的。

那山泉一樣的情誼

我們寨子山裡有股泉眼，一年四季水常流，冬季微溫，寨名疑由此而來。山泉清澈甘甜，無波無浪，一如傣民性格，知青和寨里人的關係和這差不多。

1993年我們寨子的知青趙嘎功和邵杭麗兩口子帶著讀初中的女兒回盞西探親，按當年的路程一站站走下來，一星期後到了南溫寨，直接去找他的好朋友好徒弟「郭老二」，得知幾年前已經去世，悵然若失地站在奘房面前。當他們的女兒看到那破舊狹窄的土屋就是她父母以前的宿舍，內心震驚估計自己都沒法形容。

這時旁邊閑坐的老人突然認出了邵杭麗，叫了她的小名「這是老英嗎？」

一時間，「趙嘎功和老英回來了」的消息傳遍整個寨子的各個角落。人們興奮又熱情地圍了上來。那種像久別重逢親人間的感受給彼此都留下了美好回憶。

這個就是穿傣裝的邵杭麗

此後幾年，趙嘎功兩口子和小方知青，小李知青，小劉知青等人時不時「回去探親」，旅遊興起後，他們自駕車到盞西轉轉已經成了常態。

2009年官方還舉行了知青下鄉30周年紀念活動，許多知青都參加。

傣族俗語有「園子不常進成茅草地，親戚不來往成陌生人」，但來往多了也會失去彼此吸引的新鮮感。

朋友間經常來往必須以一種淡然的態度相處才會長久。我二哥以退休教師的身份，有閑有點錢，也秉承父親「門要開得寬大」的習慣，知青們的到來他自然比其他人熱情主動。30周年活動，鄰寨知青沒人接待，他請到我們寨子吃住。其實以當時條件知青們可以去鄉鎮街上住旅社，但他接待了人家就記住了這份情。於是知青們經常邀請他去昆明旅遊，他只去過趙嘎功家一次，因為他是家鄉寶，呆在山清水秀的一畝三分地里最舒適，哪也懶得去玩。今年5月去昆明做個手術，隨意給知青說了一聲，趙兄就幾次來看望，又邀請我們去他們新家做客，召集了我們寨子的其他知青來相聚。

我是走過一些地方的人，習慣了今天推杯換盞，明日相忘於江湖，能夠經常牽掛的朋友不多。我不太確定知青們和我哥的情誼有多深。

接下來的事讓我感動，我哥住進去的醫院是全省較大的醫院，集中了各地州的病人，那趕街似的情形令人頭疼。中國是人情社會，我的侄兒子們動用了他們的各種關係，總算不用排太長的隊，但畢竟資源太緊張，還是難免得等。

這天趙兄又來，問了情況，立刻給其他人打電話，小李兄立刻回復他們有辦法，協調的結果當晚他們兩口子即帶我們去拜會醫院相關科室的一個關鍵人物，當場就敲定了治療方案和時間。過後李兄夫人寶秀姐又事無巨細地和我侄兒子聯繫，指導該怎麼做。

如今是開放到眼花繚亂的年代，朋友之間你請我一頓，你回請我一台，彼此不欠情是常態。而把你的安危當成家裡的事來對待，那就是真把你當成自己人了。我哥交的這些人就是「我們寨子的人」，他們身份是知青。

當然這種關係和知青身份無關，和上山下鄉運動是否偉大無關，和漢族傣族無關，是人與人之間基於教養，互相認可的平常而純真的友情。就如山泉水純凈而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