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少年當漢奸，戰後卻成英雄，受降儀式日軍看到他臉色大變

1945年香港，一場決定歷史的受降儀式正在舉行。

日軍代表走上前來，瞥見一名少年挺直地站在我方隊列中時，臉色大變。

畢竟在他們的印象中，這個少年是他們的翻譯，是人人喊打的漢奸。

可抗戰結束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英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少年又是誰？

日軍青睞

1938年秋，日軍從大亞灣強行登陸深圳，一個小男孩眼睜睜看着自家賴以生存的旅店被日軍的炮火炸毀。

男孩叫陳敏學，那年他只有9歲，家中失了生計，他只能輟學。

1940年夏，日軍在深圳設立了“日本國語傳習所”，對外放出誘餌：只要把孩子送來讀書，每周三兩白米，還能得到一雙新布鞋。

老百姓恨透了日本人，誰願意眼睜睜地把自家骨肉送去給敵人洗腦？

可一周過去，二周過去，米價瘋漲，糧食緊缺，街坊家家斷炊。

更可怕的是，不送孩子去上學的幾家，有人家孩子在街上“失蹤”，回來的時候身上多了刀傷。

那年，陳敏學11歲，幾天後，他和幾個小夥伴一起，被迫走進了那座被日軍士兵守着的校門。

第一次課，教的是五十音圖，他們每周上兩次課，軍官還要帶他們唱日本國歌，畫日本國旗。

陳敏學並不是第一個接受奴化教育的孩子，也不是最後一個。

但他與眾不同，短短几個月，他就能和日本教官用流利的日語對話。

那年冬天，一名軍官拍拍他的頭，咧嘴笑着說：“鈴木三郎，很聰明。”

“鈴木三郎”，是日軍給他取的新名字，一個日本名字，意味着徹底剝離自己的身份與記憶。

軍官們還送他小點心、糖果，帶他參觀司令部，教他格鬥術、地圖判讀、信號識別。

更多的孩子，被當作勞力驅使，陳敏學卻被視作“種子選手”。

他被安排住進教官宿舍區，與軍官共食共眠。

有一次，他打翻了餐盤，本以為會被毒打，沒想到軍官只是拍拍他，說：“三郎，還需要多學規矩。”

這樣的溫和，讓他迷茫，可回到街上，現實卻冰冷刺骨。

他走在路邊，鄰居們對他指指點點，有孩子朝他吐口水，罵他“賣國賊”、“漢奸崽”。

他回到學校，在課堂上背日語，臉上沒有一絲波動。

他要活下去，要變強，要用敵人教他的東西，做點不一樣的事。

他成了日軍眼中的模範“少年翻譯官”，每次日軍去搜查、征糧、審問平民，都帶着他。

一次審訊中，一個逃難的母親哭着對他求情：“孩子，你也是中國人啊！”

他低頭裝作不懂，手卻偷偷把她的口供單悄悄改了幾個詞，讓她逃過一劫。

此時的他還未意識到，他的雙面人生才剛剛開始。

雙面人生

1943年冬，陳敏學剛滿十三歲，在日軍司令部擔任翻譯已有半年。

那夜，他已熄燈準備入睡，卻突然聽到窗紙被劃破，一個黑影輕巧地躍入屋內。

陳敏學心頭一緊，反射性地翻身起身，幾乎喊出聲。

來人一個箭步撲上前來，伸手捂住他的嘴，低聲用深圳方言道：“我是東江游擊隊的，不是敵人。”

他點了點頭，示意來人鬆手，那人坐在床邊，壓低聲音說道：

“我們一直在觀察你，你在街上給貧民送米，給小孩偷偷塞乾糧，還替被抓的老人說好話，我們知道，你不是鬼子的人。”

陳敏學沒說話，幾秒鐘後，他緊緊抓住黑衣人的袖口，低聲喊：“我不是漢奸！我不是！”

那夜，他說起父親在碼頭被日軍挑斷腳筋、母親在清查中被抓去當勞工。

舅舅因不跪迎日軍，被打斷了肋骨活活痛死在屋後，他的弟弟妹妹也在戰亂中餓死、凍死。

“我進日軍的學校，是為了活着，活着，我才有機會復仇。”他說完這句話，黑衣人沉默了許久，然後緩緩點頭。

“組織相信你，也需要你。”那人從懷裡掏出一小包摺疊紙頁和火柴盒：“情報可以塞進這裡，遞給路邊賣草藥的阿婆，她是我們的聯絡員。”

從那天起，陳敏學成了東江游擊隊最年輕的情報員，雙重身份的日子開始了。

白天，他依舊是“鈴木三郎”，幫軍官翻譯華人口供，記錄文件、傳達命令。

但到了夜晚，他就將白天聽到的每一句命令、每一次調兵、每一個物資動向，用最小的字密密麻麻地寫在薄紙上。

然後他將紙條藏進藥盒，隔天路過老街藥鋪，輕輕放在葯攤下的籃子里。

有一次，他看到游擊隊的一個情報員被日軍抓走，關押在老東門警備所。

那人是個青年，腿骨被打斷，拷打中還咬牙不出一言。

陳敏學接近一個拷問的日軍，騙他說要替他潤色報告內容，趁機翻閱筆記本，偷偷抄下監牢號。

他把這個編號寫在香煙殼背面，丟在熟識的雞蛋攤上，三天後，那名青年被成功營救出來。

1944年冬，日軍準備對東江游擊隊展開一次大規模“掃蕩”。

陳敏學無意間聽到高層的密電內容，他回到宿舍連夜翻譯情報。

第二天一早，他便裝作去買豆腐的樣子，把紙條塞進賣豆腐的草帽底下。

情報成功送出後，游擊隊提前設伏，重創了日軍的一路先遣隊。

儘管日軍懷疑有內鬼，卻一直沒有懷疑到陳敏學頭上，他順利地躲過了幾次危機。

身份公開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遍南方每一個角落。

幾天後，香港，港九大隊和東江縱隊組成的受降隊伍整齊列陣於九龍維多利亞港邊。

廣場上，來自各地的軍政人員、新聞記者以及無數親歷戰亂的香港市民齊聚一堂。

日軍代表被押送至會場中央，幾個軍官看到受降隊列中的一個少年時，頓時臉色大變。

他穿着乾淨的軍服，腰板筆直，眼神沉穩，他就是陳敏學。

一名曾在深圳擔任過高級參謀的軍官甚至脫口而出：“鈴木……你是游擊隊員？”

陳敏學站在軍列中，抬起頭，清晰而堅定地回了一句：“我是東江縱隊戰士陳敏學。”

此時，圍觀人群中也有人認出了他，人群中的議論聲一浪高過一浪。

“小漢奸怎麼混進我軍隊伍了？”

“乾脆現場槍斃他！”

有人憤怒地衝出隊伍，有人高舉拳頭，還有老人當場嚎哭，說這個少年害死了他全家。

就在這片嘈雜聲中，一位頭戴八角帽、身穿草綠色軍裝的中年人站了出來。

他是東江縱隊的一名副隊長，曾在前線多次指揮戰鬥。

他高舉右手，神情嚴肅地說道：“我作證，陳敏學不是漢奸！他是我們縱隊派駐在日軍內部的情報員，他為部隊送出了幾十條重要的情報，救過數十名戰士的命，他是英雄。”

人群安靜了一下，可仍有人半信半疑，有些老百姓搖頭嘆息：

“真的假的？他那時候可是天天跟鬼子混一起的……”

陳敏學沒有爭辯，也沒有申辯。

戰後，他原想隨隊北上支援解放戰爭，但長年奔波、早熟勞損的身軀最終還是拖垮了他。

他病倒在部隊駐地，躺在床上一個月沒能下地。

病癒之後，組織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將他安排在深圳大隊部敵工科，負責管理戰俘與處理日軍戰敗後遺留問題。

那些曾在他面前耀武揚威的“上司”，如今都低垂着頭，有人試圖與他套近乎，有人悄悄送上一包香煙。

可他只是淡淡地說：“我叫陳敏學，不叫鈴木三郎。”

1947年，他因身份特殊，被國民黨反動勢力盯上，不得不逃亡香港，與組織失聯。

那一年，他才18歲，卻獨自一人穿梭在深水埗的街巷，靠打零工和在武館習武度日。

1950年，深圳解放，他終於回到這片熟悉的土地。

他在深圳小學教書，教孩子們普通話和寫字，後來又被調到紅藝照相館，成了一名攝影師。

1988年，58歲的他終於正式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

1990年退休後，陳敏學用早年習得的格鬥術，協助公安追賊破案。

90歲高齡還徒手制服持刀劫匪，被市民稱為“編外公安”。

2023年，陳敏學走完了94年的人生。

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里，陳敏學以“漢奸”之軀潛伏敵營，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大義。

他從未高喊口號，也沒有渴望榮耀，只是在最危險的地方，做了最正確的事。

被誤解、被辱罵、被孤立，他始終咬牙堅持，因為他知道，總有一天，歷史會為他作證。

他的經歷提醒着我們：真正的英雄，往往藏在最沉默的背影中。

願我們不再遺忘那些為了光明，獨行黑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