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李鸿章”这件事，孙中山生前绝口不提，1934年，孙中山挚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首次披露，可孙先生已去世，无从求证。直到顾颉刚在《万国公报》上找到《上李鸿章书》以及沈渭滨教授发现孙中山北上的三封信，这段秘史才真相大白。
1894年1月，28岁的孙中山遭受“葡医”排挤，决定停止在澳门、广州悬壶济世，与好友陆皓东密返家乡翠亨村，闭门撰写《上李鸿章书》，当年春夏之交初稿完成：全文八千余字，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要实现上述目标，需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孙中山随即与陈少白推敲、修改。孙中山认为：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在天津修铁路、开煤矿、通电报、建学堂，组建北洋水师，为国人瞩目。如若主张被采纳，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孙中山早有改良想法，曾上书因病返乡的郑藻如，建议禁烟、创办学堂、组织农会以倡农桑。孙中山还曾设想自备资金，周游欧美各国，学习农桑。学成后，集资办书院，教育青年，还计划游历新疆、琼州、台湾等地，招人开垦等。
那怎么才能见到李鸿章？为此孙中山进行了精心谋划。他找到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孙曾治愈好他的痔疮病，结为好友），请求写一封介绍信给盛宙怀。魏恒乐于帮忙，信中表示：“逸仙久仰令兄观察公德望，欲求一见。”孙中山持函与陆皓东到上海面见盛宙怀，宙怀是津海关道盛宣怀堂弟，与魏恒旧交多年。见到信件后，当场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哥哥盛宣怀，并附上了魏恒原信。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上海拜会了香山前辈、轮船招商局帮办郑观应，恰巧王韬亦在座，大家听取《上李鸿章书》后，又帮助修改、润色。特别是郑观应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上司、密友盛宣怀，信中“嘱弟恳请我公代求傅相”。有了这“双保险”，又得到同乡烟台商人谭虚谷提供的活动经费，6月26日孙中山与陆皓东信心满满地踏上赴津之路。
孙中山抵津后，下榻在天津法租界佛照楼客栈，他带着推荐信与《上李鸿章书》，叩开了盛宣怀邸门面呈。孙中山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观点，与盛宣怀多年追求的洋务事业不谋而合，故双方“交谈甚洽”。送走孙中山后，盛宣怀特在郑观应函上亲笔写下“孙医士事、陶斋”六个字，以示格外关注。
盛宣怀旋将上书递交李鸿章。然而，孙中山迟迟没有等到消息，便去开平煤矿看望宗亲，耐心等待。在此之前，日本枢密院已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中方在朝鲜掉入日本预设的陷阱。7月，李鸿章联络英、俄出面调停失败，感到在朝鲜的清军军力单薄，遂急调各路大军援助。恰在此时，运兵船“高升号”遭日军偷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日军在朝鲜成欢向清军发起攻击，大战不可避免。李鸿章派陆军增援、调海军巡逻海面，与总署商议备战，军务繁忙。对于盛宣怀引荐之事，传出话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盛宣怀退而求其次，从总理衙门为孙中山办理了一张“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听到回话后，孙中山一行闷闷不乐地返回上海，想做最后努力。10月，在上海广学会倡办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号、七十号上连载发表了《上李傅相书》，副标题为“广东香山来稿”。孙中山希望此举能引起李鸿章或其他封疆大吏的关注，但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上书失败教育了孙中山。11月他抛弃改良幻想，远走檀香山，组建兴中会，走上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摘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