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十大歷史抉擇——功在當代，罪在千秋！

都喜歡洗隋煬帝「罪在當代，利在千秋」，那中國歷史上有沒有人「利在當代，罪在千秋」（百年也可）呢？

以下十個古代事例，在當時可能被救時良策，卻在歲月沖刷下逐漸顯露出致命隱患。

一、秦始皇焚書坑儒（前213年）

當代之功：在六國初滅、思想混亂的背景下，秦始皇通過焚燒諸子典籍、坑殺方士儒生，迅速統一了意識形態。這一舉措粉碎了六國舊貴族借復古之名復辟的企圖，為郡縣制的推行掃清了思想障礙，使中央集權體制在短時間內紮根。

後世之罪：這場文化浩劫摧毀了先秦百家爭鳴的學術生態，尤其是墨家的科學思想、名家的邏輯體系從此斷層。

更致命的是，它開創了「思想有罪」的先例，後世帝王紛紛效仿以文字獄鉗制思想，導致中國未能形成獨立於皇權的知識階層。當西方在文藝復興重拾古典智慧時，中國思想界卻仍在經學註疏的窠臼中打轉，思想創新的基因在此刻遭遇重創。

二、漢武帝鹽鐵官營（前119年）

當代之功：面對匈奴連年征戰造成的國庫空虛，桑弘羊推行的鹽鐵官營政策迅速盤活了國家財政。朝廷壟斷戰略物資生產銷售，短短五年便積累起足以支撐三次漠北決戰的軍費，最終擊潰匈奴主力，解除了持續百年的邊患。

同時，官營模式抑制了富商大賈的兼并勢頭，緩解了土地集中引發的社會矛盾，使漢武帝時期成為西漢武功最盛的時代。

後世之罪：這一制度將「與民爭利」合法化，形成了「強政府弱社會」 的經濟傳統。民營工商業從此被視為皇權的附庸，明清時期江南紡織業即便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也因官營壟斷而難以壯大。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它塑造了「重農抑商」的路徑依賴，當西方通過商業革命催生現代經濟體系時，中國仍被困在「官督商辦」的低效模式中，近代化進程因此步履蹣跚。

三、光武帝廢弛西域都護府（48年）

當代之功：經過王莽之亂與綠林赤眉起義，東漢初年國庫空虛，光武帝劉秀下令撤銷西域都護府，收縮國防線。這一決策使朝廷得以將資源集中於中原恢復生產，短短二十年間便實現「光武中興」，人口從戰後的不足千萬恢復至兩千多萬。放棄西域的同時，朝廷專心平定羌亂，穩固了關中核心區，為東漢百年盛世奠定基礎。

後世之罪：中原王朝對西域的控制力從此呈現周期性斷裂。當唐朝再度經營西域時，已需面對伊斯蘭文明東擴的強勁勢頭，安西都護府最終在回鶻與吐蕃夾擊下覆滅。

更關鍵的是，這一收縮開啟了「長城思維」的先河，此後中原王朝往往在國力衰退時主動放棄邊疆，逐漸喪失了西漢時期「鑿空西域」的開拓精神，最終在近代遭遇海疆危機時手足無措。

四、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494年）

當代之功：為擺脫鮮卑舊貴族的掣肘，孝文帝元宏將都城從平城遷至洛陽，以雷霆手段推行漢化。禁胡服胡語、改漢姓、通婚姻等政策，在短期內化解了鮮卑政權與漢族士大夫的對立，使北魏國力達到鼎盛。

後世之罪：激進的漢化政策導致鮮卑軍事貴族與統治核心脫節，六鎮軍民因被邊緣化而發動叛亂，開啟了長達百年的軍閥混戰（河陰之變、北齊北周對峙）。

更深遠的是，它強化了「漢化即文明化」的認知誤區，使後世王朝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容易陷入「全盤漢化或徹底對立」 的二元陷阱，元代的四等人制、清代的滿漢隔離政策，皆可視為對這種激進漢化的歷史反彈。

五、隋文帝廢九品中正制（587年）

當代之功：面對魏晉以來門閥士族壟斷官場的積弊，隋文帝以分科考試取代九品中正制，打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固化格局。這一改革迅速吸納了山東、江南的寒門才俊，鞏固了隋王朝的統治基礎，為滅陳統一提供了人才支撐。科舉制在初創期展現出驚人活力，使隋朝官僚體系效率遠超南朝。

後世之罪：科舉制在明清時期異化為八股取士的桎梏，將知識分子的思維禁錮在四書五經的框架內。

更隱蔽的危害在於，它形成了「官本位」的社會導向，優秀人才皆以仕途為唯一歸宿，導致科技、商業等領域長期缺乏智力投入。當西方通過大學培養專業人才時，中國最頂尖的頭腦仍在鑽研策論文章，這種人才結構的畸形，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深層原因。

六、唐玄宗設立節度使（711年）

當代之功：為應對突厥、吐蕃、契丹的三面威脅，唐玄宗將邊鎮權力集中於節度使，使其兼掌軍、政、財三權。這一制度創新極大提升了邊防效率，安祿山、哥舒翰等節度使率領邊軍拓地千里，使唐朝疆域達到極盛。節度使統領的胡人部落兵（如沙陀、契丹騎兵）彌補了府兵制崩潰後的軍力缺口，短期內解決了兵源枯竭問題。

後世之罪：權力過度集中的節度使最終尾大不掉，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更嚴重的是，這一制度開創了「藩鎮割據」 的先例，五代十國時期，軍閥篡位成家常便飯，「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 的信條徹底摧毀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後世宋明雖極力防範武將，但過度集權反而導致邊防廢弛，這種「防內甚於防外」的治國思路，成為中原王朝的致命軟肋。

七、宋太祖杯酒釋兵權（961年）

當代之功：針對五代以來「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亂局，宋太祖通過和平手段解除石守信等開國將領的兵權，將禁軍指揮權收歸中央。這一舉措終結了持續半個世紀的軍閥混戰，使中原地區迎來百年和平，農業生產迅速恢復，人口從北宋初年的 3000萬增至後期的1 億。文官主導的治理體系使宋朝成為中古時期最富庶的王朝，汴京的繁華程度遠超同時期的歐洲城市。

後世之罪：重文抑武的國策導致軍隊戰鬥力持續下滑，燕雲十六州始終未能收復，形成「強幹弱枝」的畸形國防。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它重塑了民族性格，漢唐時期的尚武精神逐漸消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觀念深入人心。當蒙古鐵騎橫掃歐亞時，宋朝空有先進的科技與經濟，卻因缺乏強悍的軍事文化而難以抗衡，最終導致華夏第一次完全淪為異族統治。

八、明成祖設奴兒干都司（1409年）

當代之功：為鞏固東北邊疆，明成祖在黑龍江下游設立奴兒干都司，管轄女真各部。通過冊封衛所、開通驛站，明朝將東北納入朝貢體系，短期內遏制了蒙古勢力向遼東滲透。鄭和下西洋期間，奴兒干都司與遼東、朝鮮形成戰略呼應，保障了北方海路安全。這一舉措使明朝疆域達到極盛，永樂年間的遼東成為糧食輸出地，呈現「沃野千里，雞犬相聞」的景象。

後世之罪：明朝對東北採取「以夷制夷」的鬆散管理，未推行郡縣制與漢化教育。宣德年間收縮政策後，奴兒干都司名存實亡，女真各部逐漸脫離控制。

更致命的是，明朝將女真視為蠻夷加以壓制，卻未察覺其崛起潛力，最終被後金取而代之。這種「邊疆羈縻而不整合」 的治理模式，導致中國對東北、蒙古的主權認知長期模糊，為近代領土爭端埋下隱患。

九、明宣宗放棄交趾（1427年）

當代之功：面對交趾（今越南北部）持續二十年的叛亂，明宣宗朱瞻基決定撤軍，結束了這場消耗巨大的戰爭。此舉每年節省軍費達 300 萬兩白銀，緩解了永樂後期的財政危機，使朝廷得以專註於內政，開創「仁宣之治」。放棄交趾後，明朝與安南建立宗藩關係，避免了兩線作戰，為抵禦蒙古瓦剌部贏得了戰略緩衝期。

後世之罪：這次收縮開啟了明朝「不擴張」的國策轉向，放棄了將中南半島納入中華文明圈的最後機會。

更嚴重的是，它打破了漢唐以來 「中原王朝必爭南疆」的傳統，使中國喪失了南海的主導權。當西方殖民者17世紀進入東南亞時，中國已失去地緣支點，無法形成有效制衡，最終導致近代南海諸島主權爭議的困境。

十、康熙帝禁海遷界（1661 年）

當代之功：為斷絕鄭成功集團的物資供應，康熙帝下令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嚴禁片板下海。這一政策在短期內重創了台灣的抗清勢力，為1683年收復台灣奠定基礎。

同時，禁海遏制了西方傳教士與沿海士紳的聯繫，防止了宗教滲透與思想異動，鞏固了剛入關的清王朝統治。遷界帶來的土地拋荒，反而為後來的「攤丁入畝」改革提供了土地資源。

後世之罪：禁海政策在收復台灣後被固化為閉關鎖國，使中國錯失了大航海時代的歷史機遇。當英國工業革命如火如荼時，清朝官員還在爭論是否允許洋人在廣州過冬。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它切斷了中國與世界的科技交流，明末徐光啟與利瑪竇開創的西學東漸戛然而止，中國在數學、物理等領域逐漸落後於西方，最終在鴉片戰爭中遭遇「降維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