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获释后，有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说了三人，分别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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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被国民政府囚禁了54年张学良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转眼间，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东北军少帅，在时光的摧残下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张学良获释后接受过一次访问，期间记者曾问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谁。闻言，张学良浑浊的目光中闪过些许清明，向记者说了三个人的名字。

那么，张学良最佩服的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对这几人推崇备至、赞赏有加？

“东北王”张作霖

张学良口中的第一个名字是张作霖，也就是他的“东北王”父亲。其实不管在何种场合，张学良每每提到父亲张作霖，总是不吝褒贬。

也正是通过张学良的独特视角，让世人对这位乱世枭雄有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明的了解。

张作霖年少家贫，早年间当过兽医、闯荡过江湖，后来通过自己组建武装力量、维护一方安保走上军旅，并在枪林弹雨中一路扶摇直上，成为统帅几十万东北军的奉系主帅。

这样的出身和经历，注定了张作霖身上有一些难以遮掩的坏毛病，比如脾气暴躁。张学良回忆说：

“我爸爸发脾气的时候谁都不能惹他，他一发火就要枪毙人，我都不敢有任何犟嘴。”

对当时盘踞在东三省的日本人，张作霖同样没有好脾气，数次与日寇发生争执。

在谈及张作霖的惨遭日本人炸死时，张学良认为这多少与其暴躁脾气有些关系。

张作霖的第二个毛病是嗜赌。自幼出入赌场的张作霖，对各种赌术颇为精通，尤其喜爱打麻将。

张作霖

“我父亲打麻将打得很好，他能记住牌。”张学良不止一次在外人面前提起过张作霖的这个爱好。

张作霖入主东北后，曾在张公馆设下麻将局，闲来无事就喜欢在此邀人打麻将。

凡是来到张公馆拜访的人，张作霖根本不问对方姓名，先拉着对方到麻将桌上打几圈。

张作霖的赌注很大，动辄数千上万大洋，曾有一位叫做李律阁的商人在他那里输掉了50万大洋。事后张作霖很开心，把北京郊外一座占地很大的院子给了对方。

除了这些毛病，张作霖还十分迷信。奉天城内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算卦先生，名为“包瞎子”。

张作霖一直将其视作上宾，每每做出重大决定或是有拿不准的问题时，他都要请对方占卜卦象，以测凶吉。

包瞎子深得张作霖信任，可以自由出入帅府，还被聘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个月有200大洋的工资。

后来袁世凯要称帝，张作霖为了拉拢对方，专门将包瞎子推荐给了他。从北京回来后，包瞎子告诉张作霖：“袁世凯非失败不可！”

不管包瞎子究竟灵不灵验，起码在对袁世凯的测算上他说的准确无比。

袁世凯

暴躁、嗜赌、迷信，这些缺点一览无余的展露在了张学良的面前，不过这并不耽误张学良对父亲的钦佩。

张作霖是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可这些劣迹在其优点之下，似乎完全不值一提。

首先，张作霖是一个带兵能力强、个人军事素养突出的将领。

常年的军旅生涯中，张作霖从来不是一个脱离部队、颐指气使的将军，他是凭借与将士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一步步坐到了东北王的位置。

尤其是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张作霖总是不顾生死身先士卒，冲锋在战场的最前线，这也是广大东北军心甘情愿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一大原因。

多年的战争经历也让张作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00米远的靶位他甚至不用瞄准，拿起枪就上膛、举枪、扣动扳机。

远处的靶心应声被击中，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阻塞。在东北军中，张作霖的枪法是出了名的百步穿杨。

张作霖不光对待自己的部下好，对待东北地区的百姓他同样尽心尽力。

贫苦出身的张作霖，即使后来飞黄腾达、富可敌国，但他没有忘记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百姓。张学良评价道：

“我佩服我父亲这个人，他心里一直对穷苦人忘不掉，对于这类人他有着深深的同情。”

事实也的确如此，1924年东三省募集善款，张作霖一个人就捐了15万元；1920年山东发生水灾，张作霖捐款30万元。

1926年北京红十字会遇到困难，张作霖也曾捐赠几千石粮食......只要听闻中国哪里发生了灾害，张作霖总是会尽一份力。

有一次张学良因为筹备战争，拆了几户老百姓的房子，张作霖听闻消息后非常罕见地训斥了他。张作霖对百姓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最令张学良对父亲钦佩的，莫过于他强大的统治力。张学良感叹道：

“我父亲这个人，生来就读过半年的私塾，更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性的西式教育，但东北地区在他管辖期间，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的发展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他的统治能力是天生的，我最佩服他这一点。”

的确，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中年纪是最小的，资历也不深，但却能够一直稳居一把手的位置，且无人不服、无人不忠，这足以见得其个人强大的统治能力。

后来等到张学良接过帅旗，他才切身体会到这个位置有多难做，心里对父亲的敬佩也更上一层楼。

张作霖火车被炸

张学良终生遗憾：未见毛主席

张学良的大半生都在国民党的监视和软禁中度过，这也让他留下了很多遗憾，而一生未能见到毛主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毛主席也是他最佩服的人。

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张学良就一直很敬仰毛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前就曾帮助过毛主席一次。

1936年春天，几位中国年轻人想要前往苏联读书深造，奈何缺少经费。

这个消息经过一位牧师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于是他拿出一笔钱交给东北将军李杜，让他将几人送到了苏联，并资助了他们学费。

这几名少年中间就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只不过张学良对此并不知情。

直到1994年，一位东北史学家向定居在夏威夷的张学良讲述了这段往事，张学良才知道冥冥中他早已与毛主席有了往来。

张学良对毛主席的好感起源于他对主席的敬畏，以及一位外国友人的穿针引线。

1930年，一个叫做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东北，并与张学良成为好友。此人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来到陕北，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毛主席，回去之后斯诺告诉张学良：

“毛泽东与中央社宣传的那样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人，你最好也去见一见他，他也许能够告诉你怎么帮助父亲报仇。”

斯诺

斯诺的话，让张学良产生了强烈的会见毛主席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在斯诺的引荐下前往陕北，计划与毛主席见一面。

可惜的是，当张学良的飞机于1936年4月9日降落在洛川机场后，一封从延安发来的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上。

这是一份来自毛主席、彭德怀等人的联名电报，电报中说周总理已经代替毛主席前来洛川，全权代表中共中央与其商讨携手抗日事宜。

张学良此行虽然未能与毛主席相见，但却收获到了周总理这样一位至交。

后来双方曾计划在延安约见，只不过还未来得及成行，张学良便已经发动了对蒋介石的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临潼逼宫蒋介石，要求他放下对共产党的屠刀、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发动兵变的第一时间便将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一边派出周总理等人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妥善解决此事，力图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的目标。

另一边，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其发来电报，向其初步传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相关事宜。

解决问题过程中，毛主席与张学良的电报联系始终没有中断。

后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协助下，兵变一事终于得以和平解决，联合抗日的主张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张学良将军因此成就了千古爱国将领之名。

其实，早在张学良发动兵谏之前，毛主席就曾给其去过一封信，那是主席给他的唯一一封亲笔信。信中主席说道：

张将军是东北军的领袖，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背负着重要责任。如果将军能够顾及当下紧张外部局势，希望当机立断调转枪头朝向日寇，并把敝方意见传达给国民政府，双方互派代表商谈停战抗日的具体事宜。

毛主席从家国大义出发，希望张学良成为国共两党中间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事。

只不过此时的毛主席还不知道，张学良早已经失去了与蒋介石正面沟通的机会。

在拿到信后，张学良曾想要将中共方面的意思传达给蒋介石，可还未等他说出口，蒋介石就先在党内大声斥责道：“只要发现串共者，一律枪毙！”

张学良也只能按捺住上交书信的迫切心情。

虽然张学良此生未能与主席见面，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祖国时期，毛主席的种种事迹一直在深深感染着张学良，让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伟人。

如果说没能见到毛主席是遗憾，那么与周总理结为至交或许就是对张学良最好的弥补。

至交周总理

最令张学良佩服的人员中，周总理同样占据一席。

周总理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6月，不过二人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段同窗情谊。

周总理曾在东北读书，拜在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门下，而张学良因为张伯苓帮他戒掉了烟瘾，也拜了对方为师，因此周总理与张学良还有一层师兄弟的关系。

6月份的洛川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很快被周总理的见识、谈吐所折服。

更重要的是周总理所描述的联合抗日、革命救国的主张，深得张学良赞同，两人之间的情谊就此结下。

西安事变后，周总理代表共产党前来谈判，两人齐心协力之下使得兵谏一事和平解决。

不过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问题上，二人发生了分歧。张学良自觉心中有愧，为避免事情节外生枝，想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

这一提议遭到了东北军上下的一致反对，周总理也多次出言提醒他南京之行的危险，可张学良还是坐上了开往南京的飞机。

事后，张学良果不其然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他悲愤地对妻子说：

“我这辈子从未做出过什么值得后悔的事，这一次我算是领教了后悔的滋味。兄弟们劝我，共产党周副主席也暗示过我送人的危险，只可惜我没有听。

要是我多听一句周先生的话，何至落到如此田地？”

于凤至

张学良被审讯和关押期间，他不光后悔没有听信周总理的话，还一直想办法写信给总理，表达对总理的思念和钦佩。

当他被送上军事法庭时，蒋介石一直想逼迫他承认受到共产党指使、受到周恩来摆布。

但张学良说什么也不愿背叛周总理，坚持原则表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在忠诚和自由面前，张学良用行动表明了对朋友的心意。

1976年，总理在北京病逝。张学良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只可惜他连发一封唁电都做不到，只能隔着茫茫海峡对总理遥遥相送。

张学良对总理的赤诚之情令人侧目，而周总理对待这位好友同样念念不忘。

自从张学良被扣押后，周总理对他的解救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5年中共七次人大期间，周总理就发言谴责了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行为，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其释放。

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总理就直言不讳的指出：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谈判，有一个人的贡献最大，他就是促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张学良将军，我们诚挚的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同年重庆文化界茶话会上，一位来自东北的人士感慨道：“只可怜那一位被囚禁了十余年的人，这些年他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重庆谈判

这些话引起了众人的感伤，周总理那严肃的面庞闪过一丝悲戚的泪光。

1956年11月11日，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指出：

“张杨二位将军是这起事件的千古功臣，自从张将军被扣押后，还曾给我来了两封信，他是值得怀念和尊敬的。将来他能够重获自由当然好，可无论怎样他都已经是千古不朽的人物。”

1961年，周总理曾尝试托人给张学良带一封信过去，这封信没有收件人，也没有署名，只有短短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只可惜，周总理想要与张学良再度会面的愿望终究没有成真。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与世长辞。直到临终前，总理仍然念念不忘的叮嘱道：“不要忘了台湾还有一位老朋友。”

1990年，在被囚禁长达54年之后，张学良终于重获自由。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对其进行了一次采访，在提到周总理时，张学良这样评价道：

“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次年4月张学良赴美探亲，期间再次谈到周总理，他说：“周恩来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我们两个的感情很好。”

晚年张学良夫妇

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人员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我方人员给他带来了周总理遗孀邓颖超的信件。

张学良拿到信后，将信纸几乎贴到脸上，一字一句的认真看了起来。他颤抖着声音说道：“周恩来我熟悉，我们很好，请替我向邓女士问好。”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90余岁的高龄，经历的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对当年的挚友念念不忘，这种纯粹、真挚的友情让人为之动容。

结语

被囚禁54年，张学良将军终究还是重新恢复了自由，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更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的无妄之灾并没有让张学良失去本性，他仍然能够做到坚守原则、坚守对朋友的感情。

面对蒋介石的压迫，他没有违背良心抹黑和污蔑共产党，反而直言不讳的表明自己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钦佩。

这样的气量和胆魄，历经半个世纪之久仍然不减分毫，一如他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