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常的力量」，人在年輕時往往非但不懂，而且還看輕它。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剛大學畢業，到報社當實習生，跟着前輩做新聞。忽然進入專業媒體，那感覺如上戰場前線，自覺每天能上頭條的才算大事：大型的賽事、儀式，大型的會議、大型公司的成立，或者大型建築的落成……在日常的工作節奏中，每天傍晚是記者回到辦公室，開始飛速趕稿的時候。在大家屏息凝神，撰寫緊要文章的緊要關頭，樓層的前台阿姨總是不緊不慢走過來、坐下，拿起一台座機開始打電話。
啊，今天晚飯吃什麼？吃黃魚嗎？嗯，我早上買的，小菜場買的。對的，多少錢一斤？我看第一個攤頭貴哦，我和他說你太貴了，我要走了，他又叫我回去。我說我走了走了，他說你來嘛來嘛。我假裝過去，他說便宜賣我，叫我全兜走，我才買的。對的，洗過了，肚腸都抽乾淨了，對，拿鹽擦過了。你等下煎一下。先放薑片。對。慢慢煎，不要急……
她總是壓低了聲音說。實習生這一排的桌子最靠門口，阿姨很識相地不去辦公室的中心位置打，總是在實習生的工位邊打。
她的聲音特別有穿透力。我不想聽，也聽了全程。於是第二天，我又知道了她吃菜飯，第三天是小排骨燉蘿蔔湯和剩餘的菜飯，第四天是剩餘的蘿蔔湯放百葉結，第五天吃腌篤鮮……
於是，那持續的關於晚飯吃什麼、怎麼吃、吃剩怎麼辦的話題，就像食物殘留的氣味一樣，總是在我們的桌邊縈繞不去。
那個時候還沒有微博沒有微信，我們出門還用現金，街頭還有報攤，過年還寄賀卡，用座機打電話還是人和人溝通的常態。年輕的戀人們煲電話粥互訴衷腸，阿姨用電話吩咐日常。至於我們，覺得工作重要得不得了，用電話是為了嚴肅的工作。
有一天，我在打一個採訪電話。本來就業務不精，聽到阿姨又絮絮叨叨在角落裡拿着話筒和家裡人討論吃什麼。我實在受不了了，捂着話筒站起來，隔着幾台電腦對她說：阿姨不好意思，我一點都聽不見了！
她立刻噤聲。
第二天，阿姨拿着一瓶酒精棉球過來，挨個兒替大家擦電話筒。她幾乎是躡手躡腳地走到我這裡，抱歉地說：對不起哦，昨天我吵到你了。我說沒事沒事，我正好忙着，實在聽不清……
第三天，我上廁所，看見阿姨站在門口。一個我母親年紀的人，矮矮的個子，帶着一點笑意，看着我出來，迎向我，怯生生地說：對不起哦，那天我打電話……
這下，是我覺得自己要道歉了。
我反思，何以覺得制止她是理所當然的。為什麼我覺得自己佔著理呢？因為我的電話「顯然」更重要？
一個周末的下午，我走到南京路時摔了一跤，不嚴重，因為報社就在邊上，我就來洗手並想順便拿下周的採訪提綱。周末，整層樓都沒有開燈，正要到辦公區域時，我看見房間里有人在。
是那個前台阿姨。她大約剛在單位浴室洗了澡，還沒穿外套，只着一身玫粉色的秋衣秋褲，濕漉漉的頭髮包在毛巾里。她正在打電話。「今天晚飯吃什麼？」她背對着我，對着話筒，開開心心地和家裡人聊着天。
那天沒有人加班，她也不再壓低聲音。那鮮亮的聲音和鮮亮的玫粉色，在黯淡的光線里，在堆成山的雜誌和一摞一摞的報紙之間，微微晃動着。隨着說到晚飯內容，她揮動手臂，顯得如此突兀，也如此生動。
我已經不記得，那段時間我究竟採訪了什麼了不得的大新聞，但我記得她，記得她每晚一葷一素的食譜。我閉上眼睛，還能記得她一遍一遍，在傍晚時分坐在座機前，不厭其煩地告訴家人，今天晚飯吃什麼。
那些迅疾的、發展的、時興的東西都更迭替換了。我們出門不用現金了，街上的報攤都消失了，採訪過的名人里不少去世了，當時玩的門戶網站和msn都不存在了，報社也不在那幢大樓辦公了。十幾年間，城市變了這麼多。
唯一不變的，是傍晚來臨時，應該有人走過來，輕輕坐在你邊上，問今天晚飯吃什麼。
這才是亘古不變的。只是當時我把這句話看得太輕、太俗、太不以為意了。
究竟，我們是為什麼寫作呢？某種意義上，在一則則迅疾發生的新聞背後，有一個恆定的日常。那是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的自問自答。像阿姨玫紅色貼肉的秋衣，航標一樣出現在黯淡的房間里。關於生命和生活所有的本質都在那裡了。一切宏大賽事、儀式、建築和規則的落腳點，也都在這裡。
外面什麼潮流，什麼天大的新聞，她都渾不在意，她只想問問你的感受：你今天過得好嗎？你在這座城市裡生活幸福嗎？你好好吃了嗎？
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會這樣一遍一遍輕輕來問你：今天晚飯吃什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