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發問：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跟我們談判怎麼辦？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追溯到中國古代，台灣的名字本來叫做瀛洲、夷州、琉球等等，在我國古代不少詩人的詩句當中能夠追溯得到。

元朝的時候，我國就已經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兼管台灣漁民。等到了明朝時候，台灣荷蘭所佔領，後來在明朝末年被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

等到清朝末年，正式設立台灣省並且儘管中間曾被日本佔據，仍在1945年收回之後沿用台灣省這一名稱始終未變。

台灣問題，許多年來始終是國際社會和我國國內一個飽受關注的熱點問題。

我國最為偉大的政治創舉之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最初也是鄧小平為了解決台灣問題所提出來的。

那麼，建國之後的台海關係形勢如何？鄧小平對於台灣問題曾經到底有過怎樣的闡釋呢？

新中國成立，想要統一台灣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關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我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必須解決的問題。

因此，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就高度重視台灣統一問題。

台灣問題的來由歸根結底是由於當時蔣介石政府失敗以後，帶着人員退往台灣，也因此導致了兩岸的分離和割裂。

1955年，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

在美國人的角度來說，他們無非想要通過一個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企圖依靠聯合國的介入來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力主，把台灣問題從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演變為必須事事通過聯合國進行的「國際問題」。

從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末，武力統一台灣的嘗試沒有停止過，但是受制於我國國力軍力以及種種其他條件的限制，最終都未能成行。

也正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開始，台灣內部開始悄然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國面臨的國際局勢也同樣發生了不小的轉變，這使大陸的對台政策也相應開始扭轉。

台灣問題懸而未決，提出和平統一

1955年，在亞非拉國際會議上，周恩來首次提出了對於台灣問題，中國要「和平解決」，這為新的條件下海峽兩岸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當時的條件下，「和平解決」無論是對國家正處於快速建設階段的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人民渴望和平的台灣來說，都是最好和損耗最低的方式。

經過了接近一個世紀的動蕩，兩岸人民最渴望的都是和平和發展，假如能通過談判的方式讓台灣順利回歸，顯然是兩岸民心所向。

但是對於「和平解決」這一點，鄧小平也有自己的看法。鄧小平曾經在外交場合多次指出：「台灣如果永遠不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就這樣放棄祖國統一嗎？」

顯然，放棄祖國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是面對時代和平與發展的大勢所趨，強硬地堅持使用武力，勢必會遭受到兩岸人民的抵觸和國際上其他勢力的干擾與抨擊。

西方國家虎視眈眈，隨時準備通過台灣問題來阻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作用的進程，抹黑中國形象。如果不顧民情民意和國際聲音，盲目動武必然會失去一定的輿論優勢和先機。

但如果完全放棄了使用武力，台灣當局又有極大可能根本不會接受大陸的和平統一政策。

儘管兩岸封閉之初，大量從大陸過去的人士對祖國內陸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於祖國統一的期盼也無比強烈。

可是隨着兩岸分隔的時間越久，產生的連帶陌生效應就會越深刻，台灣內部想要回歸的聲音只會不斷減弱。

假如台灣新的一代又一代人長大，他們所接受的教育里卻完全沒有「祖國」這個概念，局面又會陷入到什麼境地？

這一切都是黨和國家不得不去考慮的問題。

面對這樣複雜的關係和形勢，究竟應該怎麼辦才是正確的，才能真正解決台灣問題？

以和為貴，絕不輕易承諾放棄武力

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美建立外交關係，台灣問題的解決迎來了一些新的轉機。

1977年8月24日，鄧小平會見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塞勒斯·萬斯。在這次會面中，雙方就台灣問題交換了意見，進行了深入的交流溝通。

鄧小平指出：「對於台灣問題，這是中國的統一問題，這是一個主權問題，不要設想中國人民，會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灣從中國國土中分割出去，這是不可能的。」

同時，面對塞勒斯提出的疑問，鄧小平鏗鏘有力地提到：「針對台灣問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我們力求以和平的方式去解決，但是不承諾放棄武力解決。」

這事實上已經充分表明了新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強硬態度：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是必定要收回來的。

中國不希望美國以任何形勢干涉屬於我國內政的台灣問題，更絕不承諾會針對台灣問題放棄使用武力。

在之後的一切外交場合，針對台灣問題，鄧小平的態度始終都有強硬而又堅定的，那就是——台灣必須收回來，以和平手段為主，但如果和平手段無法實現，我們也不會放棄使用武力。

這無疑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起到了有力的震懾作用。

在手段上，堅持和平統一，為台灣當局提供相當的發展自主權以保障台灣民眾的權利和生活習慣；而在各種形勢之下也可能採取武力的這樣一種方式起到震懾的作用。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

在這份《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共中央鄭重地宣誓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可以說，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真正將「和平統一」落實到了「大政方針」的層面上。

同時，文中還提到了一系列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進程的政策措施，這讓兩岸之間的交流成為了現實的可能。

也是在同一天，我國國防部發表了聲明，宣布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正式拉開帷幕。

《告台灣同胞書》一經傳回台灣島內，頓時引起當時許多民眾的奔走相告和情感共鳴。對於那些在台長達幾十年的大陸老兵和知識分子來說，這無疑代表着他們以前連期盼都不敢地回家曙光。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針對葉劍英發表的一段講話，明確指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即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台灣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可惜的是，這個政策在當時並沒能直接解決台灣問題，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並在1997年迎來了香港回歸。

1983年，為了進一步推進台灣問題的解決進程，鄧小平再次闡明了中國政府的政策，指出祖國統一之後在台灣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問題，這無疑再次表明了鄧小平和平統一的意願。

也是在之後，大陸與台灣交流越來越多，兩地經貿通商、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真正體現出兩岸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

可歷史地走向有的時候卻並非都能夠如人所願，至少在台灣問題上是如此。

台灣問題，新的走向

正如鄧小平很早的時候就曾經提出的那樣，台灣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的騰飛，台灣問題開始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其中令人聚焦最多的就是中美關係之下的台灣問題。

作為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幾個國家之一，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問題對我國台灣問題的解決環境產生着極為深遠的影響。

2018年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相應地，美國先後通過了《台灣旅行法》、《台北法案》，這不僅製造了兩岸局勢的緊張，更嚴重違背了美國承認的「一個中國」原則。

與此同時，美國多次批准對台軍售案，更派出軍用飛機船艦等等在我國台灣省附近公然活動，為積極搞分裂的民進黨撐腰，觸怒中國民眾。

特朗普政府在位期間猛打台灣牌，嚴重改變了從1979年以來美國對台灣問題所採取的維持穩定防止劇變的基本政策。

可以說，在美國的主導與操縱下，我國台灣問題解決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複雜和嚴峻，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因素也正在於美國。

2021年，國台辦在10月27日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台灣究竟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統一？同時記者指出，這也是台灣民眾當前最為擔心和關注的問題之一。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

和平統一直到今天仍舊是黨和國家針對台灣問題的最大期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始終是我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但是，面對國際勢力的種種阻撓干擾和台灣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的不法活動，最終的統一方式仍舊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

作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推進祖國統一的正義事業，我國的兩岸統一大業獲得了諸多主權國家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台灣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數也都是主張國家統一的。

在祖國大陸的不斷努力之下，兩岸之間的阻礙一定能夠被一步一個腳印地破開，台灣的回歸同樣也是兩岸民心所向、民意所歸，這是毋庸置疑的。

結語：

台灣問題關乎我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到了我國的核心利益，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曾經所說的，台灣問題即便是一百年沒有解決，一千年也是要解決的。

台灣回歸和祖國的統一，對於兩岸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對維護兩地人民利益至關重要。

如今我國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美國不斷挑戰我國對台問題底線的現實情況下，我國對島內「台獨勢力」進行必要震懾以及對美國挑釁做出了堅決回應，彰顯了我國對於台灣回歸的堅定決心和強硬態度。

衷心希望在國家不斷發展壯大的時代條件下，能夠早日看到台灣回歸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