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俠儒”唐振常先生｜沈飛德

2022年10月16日19:39:11 歷史 1420

唐振常先生在寓所

今年是唐振常先生誕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我在6月獲悉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正在籌備紀念會，緬懷這位對上海史研究有開創之功的著名學者。早在今年元月底，我就收到唐明先生的《父親與黎澍》一文，後以“父親唐振常與黎澍先生”為題，發表於《世紀》雜誌2022年第4期。我想，唐明的這篇文章是他十幾年來傾力為父親編輯文集及補編的積累所得，是他特意為父親百歲冥誕紀念而寫的。

唐振常先生是我極其敬重的前輩學者。我一直尊稱他為唐老，稱“老”是我入職文史館工作後對那些年高德劭的文史館員的習慣敬稱。我認識唐老似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編輯《上海地方史資料》叢刊或《上海文史》雜誌，具體時間和緣由現在也已想不起來了。在我印象中，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關上海史研究的各種大小會議，總會見到唐老煙不離手侃侃而談的洒脫儒雅的形象。

我對唐老的親近感始於我的大學同學吳健熙兄是他的碩士研究生，雖然那時對唐老了解甚少。我對唐老的敬重感則源於1994年第2期《世紀》發表薛理勇先生《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一文引發的一場風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唐老“俠儒”的品格。他對外灘公園是否掛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記得那年上海某媒體在報道他對這個歷史話題的意見時曲解了他的觀點，惹得他大為光火。由此唐老“俠儒”的品格，我算是見識了，也是僅有的一次。

我讀熊月之先生為紀念唐老逝世十周年編輯出版的《唐振常文集》所作《序言》時，感觸特別深。這篇對唐老學術人生描摹得出神入化的精彩之作，我在拜讀時不禁擊節讚歎，在佩服熊先生學養功夫了得之際，更生出對唐老的敬重和懷念之情。熊先生在文中有對唐老被戲評為上海學術界“俠儒”由來的評述，跟我印象中的唐老“尚理服人，從善如流”的秉性完全一致，用熊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無理，雖權貴，不折腰；有理，雖後生，悅服。尚理，因此他愛才、惜才”。

唐老是《世紀》創刊初期的老作者。但我跟唐老的交往，不多也不深，基本限於稿件之間的交流。如今思來很遺憾，我對唐老的敬重僅滿足於寫信和打電話，沒有登門請益。查《世紀》目錄索引，見唐老為《世紀》共寫過三篇文章，如今皆已收錄於唐老的文集與文集補編。他為《世紀》寫的第一篇文章是1995年第2期的《春帆樓屈辱依在》，是他應約為毋忘台灣被割讓百年撰文，被安排在題為“百年創痛”一組專題文章的首篇，其他依次為邵燕祥、馮英子、吳祖光和鄭勵志的文章。

唐老寫的另兩篇文章是《四川軍閥特殊相》（1998年第3期）和《<上海舊政權建置志>序》（2000年第6期）。

近年翻檢書信，得三封唐老的信，其中兩封是他為《四川軍閥特殊相》一文寫的。1998年2月15日他寄我文章時，寫信說：

斐德同志，一家出版社邀寫談四川軍閥之書，所謂書其實是一篇兩萬多字的稿子（現在大約流行薄書）。日前寫成，經和該社商定，我選取一部分先行發表。現在把這一篇寄投《世紀》，請正。用否，何時用？請儘快賜一電話。稿只此一複製件了。

唐老信中說的“談四川軍閥之書”，就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的《四川軍閥雜說》一書。我收到唐老的文章，自然特別重視，認真編輯。兩個多月後我把擬就大標題、添加了小標題的文章校樣寄給他校閱，隨手在校樣文首寫道：“唐老：您好！因原稿不少字較草，清樣煩請一閱，閱後請速寄還。謝謝！沈飛德敬上 4月23日。”

唐老校閱文章特別認真，除了修飾文句，補正疏漏，還修改了文章標題和每一個小標題。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把這份唐老親筆改定的校樣與他的來信珍藏着，如今展紙觀賞，感慨良多。他對自己的文章出了門依舊“認貨”，校閱時字斟句酌，一絲不苟。雖然那時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已有多年，但審視校樣，不由得我不信服、不感動，不斷鞭策自己。今天，我願在此露“丑”，具體展示一下唐老修改大小標題的高妙之處。唐老的原稿沒有標題，也沒加小標題。編輯時我循例擬就標題“得隴不敢望蜀的四川軍閥”，唐老改為“四川軍閥特殊相”；三個小標題他逐個修改，“得隴不敢望蜀”改為“關起大門好打仗”，“各得其所的防區制”改為“防區之內稱霸王”，“沉湎於馬拉松式的混戰”改為“長期混戰無已時”。我敬佩唐老對大小標題修改得好，好在表述準確、凝練，歷史感強，又富有詩意，恰到好處，成為我日後做編輯工作的標杆。他閱改到最後，划去文末“本文小標題為編輯部所加”一句。那誠然是他文責自負擔當精神的體現啊！可他在回我的信中卻淡淡地說：

題目小作改動，俾較如實。煩改。文章不知何時刊出？我已久未收到貴刊了。發表後請即告，並賜刊物。謝謝。（1998年4月25日）

大家的謙遜風範，盡見短箋中，令我肅然起敬。

唐老的第三封信是2000年6月27日寫給我的老領導、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原館長王國忠的，茲錄信如下：

國忠兄，囑稿草草寫就，即以奉呈，尚祈斧正。稿只此分，未留存。本擬請《文匯讀書周報》發表，以沈斐德同志數次邀稿，違命為憾。如以為可用，煩請複製交《世紀》刊用，以早發為宜，不必待書出也。志書出版，一般均甚拖延。此頌著綏振常拜六月廿七日。

最後還在信首寫上一句“收到盼賜一電”。

需要說明的是，王國忠是《世紀》創刊主編，其時離任文史館館長已三年多了，接任他的徐福生館長兼任《世紀》主編。王國忠在當館長時，文史館與市政府參事室共同承接了《上海舊政權建置志》（上海市專志系列叢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8月版）的編纂任務，由他擔任主編，副主編是文史館員楊震方先生。這本志從1991年夏編纂開始，王國忠就安排我參與襄助，忝列編寫人員，其中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聯絡撰稿的專家、學者。“舊政權建置志”歷時近十載才完成編纂，王國忠認為唐老是德高望重的上海史權威專家，對志書編纂有獨到見解，無疑是寫序的不二人選，就誠邀他作序，故他在致王國忠信中有“囑稿草草寫就，即以奉呈”之語。王國忠老館長收到唐老的稿件後，就將來稿和信的複印件轉我閱處。對唐老的文章我豈敢怠慢，安排在當年第6期“書林幽徑”欄目發表。如今讀唐老的信，可知是由於我的“數次邀稿”，才改變初衷，不使“違命為憾”，交《世紀》發表。唐老重情講義的“俠儒”品格，由此又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