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穿越遼闊的西伯利亞，伴隨着開始泛黃的落葉，賀子珍走下了火車，歷經十年的蹉跎，她終於回到了祖國，回到這片她深愛着的土地。
聽聞過去的老同志歸國，不少共產黨人齊聚在哈爾濱火車站的月台上，他們中有東北局的領導，有賀子珍多年未見的舊相識......可賀子珍的目光卻始終在人群中跳躍、尋覓些什麼，可惜一無所獲。
雖然有些失落，但其實賀子珍心知肚明，此時正值鬥爭最激烈的時刻，以毛主席的個性，又怎會不合時宜地出現在這呢？
回國後，考慮到賀子珍的身體狀況，東北局的同志們幫助她在哈爾濱暫時安頓下來，並安排她在哈爾濱的黨組織任職。
雖然生活得到了保障，但賀子珍仍有心愿未了，這個心愿令她耿耿於懷多年，從莫斯科的瘋人院到哈爾濱的工會幹部處，她始終沒能放下。
後來，在妹妹賀怡的勸說下，賀子珍終於還是沒能按捺下躁動的內心，向組織提出了一個要求。
可當時的賀子珍怎麼也想不到，整整十二年後，她才能得償所願。
賀子珍到底提出了什麼要求？又為何直到十二年後才實現？
革命時代的愛情
1928年，秋收起義後接連受挫的毛主席，為了保護革命的火種，帶着剩餘的隊伍來到了井岡山。
早在毛主席之前，賀子珍便與哥哥賀敏學等人在家鄉永新發動起義，並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軍壓境前撤離到井岡山。
少年時接受紅色思想的洗禮，又在暴動中失去血親的賀子珍，此時雖然年僅18，但在思想上，卻早已成為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而這，在無形中形成了一股引力，將她與毛主席的命運吸引到了一起。
兩人初次見面時，毛主席還產生過些許懷疑，如此俊俏的姑娘，真不是附近哪個山寨的壓寨夫人？
後來在指戰員袁文才的介紹下，主席了解到賀子珍的過去，不禁稱讚她為「巾幗英雄」，當之無愧的革命黨人。
或許是機緣巧合，也或許是有意安排，不久後，賀子珍調任前委書記，與主席共事。
在日常相處中，無論是處事風格還是修養談吐，兩人都被對方深深地吸引，好感中逐漸滋生了情愫。
最後，在主席的主動追求下，賀子珍接受了這份感情。
兩人的婚禮在象山庵舉行。
受嚴峻的革命形勢影響，這場婚禮辦得頗具共產黨人風格，只邀請了朱德、陳毅在內的幾位老同志，屋子內擺放着幾盤樸素的菜肴，一切從簡。
戰火無情，命運轉折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一轉眼數年過去了，在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割據理論指導下，革命根據地由點連成線，再由線到面，星星之火眼看就要在湘贛地界燃成熊熊烈火。
國民黨反動派自然不可能對此坐視不管。雖然前幾次的反圍剿戰爭接連告捷，可紅軍仍在這場鬥爭中處於弱勢，如履薄冰。
1934年10月。由於一些錯誤的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開始長征。
長征路途艱險，前路漫漫道阻且長，且不說前後皆有國軍圍追堵截，單是險峻的地勢和變幻不定的氣候條件，就已經足夠將許多人勸退。
所以，在經過多番綜合考量後，除了黨組織領導人以及戰鬥人員外，中央只允許帶上30位女同志隨軍出發，賀子珍便是她們中的一員。
當時的賀子珍將將25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可在這支由幹部女眷組成的娘子軍中，卻早已是資歷深厚的「老前輩」了。
說來也巧，在長征出發前不久，賀子珍被檢查出懷有身孕，所以組織將她安排在總衛生部休養連，讓她安心養胎。
可賀子珍卻不願閑着，主動請纓加入擔架隊分擔尋找、看守擔架的工作。
1935年1月，紅一方面軍來到赤水河畔。此時紅軍四面受敵，頗有垓下楚歌之意。
面對如此兇險的局勢，主席大膽地提出以運動戰的方式迎敵，率領隊伍在三個月內六次穿越三條河流，彷彿開了天眼一般在敵人大軍防守空虛處輾轉騰挪，令人嘆為觀止。
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參與圍剿的國軍徹底迷失了方向，如無頭蒼蠅般在各省間流竄，我軍也藉此機會成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
雖然如今在史書上讀到這段歷史時，經常寥寥數段話便被概況，但卻很少有人知曉，這輕飄飄的文字背後，這看似寫意的勝利背後，又隱藏着多少血與淚，多少奉獻與犧牲。
至少賀子珍不曾遺忘。
二渡赤水前後，賀子珍分娩了。
隨着一聲清脆的啼哭，一個女嬰降臨到了人世間，而就在不遠處，炮火還在轟鳴，更多年輕的生命在不斷地消逝。
顯而易見的，在形勢逼迫下，這個新生的嬰兒還來不及睜開雙眼，就不得不與父母分離。
縱使賀子珍百般不願，縱使她能夠做到為了自己的私心強行將孩子留下，但賀子珍並沒有這麼做。
因為賀子珍清楚，她不僅是一個母親，更是一個共產黨人，要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她應該也必須做到捨棄，倘若今天她破了這個先例，那明天又不知會有多少戰士因為她的決定白白犧牲。
在臨別前，賀子珍深深地看着襁褓中的女兒，又將十幾塊大洋放入其中，便將孩子託付給當地的老鄉照顧了。
長征仍在繼續，賀子珍也引來了命運的轉折點，如噩夢般的威舍鎮豬場村戰鬥。
雖然四渡赤水後，敵人的大股兵力被甩開，但沿途仍有國軍武裝窮追不捨，每日都要爆發大大小小十餘次戰鬥。
4月23日上午，在離開貴州前夕，敵人的部隊悄然來襲。
為了掩護中央軍委縱隊安全通過前方山谷隘口，我軍戰士奮勇作戰，與十倍與己的敵軍周旋、拉扯。
在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後，中央軍委縱隊成功撤到了安全處，而我方掩護部隊得以在任務順利完成後撤離。
或許是因為目的沒有達成，氣急敗壞的國軍直接出動飛機，對我軍進行地毯式轟炸。
望着遠處彷彿帶着漫天雷鳴而來的鋼鐵怪物，與幹部休養連棲身於一處山腳的賀子珍憂心忡忡，對於這個毫無還手之力的病號連來說，只能期盼敵人並沒有發現他們。
可惜，僅憑稀疏的林蔭，要想躲過敵機的偵察如同天方夜譚。鎖定賀子珍等人的藏身處後，敵機如尋找到獵物的禿鷲一般，向他們疾馳而來。
一輪掃射過後，山腳下的樹木如多米諾骨牌般成排倒下，粉塵與硝煙瀰漫在空間的每一個角落。
經歷短暫的失神後，賀子珍的視線下意識望向前方，原本安置傷員的地方此時已在敵人的轟炸下變為光禿禿的黃土。
正是在這片空地上，一位傷員正在擔架上掙扎着，除了賀子珍外，敵機似乎也發現了他，一個狡詐的盤旋掉過頭來，準備來個二次轟炸。
賀子珍記得這位傷員的名字，他叫鍾赤兵，是個非常年輕的戰士，在上一次戰鬥中失去了一條腿後一直卧床不起。
眼看敵機頃刻間便要逼近，賀子珍沒有絲毫猶豫，沒有去計量得失，使盡平生力氣朝鐘赤兵衝去，那一刻，她將生死置之度外。
敵機漆黑的機載槍管中噴吐出駭人的火焰，高速移動的子彈彷彿無視了時間與空間的法則，無情地落在賀子珍的身上，暗紅的血花在空中綻放，唱着一支凄婉的歌。
敵機自以為勢在必得，傲慢地調頭而去，留下了渾身血跡斑駁的賀子珍，以及安然無恙的鐘赤兵。
所幸賀子珍與本部衛生所相距不遠，在受傷後第一時刻就被送去進行緊急治療。
經醫生檢查，賀子珍從頭部到四肢，傷口多達17處，不少彈片被深深嵌入她的體內。
雖然醫生及時為她注射了止血針和止痛劑，並取出了大部分的淺表彈片，但由於醫療設施簡陋，仍有部分彈片殘留在體內無法取出。
蘇醒後，賀子珍第一時間詢問了關於鍾赤兵的情況，得知他毫髮無損後才鬆了口氣。
隨後，她又鄭重地叮囑身邊的同志，要求將她負傷的消息進行封鎖，千萬不要讓主席得知。此外，她害怕因為自己的傷勢影響到其他同志行軍，主動要求將自己留在老鄉家中養傷，等痊癒後再自行歸隊。
這兩個要求自然都沒有得到允許。
賀子珍負傷的消息不翼而飛個，迅速傳到了主席耳中。得知消息的主席心急如焚，連夜提着馬燈便趕到賀子珍所在的興義威舍蒿芝沖。
凝視着賀子珍因失血過度而蒼白的面龐，這位如同鋼鐵般堅強的無產階級導師終究還是落下了淚滴。
探望結束，主席直接找到了擔架隊隊長，要求他無論如何，也要將賀子珍抬到目的地。
出走與崩潰
兩萬五千里長征結束後，賀子珍跟隨主席來到相對安定的延安根據地生活，並在此生下了女兒「李敏」（主席曾化名李得勝）。
可安定的生活和女兒的出生並沒有給賀子珍帶來安寧，反而使她愈發苦悶、煩躁。
一方面，那次負傷後，仍有不少彈片殘存在她體內，由於衛生條件不足沒能取出，她不得不時時受它們的折磨，傷痛使她的肉體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到達延安後，主席的工作量與日俱增，日程都排得滿滿當當，夫妻二人相處的時間也不斷縮短，令賀子珍的精神上出現焦慮。
在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下，賀子珍朝着崩潰的懸崖大步邁進，離萬丈深淵僅存一步之遙。
1937年，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雙重摺磨的賀子珍，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她要離開主席，前往蘇聯治病。
了解歷史的同學都清楚，這個時間點可以說是非常敏感，隨着「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打響，日軍先後調集九個師團進攻上海，國軍以近百個師應敵，超過百萬士兵在這片逼仄的戰場上反覆衝鋒，上海彷彿成為了一戰時期的凡爾登，無數生命在此消逝。
正是在此緊張關頭，賀子珍前往蘇聯治病的決定，就顯得有些賭氣和任性了。事實上，後來賀子珍也在回憶中承認，當時的她確實有些賭氣成分。
當主席得知賀子珍的決定時，她已經來到西安，並準備轉道上海搭乘飛機前往蘇聯。主席連忙派人趕到西安，試圖通過勸說將她挽留。
在寄給賀子珍的信中，他深情寫道：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三種情況下流過淚，一是我聽不得窮人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我受那麼多的苦了。」
無奈，此時的賀子珍聽不進一句勸，執拗的性格驅使着她一意孤行，坐上了前往蘇聯的飛機，而兩人就此斷了聯繫。
天意弄人，到達蘇聯後，賀子珍才在身體檢查時發現自己再次懷有身孕，與此同時，在蘇聯專家的診斷後，她得知埋藏在自己身體中的彈片由於時間過長，已經與血肉長在一起，很難將其取出。
這一消息使賀子珍幾近崩潰，因為這意味着這趟蘇聯之旅變得毫無意義。
1938年，賀子珍在莫斯科誕下一子，按照斯拉夫人的習俗取名為「廖瓦」。但由於當時的物質條件匱乏，加之賀子珍的精力不足照顧不周，廖瓦剛出生沒多久就早夭離世。
求醫無果、喪子，重重因素疊加下，賀子珍終究還是跌下了精神崩潰的深淵。心理出現嚴重疾病的她還一度被送進莫斯科的瘋人院，受到非人般的待遇。
好在主席在國內聽說了一些賀子珍的情況，便將李敏送到莫斯科讓賀子珍代為照顧，希望能夠緩解賀子珍心中的苦悶。
女兒的到來，果然令心如死灰的賀子珍重新燃起了對生活期望，恰好此時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在蘇聯求學，時常會來探望賀子珍。在這一過程中，賀子珍身體與心靈上的創傷得到修復，漸漸擺脫了過去的陰影。
咫尺遠近卻如天涯海角
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婦的幫助下，賀子珍結束了長達十年的蘇聯生活，帶着李敏和毛岸青回到了祖國，回到這片日思夜想的土地。
故事回到文章開頭處。
在東北任職期間，賀子珍不僅見到了多年前的老戰友，更是與闊別多年的親妹妹賀怡重逢。
與妹妹的交談中賀子珍得知，在她身處異國的這些年來，多虧了主席的時常關照，她與母親的日子過得還算滋潤。
在妹妹的娓娓道來中，賀子珍感到十分暖心，雖然她早在蘇聯時就得知主席有了第三任妻子，但沒想到主席對她的家人還如此關照。
見姐姐的神色稍有鬆動，賀怡隨即勸說姐姐應該與主席回復聯繫，畢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賀子珍被說動了。
她當即寫下一封長信，一來感謝主席這些年對妹妹和母親的關照，二來簡單說了些在蘇聯生活的日常。
除此之外，聽聞主席對女兒李敏頗為想念，賀子珍又讓李敏用半生不熟的漢字寫了封短訊：
「大家都說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親女兒。但是，我在蘇聯未見過您，也不清楚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親爸爸，我是不是您的親女兒，請趕快來信告訴我。」
信件寄出沒幾天，主席便拍來了一份電報：「嬌嬌是我的女兒，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學習，做一個中國好女孩，爸爸很好。」
電報不長，寥寥幾十字卻展現出主席對女兒的關心，可賀子珍卻些許失落，因為主席在電報中對她隻字不提。
1949年全國局勢穩定後，思女心切的毛主席派人找到了賀子珍，希望能將李敏接到他身邊生活、念書，並針對此事向賀子珍徵求意見。
對此，賀子珍並不反對，因為與兒女團聚對一個父親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她不應該反對，況且女兒也並非一去不回。
臨行前，賀子珍特別囑託李敏，要求她在父親身邊不能添亂，要好好學習。
於是，帶着母親的囑託，李敏與姨媽賀怡來到了北京中南海。藉此機會，賀怡向主席提出姐姐的心愿。
其實主席又何嘗不想與賀子珍相見呢？他當場便給賀怡答覆，讓她將賀子珍接來北京，兩人見上一面。
賀怡聞之喜出望外，巴不得當場就插上翅膀飛出山海關，將消息傳到姐姐那兒。
可惜事與願違，正當此事緊鑼密鼓地進行到一半時，卻因為賀子珍的身體健康問題以及一些不得已的因素，車駕被迫改道上海，賀子珍不得不在上海療養身體並安居下來。
儘管相逢的機會流失，但兩人的聯繫並沒有因此切斷。
每年寒暑假，李敏都會回到母親身邊生活，而主席就會以此為由讓李敏帶上些北京的特產以及藥物，並捎帶幾句關心之語給賀子珍帶去。
李敏後來回憶，每年父親都與自己同樣期待着假期，並通過自己向母親遙寄思念。
五、相逢、永別
時光荏苒，又是十餘年過去了。
1959年夏，廣州市委工業書記曾志跟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丈夫陶鑄來參加廬山會議，她與賀子珍是老相識，聽聞賀暫居南昌，便前來探望。
老友見面時，曾志多次和賀子珍聊起主席，賀子珍的話語中始終流露出對主席的思念與崇拜。
見過賀子珍後，曾志又到廬山見了主席，並與之提起賀子珍的事。
主席關切地詢問了賀子珍的情況，在思量片刻後提出：
「我想見見她，畢竟是十年的夫妻嘛！自從她賭氣走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22年了！你去同汪東興談一談看能不能安排和她見一面。」
主席一語令下，後續自然暢通無阻。當晚，這對分別22年的夫妻在主席的住所再度相見。
青山依舊，斯人不再。
看着老去的對方，兩人如鯁在喉，欲語淚先流。
沉默良久後，主席扯着沙啞的喉嚨說道：「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
賀子珍聽到這話後情緒更為激動，淚水嘩啦啦地流下來。
主席沒有着急，待賀子珍情緒穩定後，他又詢問賀子珍當時執意離開的原因。
賀子珍長嘆一聲：「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
往事覆水難收，兩人不再糾結當初的選擇，便轉移了話題，聊了聊雙方近些年來的生活。
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結尾時，主席約定下次有機會再談，說罷就讓秘書將賀子珍送回住處。
賀子珍轉身離去，臨別前又深深望了主席一眼，殊不知，這卻是兩人最後一面，此後，直到主席去世，兩人再未相見。
1976年9月，主席彌留之際，李敏曾到病床前探望。
在父女談話的末尾，主席有些疲乏，於是一直用手指畫著圓圈，李敏猜測，父親可能是在想念母親，因為賀子珍的小名正是「桂圓」。
雖然賀子珍沒能陪伴主席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但在多方協調後，1979年9月18日，賀子珍終於來到心心念念的毛主席紀念堂，見到了本應執手相伴一生的人。
可惜，這一次，兩人卻天人永隔 ......
多想回頭，把故事從頭講，時光一去不再，人生已不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