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中韓印刷術發明權爭奪戰

中韓印刷術發明權爭奪戰回顧

2001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終於認定，在韓國清州發現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印刷於公元1377年）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韓國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為《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

最近幾年，關於韓國試圖奪取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發明權的爭議，十分熱鬧。雖然從根本上說，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明權都是不可動搖的，但是近年韓國學界和官方不遺餘力的宣傳活動，確實也在世界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這些活動激起了一些中國人士的憤怒，爭論中（尤其是網上的爭論）難免有意氣用事甚至帶有民族沙文主義色彩的言論。

與其義憤填膺地爭論，何如心平氣和地考察？讓我們靜下心來，看看這場爭奪戰的來龍去脈。

先看雕版印刷術。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剛經》，該經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這很長時間一直被公認為中國人擁有雕版印刷發明優先權的實物證據，已經成為史學界的定論。這卷《金剛經》當然只是中國人至遲在868年已經使用雕版印刷術的證據，按照常識推論，中國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經使用雕版印刷術。

刻印於唐咸通九年的《金剛經》（局部）

風波起於1966年，在韓國慶州佛國寺舍利塔內，發現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羅尼經咒》，原件上沒有年份。但是其中幾個特殊的漢字是武則天在位期間（公元680-704年）創製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這樣推測：不早於704年（這年該經才譯成漢語），不晚於751年（這年藏有該經卷的舍利塔完工）。韓國學者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他們宣稱：既然《陀羅尼經咒》印刷於704-751年間，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剛經》早了百餘年，於是得出這卷《陀羅尼經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韓國發明印刷術”的結論。

但問題在於，這卷《陀羅尼經咒》究竟是在哪裡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則天在位期間的特殊漢字，而且“嚴格符合中國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慶州佛國寺建成時從中國帶來的賀禮——眾所周知，唐朝的佛經、書籍等，經常是朝鮮半島上層社會熱衷於搜尋和購買的珍品。事實上，許多中外學者都認為，這卷《陀羅尼經咒》就是在中國印造的。富路德（L.C.Goodrich）在1967年的論文中就斷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術是在中國發明的，並由中國傳播到國外。”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該分冊由錢存訓著，1985年）也鄭重採納了這一結論。

回想1966年的中國，正處在“文革”中，人們無暇顧及遙遠的朝鮮半島東南部一個佛寺舍利塔中發現的小小經卷，更沒有注意到韓國人藉此開始打造“韓國發明印刷術”現代神話的努力。等到改革開放多年之後，中國學者睜眼看世界，才發現韓國人持續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話，居然已經在西方和日本廣泛流傳了！

再看活字印刷術。爭議的情況更為複雜。

北宋沈括的著名筆記《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覆引用了無數次的記載，其要點如下：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布衣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後用火燒結使之堅硬。用“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加熱熔化冷卻後作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覆使用）。這是世界上關於活字印刷術的最早記載，這一點為國際學術界所公認，韓國學者也無異議。

儘管沈括的《夢溪筆談》中也記述了許多在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怪、力、亂、神”事物（這一點以往幾乎所有論及《夢溪筆談》的著作都避而不談），但從他對畢昇活字印刷術記載的大量細節來看，這段記載應該是非常可信的。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技大學科學史研究室，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等單位的協助下，曾進行了泥活字印刷術的模擬實驗，證明《夢溪筆談》中記載的畢昇泥活字印刷術是完全可以實際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韓國學者所宣稱的，沈括記載的畢昇泥活字印刷術“只是一個想法”。

從中國人用了好幾百年的雕版印刷，發展到活字印刷，其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但是“活字印刷”即使僅僅作為一個想法，也仍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想法。在這個想法的指引下，繼畢昇的泥活字之後，很自然地會出現木活字、金屬（主要是銅，也有過其他金屬）活字的嘗試。

從《夢溪筆談》對畢昇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中推測，在畢昇之前已經有人嘗試過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種種缺點而放棄了。三百年後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復活，元代王禎於1297-1298年間創製了第一套木活字，並用它印製過《旌德縣誌》（他擔任過六年旌德縣的縣尹）。木活字最大規模的應用是在清代，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個字（許多常用字要刻多個複本——這一點畢昇就知道了），並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共2300餘卷。

木活字的缺點是對木料的要求極高（否則受熱、受潮、受擠壓都可能變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後木字就會磨損。泥活字固然沒有這些缺點，但金屬活字豈不更好？15世紀後期，銅活字在中國江南開始流行。然而，對比各種情況來看，銅活字在中國的境遇並不太好。

華燧（公元1439-1513年）是嘗試銅活字印刷術商業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錢存訓的看法，他是那些發了財之後想要用刻書來博取聲譽的富人中的一員，“他狂熱地沉湎於書本”，但二十年間，他家族辦的“出版公司”——“會通館”——用銅活字印製的書，也只是“至少有15種，共約1000卷以上”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倒是造了25萬枚銅活字，並在1728年用這些銅活字印刷了巨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然而這套銅活字卻在十六年後被熔化用來鑄造錢幣了！

與在中國的境遇相比，銅活字在朝鮮半島卻是大受青睞。

按照韓國文獻記載，1234年晉陽公崔怡（公元1195-1247年）在江華島用銅活字印成《古今詳定禮文》。在1395年和1397年，朝鮮至少還用木活字印刷過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傳記。

朝鮮大規模鑄造活字始於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鑄字所，按宋刊本字體鑄10萬字，稱“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鑄“庚子字”；十六年（公元1434年）鑄“甲寅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鑄“丙辰字”。此外又創製了鐵活字，印成《西坡集》、《魯陵志》、《醇庵集》等書。朝鮮此後很長時間都側重金屬活字印刷，鑄有大量活字，據一些學者考證，朝鮮鑄造銅、鐵、鉛等金屬活字先後達34次（另一說認為多達40餘次），其中33次為政府所鑄。這些金屬活字絕大部分因兵燹災害等而被毀棄，或被熔鑄為新活字。如今韓國學者所引據的最重要證據，是公元1377年用金屬活字印刷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

從上述文獻記載和實物證據來看，在使用金屬活字的印刷活動中，朝鮮確實有可能比中國更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將《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品，在當時也有事實根據。

但是，即便如此，韓國也不可能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權從中國奪走。因為《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的印刷，畢竟晚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三百餘年。就算朝鮮首先使用了金屬活字，那也只是在畢昇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所做的技術性改進或發展，這和“發明活字印刷術”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對於這一點，李朝的朝鮮學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們都承認中國人在活字印刷術上的發明權。例如，1485年朝鮮活字版《白氏文集》前有金宗直序，其中說：“活字法由沈括首創，至楊惟中始臻完善。”雖然將發明者畢昇誤為沈括（顯然是因為記述此事的沈括名頭遠大於布衣畢昇之故），但明確確認活字印刷術來自中國。又如，朝鮮學者徐有榘（公元1764-1845年）在《怡雲志》卷七《活版緣起》中說：“沈括《夢溪筆談》記膠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權與也……或用銅造，我東尤尚之。”也明確確認活字印刷術來自中國，而朝鮮後來特別喜歡銅活字。

奇怪的是，這些朝鮮學術前輩明明都承認活字印刷術來自中國，他們的後輩——當代的韓國學者——卻視而不見，繼續傾力打造“韓國發明印刷術”的現代神話。

綜上所述，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明權都是不可動搖的，韓國充其量只能奪得“銅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權——實際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為關於在中國境內新發現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報道，近年絡繹不絕。只不過這種競賽如果持續下去，搞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隔幾年就重新“認定”一次，也未免跡近兒戲了。

但是接下來，有一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那就是：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後將近一千年間，中國的絕大部分書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

這個事實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需要的是解釋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

先從客觀效果來看，可以肯定的是，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國未能成功地商業化。

畢昇並沒有因為發明活字印刷術而發財，至少沈括沒有這樣記載。可以推測的是，畢昇此舉多半和林語堂研製中文打字機類似——花費了不少錢，但沒有獲得商業成功。

明代江蘇無錫的華燧，是嘗試銅活字印刷術商業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效果如何呢？華燧致力於用銅活字印書，結果是家道“少落”——家族資產縮水，儘管華燧“漠如也”，漠然置之。毫無疑問，銅活字印刷業務沒有給他帶來商業利潤。而與此同時，繼續使用中國傳統雕版印刷術——其成本遠較今人想象得低廉——的書商們，賺錢發財的大有人在。

其他著名的活字印刷“工程”，幾乎都沒有商業背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都是皇家行動，根本不必考慮經濟效益。王禎任縣尹時用木活字印刷《旌德縣誌》，也就是“縣委書記”關心“地方志辦公室”工作而已，就和今天的地方志出版一樣，是政府行為，也不必考慮經濟效益。朝鮮李朝大規模使用銅活字印書，幾乎都是皇家的政府行為，同樣不必考慮經濟效益。

那麼活字印刷術為什麼在古代難以商業化呢？

相比之下，古登堡1439年發明活字印刷術，很快就進入實用商業化階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與拼音化的西文之間的差異。一套西文活字，包括大小寫和數字及常用符號，不會超過100個，但是古代常用的漢字需要數萬個。如果考慮到常用字的複本，製造一套實用的漢字活字，通常需要20萬枚左右，甚至更多。例如印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那套木活字是253500枚。由於活字印刷系統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資，必然使得一般商人望而卻步，所以往往只能由皇家出面來實施。

更大的困難來自排版。在西文活字印刷中，面對不到100個符號，一個排版工人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勝任。但是面對數萬個不同漢字（它們通常被按照韻部來排列），一個排版工人就必須有一定文化才行——至少他必須認識這幾萬個漢字。只要回憶一下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中文打字機，情況就很清楚了：那時常用漢字已經因為白話文和簡體字而減少到只有數千字了，但打字員（通常由女性擔任）仍然要面對一個巨大的字盤。和使用西文打字機的西文打字員相比，中文打字員為了能夠在字盤中迅速找到需要的漢字，需要遠遠超過西方同行的訓練時間和專業素質。

事實上，漢字最終擺脫了（和西文相比）在活字印刷上的根本劣勢，只有十幾年的歷史——是電腦寫作和電腦排版根本改變了這一局面。展望未來，漢字的輝煌時代還在後面。至於費力多年打造起來的“韓國發明印刷術”現代神話，最終必將成為見證中華文化傳播世界的小插曲——他們所引為證據的文獻，不都是漢文漢字的嗎？

來源：《科學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