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監獄裡的江青與張春橋

2025年06月14日17:43:03 歷史 1142

文／熊傳勤

張春橋接受審訊

江青：從沒“自知之明”，一條道走到黑

一

“偶爾露崢嶸”和“人貴有自知之明”，這是與江青相關聯的兩句名言。現在審視當年這個不可一世的歷史人物，她的一生的確是與這兩句話分不開。“偶爾露崢嶸”是她自己寫的詩中的一句：“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她很看重這首詩，寫好後送給很多人幫忙修改。至於公開的與原來徵求意見的有多大區別，沒見有人說起，也就無從知道了，但是她看重這首詩是顯而易見的。大概這也是她這個“文化大革命旗手”自己創作的唯一一篇“文藝作品”吧。短短20個字，還是很有個性的。一個“鎖”字，道盡了她的“委屈”、不安分，暗含反抗、逆勢而動的玄機。

“人貴有自知之明”一語，源出於《老子》一書。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後來演變為一句半文言俗語。毛澤東經常引用這句話告誡批評江青。據現在看到的資料，毛澤東早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就曾引用這句話來警醒自己並勸導告誡江青。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信上說：“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寫到這裡，接着特彆強調：“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把這封長信公佈於世，是為了說明他對林彪關於歷代王朝政變的一篇講話有看法。毛澤東在信中批駁了林彪的吹捧，省視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流露出自己內心的警醒和謙虛。信中同時也透出一個信息，江青的張狂、目中無人，缺乏自省的個性和行為，已引起毛澤東的憂慮。毛澤東在信中對她進行了鄭重的告誡。1969年1月籌備召開中共九大期間，毛澤東看到一份《人民來信摘報》上“建言”江青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常委、組織部長，很不以為然，提筆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

這些告誡、批示及評價不能說不夠深刻、凝重，但江青依然故我，毫不知自省收斂，而且愈演愈烈。直到1974年她迫不及待，向中央政治局、向周恩來施壓。先是挑起所謂“風慶輪事件”，要求政治局成員表態，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為此與她發生激烈爭執，堅決抵制她的狂妄和強加於人的行為，她便連夜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開會，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誣告鄧小平、周恩來。繼而又託人捎話給毛澤東，轉達她提名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建議。她的這些做法，嚴重干涉了全國人大的籌備和人事安排。正在外地養病的毛澤東也受到嚴重干擾，便嚴肅批評王洪文，叫他“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澤東對江青的提名一針見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毛澤東還在她的信上又一次作了嚴肅的正告和嚴厲的批評：“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毛澤東寫到這裡，意猶未盡，大概想到幾十年來江青的為人，以及她的張狂和自以為是，於是，寫下了“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澤東當年已是81歲高齡，眼疾日重，視力模糊，體力也日漸衰弱，這段批語字跡歪斜無力，有的字筆畫還重疊難辨，遠不及往日蒼勁有力、筆走龍蛇的風采。看到毛澤東批示影印件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只可惜這樣急切的規勸和警告對江青依然毫無效果。

二

如果說“文革”初期毛澤東只是覺察江青毛病多，真誠勸導她要有自知之明，要她提高政治水平和政治藝術，希望她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那麼到了“文革”中後期，江青出的洋相太多，鬧的笑話太多，跟誰都合不來、搞不好關係，連毛澤東身邊、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對江青有意見，都怕她，對她敢怒而不敢言，毛澤東對江青則是完全失望了。可是他又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只好避而不見，只好控制她的權力，讓她分工看國際資料，學習時事研究問題，不主張給她分管更多的黨務政務工作。對江青自作主張做的一些蠢事，毛澤東在生氣的同時還得表態批評糾正江青做的這些蠢事。

“文革”期間，江青到處講“文攻武衛”，煽動群眾之間對立情緒，挑起武鬥，一大批解放軍高級將領遭受衝擊迫害，中國人民解放軍面臨內亂危險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採取果斷措施，將反黨亂軍、鼓吹武鬥的中央文革小組重要骨幹王力、關鋒、戚本禹抓捕關押，從而制止了反軍、武鬥的蔓延。“批林批孔”，江青擅自召開萬人大會，隨意點名批郭沫若，批所謂“折中主義”“中庸之道”又夾雜批“走後門”，把矛頭對着周恩來、葉劍英，在政治上製造新的動亂。毛澤東發現後，深感問題嚴重，對江青等人進行嚴厲批評，下令禁放她的大會錄音。開學大寨現場會，江青跑到大寨卻大講評《水滸傳》批投降派，毛澤東聽說後氣得罵她“放屁，文不對題”，又一次禁止下發她的講話錄音。江青搞得全國人沒有電影看，要放電影都得要毛澤東批示。江青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談話，矯情造作，吹噓粉飾自己，背着中央從北京談到廣州，累計達48小時之久。毛澤東只好感嘆此人淺薄無知。為“風慶”輪，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吵大鬧，毛澤東聽了只好說小題大做，江青不懂事。

經過這麼多年，對江青，毛澤東是太了解了。當年在延安時期，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從蘇聯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江青。看到江青在毛澤東身邊不多言語，表現賢惠，劉英稱讚了幾句。毛澤東聽了很高興，感謝她對江青的誇獎，還希望劉英多宣傳宣傳。當時，特別是黨內不少同志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善意地提了意見，毛澤東大為惱火。毛澤東是多麼希望自己的妻子能給他長臉添光彩。幾十年間，不斷地勸告、批評、指導，但都不見有長進，還不斷發生一些令人尷尬的事，毛澤東對她已經失望，只好避而不見。毛澤東到晚年已敏銳地看到江青不可救藥，指出“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他還向江青警告：“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話說到這份兒上，大凡一個明白事理、有自知之明的人，多少應該改弦易轍，收斂自己，不再放肆。但江青沒做到，她依然在那裡“露崢嶸”，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韙，直到走向她自己的盡頭。

三

見過江青的人，可能還記得她“文革”期間那種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她可以信口雌黃，生殺予奪，不可理喻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儘管說話放肆，待人刻薄，但她十分注重自己的儀錶裝束。即使在秦城監獄，她也自己動手把統一發的黑色服裝裁改一番，以便穿起來更合身一些。

1979年8月中旬，筆者見到江青時，只見她高挑身材，筆挺的腰板，烏黑的頭髮，戴着琇琅架眼鏡的臉龐，顯得比64歲實際年齡更年輕一些，好像與三年前公開露面時，我們在《新聞簡報》的電影里或報刊照片看到的差不多。經過這麼重大的變化，不見她老多少，這說明她很注意保養。第一次談話，她就不厭其煩地說牛奶用奶粉沖得太稀，應該用鮮奶；說自己這幾天吃睡差一些，腸胃差一些，“跌了一點磅”(即體重降了)等等。我們迅速打斷她的話，拉到主要問題上來。她說話的神態，自覺不自覺地帶着一種話劇道白的樣子。她來訊問室和離開時，也是像上台下台的樣子，慢條斯理，不慌不忙，給人一種做戲的感覺。

談話時，她只說她的所作所為，都事出有因，她的行為都是對的、革命的。從沒有聽她說她自己哪兒不對哪兒有錯，更不可能承認自己做了哪些違法犯罪的事。她一生都這樣，從不知道反省自己，一條道走到黑。

“文革”十年，是江青“露崢嶸”登峰造極的時期，也是她毫無自知之明，到了極端愚蠢的時期。所謂利令智昏，一個為著攫取最高權力，而完全沉浸在夢幻中的狂人，已經完全喪失理智，把自我無限放大，瘋狂、變態如夢魘一樣地表現出來。維特克認為：她缺少那種自然而然獲得權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風度，表現出急於登上高位的傲慢。即使為她工作的人也認為，她蠻橫無理，從不體貼別人。這些話出自維特克的筆下，而此人正是江青極力拉攏的。江青和她從北京談到廣州，胡吹海吹自己的生平“偉績”，讓她替自己作傳彪炳史冊，為“登基”做準備。只可惜江青志大才疏，狂妄無聊，這個外國記者對她的評價不高。

江青是頂着“文化大革命旗手”頭銜公開登上政治舞台的。1966年初，她以一篇《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全面否定了建國17年文藝工作。此後，她糾結姚文元、戚本禹之流，扣帽子、打棍子，依仗權勢，毫不講理，舞文弄墨，置人於死地。一大批作家、藝術家遭到了殘酷迫害，至“文革”後期，偌大一個中國，無小說可讀，無電影可看，除了八個“樣板戲”外就是《新聞簡報》。江青的把持和文藝專政，既不自知也不明理。

江青這時期政治野心不斷膨脹，操縱“劉少奇專案”，以誣陷置劉少奇於絕境。她不過是從藝三五年的二流藝人，基本沒有經歷過革命鬥爭的鍛煉考驗，卻驕橫不可一世，信口雌黃，攻擊誣陷黨和軍隊的老幹部、老將軍、老元帥。

1971年以後，江青更是痴心做着“女皇夢”。她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同志視為自己當“女皇”的障礙，逢事必反，吵吵鬧鬧，讓人不得安寧。事情的來龍去脈沒弄清楚就上綱上線，胡批亂嚷。與周恩來糾纏，與鄧小平吵鬧，與華國鋒耍潑，要本屬中央保管的中央文件，等等。對自己身邊工作人員濫施淫威、信口誣陷，要周恩來按她的推定，給工作人員治罪，並帶着張春橋、姚文元到西花廳周恩來處糾纏通宵，而周恩來正重病在身，開刀動過大手術。她色厲內荏，心虛氣短，矯情變態，疑神疑鬼，身邊的秘書、服務員、護士多被她誣為“壞人”“特務”“反革命”被關押或下放勞動，人員換了一茬又一茬。周恩來逝世，江青無視億萬人民的悲情和憤懣，倒行逆施，終於天怒人怨，她也就徹底走向了反面，受到人民的審判。

張春橋：絕望讓他把自己的嘴“封”住了

一

“四人幫”中，江青是仗勢壓人，橫行霸道；三個男人中，張春橋是核心人物，論資歷他比另二人深，“文革”前官比他們大，而且另二人是他一手帶出來的。此人心思縝密，鬼點子多，整起人來心狠手辣，野心勃勃，覬覦國務院總理位子，恨不能馬上就搶班奪權。但是，在他面前有不可逾越的障礙，那就是鄧小平的復出。

1973年2月，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和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抵制和排除了“四人幫”的種種阻撓，決定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後來又由毛澤東提議，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以中央一號文件公布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鄧小平一連串的任職和這個一號文件，無疑對張春橋是當頭一棒。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毛澤東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並以1976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公布。這給正在“一枕黃粱”的張春橋又是一記當頭棒喝！

這兩個一號文件的發布，先後兩次粉碎了張春橋企圖攫取總理職位的美夢。他氣急敗壞，在《二月三日有感》中惡狠狠地寫道：“又是一個中央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接着他把宋朝王安石的《元日》抄在後面：“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陰謀家的野心已經溢於言表了。

二

同張春橋共過事的人，都覺得此人陰鷙，一副八字眉，耷拉着臉，不苟言笑，彷彿總在琢磨和算計你似的。特別法庭開庭審判他時，他一言不發頑抗到底。近年有人寫書，說他不講話是在向審判人員叫板：“當年在審判張春橋時，審判人員怕他在法庭上胡說亂道，曾事先問他有什麼話要講。張表示除非如實進行報道，否則他不準備講。”換句話說，他強調自己之所以在法庭上不講話，是因為你們不“如實”報道庭審情況。

這是對法庭的挑釁！對這些挑釁性的言辭我們不妨做一下深入的分析：他為什麼不說話，是故作姿態還是另有隱情？他死硬到底不假，他的個性也是寡言少語，但這不一定是張春橋不言語的真實原因。他在法庭上不講話有他自己的考慮。在秦城監獄時，起初他還是說話的。不說話的起因是在一次訊問中，他發現自己說漏了嘴，有掩蓋不了的把柄，為此懊悔不已。從那時候起，他自己就把自己的嘴給“封”住了。

那是在1979年8月，中央紀委第二辦公室第二審訊組在秦城監獄對“四人幫”進行第一輪訊問。當輪到張春橋時，訊問人員向他宣布了來意，他靜靜地聽着。問問題時，他還是“配合”的，基本能有問有答，話語簡短明了。當問到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他們四人連夜在釣魚台17號樓（江青住地）開會，商定由王洪文18日秘密趕往長沙向毛澤東告狀一事時，開始還是有問有答，並不諱言。他說，政治局散會後，他們幾個人到17號樓“是在一起商議過”，“讓王洪文去長沙”。但是，話說到這裡，老奸巨猾的張春橋突然沉寂，不吱聲了。而且自此之後，幾次審訊、問話一概不言不語，不理不睬，視若無人。當審訊人員說“你這樣長期不說話，是會失語的”。他也只是從眼鏡片上方用眼光看了一眼，仍不言語。後來，雖幾經督促、動員，但只要是審理、審訊，他一概不再講話。

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同周恩來商議籌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毛澤東在外地養病，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鄧小平復出擔任第一副總理，協助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在這種情勢下，“四人幫”自然心急火燎，要找由頭攪局，趁機插手四屆全國人大“組閣”。10月14日，江青借《內參》報道“風慶”輪在遠航中因機械故障而引發船上員工爭論一文，挑起事端，寫了大段批語：“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他鬥爭可以嗎？”“政治局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儼然一副凌駕政治局之上的語氣，借題發揮，矛頭直指國務院，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心領神會，紛紛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抓住“風慶輪事件”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對交通部徹底檢查整頓。周恩來、鄧小平對此未予理睬，只在文件上畫了個圈。

10月17日晚，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例會。當會議結束時，江青提出“風慶”輪問題，拿出她寫了大段批註的關於“風慶”輪的傳閱材料，質問鄧小平什麼意見：你是支持呢，還是反對呢？還是站在中間立場？鄧小平當即回答：我還要調查，你不要強加於人！江青氣急敗壞，肆意撒潑。張春橋站起來衝著鄧小平冷冷地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你果然跳出來了。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退出。姚文元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鄧小平“拂袖而去”，會議“大有廬山會議之勢”。這四個人在會場鬧過之後，連夜聚集釣魚台17號樓，密謀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妄圖阻撓鄧的任職，由他們取而代之。

張春橋在訊問中承認他們連夜開了會，如果繼續談下來，就應該說怎麼商量的，王洪文到長沙幹什麼，反對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那麼誰來當？如果一一作答，他的陰謀、野心豈不暴露無遺？所以，當第一輪問話問到這裡，他就頑固堅持不再答話。

三

張春橋在之後的多次訊問中拒不回答問題，可能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全面崩潰和徹底失敗，他感到了絕望。在1979年8月的第一輪問話時，他們聽不到廣播，看不到報紙，還不知道外面的形勢變化。因為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隔離後，已經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也不被允許閱讀報刊和聽新聞廣播。到1979年8月，已近三年的時間，他們對外面情況一無所知，不回答問話，只是單一地自我防護，擔心言多有失。

1979年8月下旬，經中央批准發給他們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供他們閱讀。而當張春橋開始閱讀報刊以後，心態和企望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當他看到：“四人幫”及其造反邪惡勢力被全面摧毀，他們的基地土崩瓦解，揭批“四人幫”深入發展；天安門“四五”事件等大批“文革”期間製造的冤假錯案正得到全面平反糾正；國民經濟蒸蒸日上；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共十一大，五屆全國人大都相繼召開，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迅速恢復，特別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歷史性轉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達到空前團結和穩定，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在黨和國家危難的緊急關頭所採取的果斷措施的英明正確，充分顯示了中共中央撥亂反正的非凡勇氣和治黨治國的高超政治智慧……

這一切，讓張春橋感到失望。他或者他們之流，可能還存有幻想：地方會不會有造反的？他們培植的那些親信會不會起來？據秦城監獄監獄長介紹，雜誌、報紙一發下去，他們看得非常認真非常仔細，好像“連一個字都不落下”。“張春橋看完後，在房間踱踱步，想一陣，再拿起來看。”看得那麼仔細，大概是想找一點有利於他們的消息，哪怕是一點蛛絲馬跡，結果他徹底失望了。他看不到他希望的那種“前景”，從字裡行間也看不到有絲毫的跡象。“四人幫”及其反動勢力的全面覆滅，黨和國家生機勃勃的大好形勢，摧毀了張春橋的精神寄託。眼看大勢已去，他絕望了。“無可奈何花落去。”那麼，在他看來審判定罪是必然的，辯不辯有什麼用！說與不說到頭一樣。故此，他鐵下心不配合，不言語，選擇了無言。他是不是有過“除非如實進行報道，否則他不準備講”那種表示，還是直接說過向法庭叫板的“硬話”，現已無從查考。即便是說了，也不過是色厲內荏的姿態罷了。

儘管張春橋用心寫過《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極左文章，反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但官還是要當的，而且越大越好。當年周恩來逝世後，“四人幫”的黨羽在南方某地就打出“堅決要求張春橋任國務院總理”的大字標語，製造輿論，向中央施壓。他們這些倒行逆施、篡黨奪權的把戲，理所當然地會遭到廣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對。有人就悄悄把這條標語上的張春橋的名字挖下來，改貼到前面，這幅大字標語就成了：張春橋堅決要求任國務院總理。

這故事是否真實，不必深究，但張春橋當年妄圖當國務院總理的野心確實是有的。不信，你看看他寫的《二月三日有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