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經濟地理重構——從江右商的買辦化談起

觀察家

文/劉剛

不盡厘金滾滾來

戰於長江流域，一如治水，妙在疏堵之間。不但水戰之妙在疏與堵，且財與兵的運籌，亦以疏堵致財守財。

談用兵，曾國藩略遜於石達開。論理財，則遠勝之，其以厘金開闢財源，亦妙如杜甫詩云「不盡長江滾滾來」。

厘金，首創於1853年，時為刑部侍郎的雷以??為對抗太平軍，在揚州仙女廟始設厘卡，對米行「百錢抽一」。以此，催生了戰時稅制，曾國藩將厘金推廣至湘、鄂、贛、皖等湘軍控制區，建立「厘金-湘軍」共生體系。

湘軍與厘金，乃中國近代軍事財政史上的一次革命。這支體制外的軍隊，通過創新性稅制重構，顛覆了清廷中央集權的財政體系，催生出「以厘養兵、以兵護厘」的軍厘複合體。

厘金作為商品稅，按徵收主體劃分，當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官府厘金，另一類是湘軍厘金，大頭在湘軍。

官府厘金，由地方官府徵收，其稅率名義為1%，實征5%-10%。其稅源為米、布等大宗商品。其用途，用於地方財政；而湘軍厘金，軍隊繞過官府徵稅，由湘軍糧台直接掌控，稅率增高至20%，如江西茶葉。稅源擴大至日用百貨，稅網恢恢，專供湘軍兵餉軍需，佔比超70%，開創「以商養兵」新模式。

然其初心，據曾國藩奏稱，乃「取商賈之毫釐，解國家之倒懸」，由是，咸豐帝諭曾國藩「准設厘卡濟軍」。以此，曾國藩委派湘籍士紳掌稅——辦厘卡。厘卡之於湘軍，月輸白銀30萬兩，曾國藩以厘擴軍，至12萬人，其於清廷，已然財政獨立。

湘軍治厘，設「三重厘卡網」。第一重，於商品產區，設「產地厘卡」，抽1%；第二重，於商品流通，設「途中厘卡」，抽2%；第三重，於商品銷售，設「銷售地厘卡」，抽1.5%。

以此形成兵厘共生機制，使厘卡徵收與軍事控制為一體，表現為厘卡即兵站的空間形式，卡隨軍移，湘軍打到哪裡，就在哪裡設卡。1858年，克九江，設沿江厘卡12處；1861年，占安慶，新增皖南厘卡23處。還以武裝護卡，每卡駐勇丁30-100人，既收稅又防太平軍襲擾，如湖南東征局，擁兵2000護卡。

還有軍商利益捆綁，採取商人承包，由大商賈承包區域厘金徵收權，向湘軍繳納定額後，超額部分歸己，形成「軍-商分利」結構，並放任將領涉商，投資鹽運年獲利數十萬兩。

厘金影響之於商幫，與之畸形共生，對江右商影響最大。商幫所處地域不同，受厘金的盤剝率也不一樣，如徽商23%，江右商為35%，晉商為18﹪，故其生存策略，各自因地制宜，如徽商轉投鹽業，因淮鹽厘輕，江右商借洋行「免厘旗」避稅，加速買辦化，以此導致江南經濟地理重構，表現為商路扭曲，不但贛江商道萎縮，而且長江水道厘卡林立，上海租界成為避稅天堂。

一項旨在為王朝續命的財政工具——厘金，反而通過扭曲商業生態，加速傳統經濟結構的瓦解和半殖民地化進程。數據上的盤剝率差異，引發連鎖反應。厘金的非對稱盤剝，導致商幫因地制宜畸形求生，直至經濟地理重構。

其差異，取決於地緣政治以及商業結構等因素。

晉商背靠權力，其核心業務是票號和北方邊境貿易。他們與清廷關係密切，承擔了部分國庫職能，具有權力尋租的優勢，厘金在南方興起，因其遠離重災區，而受影響較小。

徽商曆來「賈而好儒」，與官僚體系結合緊密，面對厘金，利用其政治資源，向受保護程度更高的鹽業轉移，因淮鹽等官鹽領域的厘金相對固定且可控，實質上是一種特許經營下的「合法」剝削，但比流通過程中無數關卡的不確定盤剝要好。

而江右商則瀕臨「沉默大多數」的絕境，其核心通道，是貫穿江西的贛江-大庾嶺商路，這是傳統上連接長江與珠江、華北與嶺南的黃金水道，故成為「厘卡林立」的重災區。他們缺乏晉徽商人的高層政治庇護，成為厘金制度最理想的剝削對象，35%的盤剝率，足以吞噬其大部分商業利潤，將他們逼入絕境。

在絕境中，商幫的求生本能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宏觀後果——「經濟地理重構」，重塑了江南經濟地理版圖。

江右商，既沒有晉商那樣的地理位置——居山西而非江西，故戰火未及；也沒有晉商那樣的主業模式——以票號非以製造，以信用非以商品，故設厘卡無益；更不像徽商那樣，能於「厘卡林立」中，以「淮鹽厘輕」的路徑依賴而自救；故其向死而生，絕境轉型，採取最激進的方式——到上海去，掛「免厘旗」。誰能想到，最早買辦化的商幫，既非沿海江浙，亦非通洋閩粵，而是以贛江流域溝通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江右商——江西商人。

此一洞察，堪稱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商業史和買辦階層的傳統認知，它不僅陳述了歷史事實，更指出了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由內陸催生的中國近代化悖論。

掛免厘旗——到上海去

江右商瀕臨「絕境」，表現為「三個維度」：

地理位置的「詛咒」：承平時的黃金水道，但在亂世卻成了「稅收攔劫」的最佳場所，無處可逃；主業模式的「脆弱」：晉商的核心資產是匯票和銀票，以其高流動性、隱蔽性和權力依附性，輕易地繞過實物厘卡，而江右商主要經營景德鎮瓷器、茶葉、木材、夏布等大宗商品，體積大、價值顯眼，在運輸途中就是一個個移動的「活靶子」，成為厘金官吏最理想的盤剝對象；路徑依賴的「斷絕」：徽商可以退回鹽業領域，依靠「淮鹽厘輕」的官方特許權，苟延殘喘，而江右商的核心商品並無此類國家級的壟斷保護傘，其貿易，本質上是完全市場化的，故其面對軍政掠奪時，毫無還手之力。

但天無絕人之路，命運開出「一線天」——上海，將「柳暗花明」的前途，指向那些絕望者：到上海去，掛「免厘旗」。當所有生路皆被堵死，通往洋行，就成了唯一的光。

「免厘旗」是唯一的求生符，子口稅，為陷入絕境的中國商人提供了一個制度漏洞。掛上洋旗，繳納2.5%的子口稅，就能擺脫35%甚至更高的厘金盤剝；上海是唯一的諾亞方舟，租界的治外法權，使其成為清王朝厘金觸角無法伸入的「法外之地」，所有的避稅需求、安全需求和新的商業機會，都指向了上海。

誰是「最早買辦化」的商幫？傳統敘事通常認為，買辦階層自然誕生於最早開埠的廣州和後來的上海、寧波等沿海口岸，而實際的情形，則是深度而具規模且系統性的買辦化，恰恰是受內部制度性壓迫最深的內陸商幫，這意味著，中國近代經濟結構的顛覆性變革，並非僅僅來自外部海洋文明的衝擊，更來自內部制度的壓迫與驅離，是清王朝用自己的財政工具——厘金，親手將其經濟支柱——內陸商幫，一個個推向外部力量——洋行。

江右商的激進轉型，是一場悲壯的「制度性逃亡」。它告訴我們，買辦化還有另一副面孔，不僅是「趨利」的主動選擇，還是「避害」的被迫轉型。它不僅是沿海的「糖衣炮彈」，更是內陸的「救命稻草」；經濟地理的重構是殘酷的，從贛江到黃浦江，不僅僅是商路的轉移，更是經濟主導權的轉移，從傳統士紳-商人共同體主導的內陸經濟，轉向了殖民權力與商業資本結合的沿海經濟，江西的衰落與上海的崛起，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江右商的故事，是商人在「國家的失敗」中，何以求生的史詩，本非近代化先鋒，卻被舊制度驅逐而成了先驅。

江右商的買辦化與商路轉移，這一行為導致雙重效應：對商人自身，從獨立商人淪為洋行的買辦或代理人，加速了其買辦化；對於經濟地理，商品流不再必然經由傳統的贛江商道，而是直接向通商口岸彙集，因為，只有在那裡，才能最方便地找到洋行，獲得「免厘旗」。這便直接導致了「贛江商道萎縮」。

上海成為「避稅天堂」，租界享有殖民特權，是洋行的大本營，自然成為最大的「免厘」飛地。不僅外國商品，連中國本土商品也要想方設法流入上海，掛上洋名，再行銷內地，這使得上海從一個普通港口，速升為國際貿易樞紐和金融中心，其繁榮，相當程度地建立在厘金制度對內地經濟大抽血的基礎之上。

清政府視長江為厘金稅收的命脈，設卡無數，致使長江水道這條經濟大動脈因厘卡林立而「梗塞」而扭曲，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晚清經濟崩潰的微觀動力圖：厘金制度（內因）→非對稱盤剝（現象）→商幫策略異化（應對）→傳統商路萎縮 +通商口岸畸形繁榮（結果）→ 中國經濟半殖民地化加深（影響）

江右商幫的悲劇，不僅僅是一個地域商幫的衰落，更是整個中國的經濟脈絡被強行扭轉和肢解的縮影。經濟地理，從來不只是山川河流，更是制度、權力和資本共同書寫的輿地。

江西遍布厘卡，其密度為全國之冠，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瓦解了傳統商路。贛江-大庾嶺商道，為南北貿易主幹道，成為厘卡重災區，贛江流域設卡超80處，其卡點佔全國總量近10%。最高時，全國有3000餘卡，1860-1864年間，江西僅厘金一項，就為湘軍提供3850萬兩白銀，占同期湘軍軍費的一半。

厘卡過度存在，使江西商品失去原有的價格優勢，如鉛山紙張因稅負過重，售價較浙江同類產品高出15%，與此同時，徽商、晉商憑藉更低的稅負，不斷蠶食江右商的傳統市場。

至清末，江右商全面潰敗，景德鎮瓷器出口量，不足此前1/3，河口紙張作坊倒閉率超過70%，樟樹藥材市場也被陝西商人瓜分，從此，一個「稱雄中華工商業900年」的商幫衰落。

曾國藩的「陽儒陰法」

關於江西厘卡，核心在於曾國藩如何將臨時稅收變為系統性財政工具。1855年，他在南昌設首座省際厘卡，表面是「奉旨抽厘」，實為繞過江西巡撫的創舉，其「越境抽稅」，引發沈葆楨的激烈反對。江右商的反應則具戲劇性，樟樹藥商1862年集體罷市抵制高厘金，三個月後，卻主動捐銀十萬兩換取免稅特權，宜春麻布商人，則偽造「粵商」身份，利用湘軍對洋貨的稅率優惠。

比江右商更富於戲劇性的是曾國藩，他在公文中，稱江右商「急公好義」，私信里卻罵他們「姦猾甚於粵匪」。

這是不是如老子所言「智慧出，有大偽」呢？理學呢？心學呢？在經濟學面前，都讓步了。

這一問，把我們一下子就拉到了充滿人性與政治算計的歷史現場，如同一台戲劇，上演晚清政商之間的博弈。沒有「讓步」一說，有的只是「法家式的理性」對「儒家道德」的碾壓，是生存邏輯下，一套全新的「國家行為經濟學」的赤裸裸的誕生。

於此劇中，曾國藩演出其「兩面」，戴著理學名臣面具，掩蓋其法家酷吏靈魂，以「公」為修辭——「急公好義」，成其話語外殼，將其近乎勒索的籌餉行為，化為忠君愛國的表演。然其「私」語——「姦猾甚於粵匪」，則流露法家式的冷酷判斷。作為前線統帥，他面臨最現實的財政壓力：如何養活軍隊？在他看來，商人的抗爭（罷市）和算計（尋租、造假），與太平軍一樣，都是阻礙他達成平定天下目標的「麻煩」。他對商人「姦猾」的痛罵，反映的不是道德憤怒，而是對「控制變數」失去絕對掌控的惱怒。

理學，是曾國藩的「旗」，而法術——創建厘金系統，則是他的「槍」。在「平亂」的槍杆子面前，一切道德教條和財政規範，都必須向原始而殘酷的「戰時財政經濟學」讓步。

於是，江右商「智慧出」，其應對策略罷市、尋租、造假等，對老子的「有大偽」一說做了個實然的註腳。

樟樹藥商，從「集體行動」的「真」——罷市，這是傳統商幫基於地域和行業認同的集體抗爭，是試圖用市場力量對抗行政權力的「真」反抗，到被迫轉向「尋租合作」的「偽」。三個月的罷市失敗，證明了在國家暴力機器面前，經濟抗爭徒勞。

於是，最理性的選擇，不再是對抗，而是主動介入並利用這個腐敗系統。「捐銀」十萬兩，本質是向權力繳納一筆巨額的「保護費」，以購買局部壟斷權。這標誌著獨立的商業團體，蛻變為依附於厘金制度的尋租分利集團。這是制度化的「偽」。而宜春麻布商，則以其制度套利的「智慧出」，利用湘軍對洋貨的稅率優惠，改以「粵商」身份，而「有大偽」。

這都表明，商人們已經看透了厘金政策和厘卡系統的漏洞——這個系統，不是基於公平法治，而是基於身份特權。於是，他們的「智慧」不再用於改進生產或開拓市場，而是全力用於身份造假和制度套利，這也是制度逼出的。

而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厘卡本身就是一個「大偽」系統，曾國藩名義上「奉旨抽厘」，作為臨時軍費，實則以「越境抽稅」，兼并江西財政，他宣稱救國，卻不惜摧毀民間商業。

因此，理學「失效」了，在「如何迅速搞到錢打仗」這個具體的問題上，它提供不了任何具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操作方案，其作用，僅限於事後以話術包裝，如「急公好義」。

心學「致良知」，「人心」不同，則「良知」有異，如曾國藩的「良知」是為國平亂，其術可權，行之以鐵血手段。而商人的「良知」，是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可以靈活手段應變。而其結果，就是「人人皆可致良知「，同時，「人人皆可行大偽」，心學反而為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辯護依據。

無論是理學追求「天理」，還是心學追求「本心」，在面對「如何養活一支軍隊」這樣具體、殘酷的財政問題時，都無法提供現成的且不違背其核心道德的解決方案。當「存天理」需要靠「病商厲民」的厘金來實現，當「致良知」在面對軍餉短缺時，它們的道德理想主義便在現實的鐵壁前撞得粉碎，其理論架構，已無法挽救頹清的那種結構性、系統性的崩潰危機。

不是務虛的道德哲學在務實的經濟學面前讓步，而是一整套舊的基於道德倫理的政治哲學——「儒表法里」，在應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以其自身的左右互搏術，把自己打垮了。

理學與心學的退場，標誌著傳統中國價值體系在現實危機下的無奈與無力，而中國商人階層及其國民導向，正是在制度性的損耗與扭曲中，走向那條通往奴役而又追求自由之路。

江右商的悲劇，表現出「由內陸催生的中國近代化悖論」，以及由此悖論引導出的「最早買辦化商幫」的史論。

該史論，指向內部制度性失敗，為近代化首要動力，表明中國近代化轉型的關鍵特徵，其最初、最強烈的動力，非單純來自外部的衝擊-反應，更源於其制度內生的壓迫-反應，但非以「擠壓模型」取代衝擊-反應，並以此消解西方衝擊的主導性，而是展現為一個更加複雜的「內部擠壓-外部逃逸」的複合式模型。

晚清厘卡，如一巨大財政壓力鍋，扣壓在中國商人頭上，這時，通商口岸和「免厘旗」，就充當了鍋蓋上的「安全閥」，當內部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就轉化為買辦從閥門逃逸。

「制度競爭」失敗，導致商人用腳投票，擇其生衍的制度環境，此與其曰「賣國」，不如說是對劣治環境的理性逃亡，以此來看上海租界，便崛起於對失敗的劣治制度的汲取上。

江右商作為「被動先行者」，其「最早買辦化」，改變了近代化以地理先後為序的「沿海優先」的線性史觀，轉而以「趨利避害」的動機以及對制度安排的逃離作為轉型的標準。

沿海買辦，多是與國際貿易伴生的「中介」，他們的買辦化，是外向的拓展性和互利性的。而江右商的買辦化，則是內向的斷裂性和逃難性的，他們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依附洋行，而是為了不被厘金制度扼殺而「託庇」於此。這種源於絕望的依附，其文化心理和精神結構上的異化程度，可能更為深重。

江右商，曾是中國內部市場流通的「血管和神經」，然而，厘卡林立，卻使之成了「破碎的精英」，其瓦解，是民間社會精英階層的一次被迫的規模化的「資產階級化」嘗試。

然其「資產階級化」被束縛於殖民秩序，以喪失自主性為代價，成了「破碎的精英」，未能順利轉化為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反而成了舊制度解體過程中的犧牲品和中間物。

不但社會階層重構，還有經濟地理重構，尚未準備好的內陸商人——江右商，被專制權力猛然一擊，撲通一聲跌倒「下海」了——從「江河時代」往「海洋時代」驚險一躍，使中國核心區從「內陸江河導向」向著「沿海海洋導向」逆轉。

大庾嶺-贛江商道，曾是明清時期中國內部經濟體系的「任督二脈」，連接長江水系與珠三角，它的萎縮，象徵著以朝貢體系和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大陸帝國」經濟邏輯的終結。

而上海的爆髮式增長，形成「飛地」經濟，卻不僅僅是洋務全球化的勝利，也是中國主權破碎化的體現。作為一個「飛地」，其繁榮與廣袤內陸的凋敝相伴生，這種「核心-邊緣」的二元結構，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區域發展格局。

厘金制度，打斷了中國內陸省份基於水運的「路徑依賴」——斷了財路，致使商人「懷金四顧心茫然」，上海抓住這一機遇，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路徑。

這一破一立，決定了此後百餘年國運的走向。

因此，江右商的買辦化，不止是一段商業興衰史，它還是一則關於國家如何以其劣治而「自我解構」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制度質量決定文明韌性，歷史的代價支付極不均衡。

江西等內陸省份的衰落，是為整個國家的艱難轉型所支付的沉重代價之一，其代價的傷痕，至今依稀可辨。

將近代化的視角，從沿海拉回內陸，從對「買辦」的道德批判，拉回到其產生的制度語境，可以開拓我們對中國近代史複雜性的理解，給予我們又一次激烈的「思想的碰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