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立剛曆數蔡瀾三宗罪，瞬間把吹捧他的文化人，脊梁骨戳得生疼！

6月27日，84歲的蔡瀾在醫院靜別塵寰，作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獨居兩年的酒店生涯為傳奇人生寫下了終章，家人依照蔡瀾遺囑，在社交平台發布簡訊：“先生已於6月25日安詳離院，遵照遺願，不設儀式，不邀賓朋，骨灰歸塵。”

就在他離世後的第三天，卻有人用一篇尖銳的卻讓蔡老先生的最後“體面這蕩然無存一，項立剛毫不留情地批評蔡瀾的“文化人”標籤，直接戳破了圍繞蔡瀾的美麗泡沫。

蔡瀾一生走得非常“洒脫”，這幾乎成了他最為人稱道的特點，無論是在情慾的世界裡，還是在美食的海洋中，蔡瀾都過得極為放縱、極為自由，但自媒體人項立剛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蔡瀾所謂的‘洒脫’，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

撕掉文化人的外衣

在公眾的集體記憶里，蔡瀾是那個笑眯眯的美食家，是揮毫潑墨的文人雅士，是金庸先生蓋章的“世間第一等”瀟洒人物。

然而，項立剛的第一刀，就精準地捅向了這身光鮮的外袍，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蔡瀾“文化人”身份的起點，並非來自書齋里的墨香，而是源於上世紀香港電影片場里，一種混雜着荷爾蒙與商業算計的氣味。

他監製的《燈草和尚》等影片，為他賺得了豐厚的原始資本，並且項立剛的邏輯很殘酷，也異常清晰：一個人的底色，往往由他的第一桶金決定，這筆錢若是沾染了別樣的色彩，那麼無論日後如何漂白，那抹底色始終都在。

從那時起，蔡瀾便是一個商人，一個極其成功的商人，他後來的“美食家”身份，也被項立剛解構為一種更高級的商業模式——將個人品味打包成產品，將散文式的點評轉化為流量密碼，他不是在傳承中華美食文化，他是在消費它，用個人品牌為食物鍍金，再讓大眾為這份“權威”買單。

這套邏輯下，“文化人”成了一個精心運作的品牌，“才子”則是一個被資本吹大的泡沫。

風流是艷遇還是浩劫

蔡瀾一生最引以為傲的標籤，莫過於“瀟洒”。

他曾公開宣稱，自己交往過的女友超過六十位，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與妻子方文露早有約定，允許彼此在婚姻的框架內，保留各自的“自由”與曖昧，在崇尚自由的現代人看來，這似乎是通透與坦誠的極致。

但項立剛將這塊“瀟洒”的招牌，翻了個面，背面的字，寫着“消耗”與“不負責任”，他認為這種關係模式本質上是將女性物化為旅途中的風景，是滿足個人慾望的消耗品，看似前衛的契約，實則是對家庭責任的巧妙規避。

而這份“瀟洒”最陰暗的角落，被投射在了一個叫陳寶蓮的女孩身上。

項立剛的檄文中最致命的一擊，便是重提舊事：他指控蔡瀾，利用其在圈內的影響力與“導師”身份，將年僅17歲、對未來充滿懵懂幻想的陳寶蓮，一步步引入情色電影的深淵，他甚至被指親自下場，指導一個未成年少女如何演繹最露骨的媚態。

這種行為，在項立剛的筆下，是“文人皮囊下的冷血算計”，他將陳寶蓮29歲縱身一躍的悲劇，與蔡瀾當年的“引路”直接掛鈎，在這裡，“瀟洒”不再是文人風度，而是一種對他者命運可以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極度自私的自由。

心口不一

蔡瀾曾給過年輕人一個非常入世的建議：“先努力賺到一百萬，再去談你的自由和理想。”這聽起來，像是一位飽經世事的前輩，對後輩最真誠的忠告，然而，他自己人生的終章，卻走向了一種極致的“出世”。

妻子去世後，蔡瀾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變賣、捐贈名下大部分資產，然後帶着一個龐大的護理團隊——文章提及有八九人之多——搬進了月租高達五十萬港幣的豪華酒店，他用一種近乎儀式感的方式，將自己與凡塵俗世徹底隔絕開來。

在項立剛看來，這並非什麼勘破生死的豁達，而是精緻利己主義的終極體現，一個鼓勵他人投身社會洪流去賺錢的人，自己卻在終點選擇了一種與社會責任感完全背道而馳的、純粹的個人享樂。

他用盡一生積累的財富和名望，為自己打造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空城”，在眾人的簇擁下，安靜地、奢侈地等待終點，從鼓勵他人賺錢，到自我極致消費，形成了一個冰冷的閉。

三觀對沖

為什麼項立剛的批判如此不留情面，甚至不惜違背“死者為大”的傳統人情？或許，這根本不是一場簡單的個人恩怨，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坐標系，發生了一次劇烈的對撞。

項立剛是誰？他出身普通家庭，憑藉苦讀考上名校研究生，在通信行業白手起家，一步步打拚到今天的地位，他的人生軌跡，是典型的中國式精英敘事：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崇尚奮鬥，強調社會責任與進步。

蔡瀾呢？他生於新加坡的富裕之家，父親是詩人，母親極度開明，他從小就展現出對傳統教育的叛逆——13歲敢在報紙上匿名發文批評父親的詩，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個人興趣與感官的滿足，視規則與束縛為無物。

一個是在體制和規則內力爭上遊的實幹家，另一個是遊離於體制和規則外的自由派，他們的衝突，幾乎是宿命，項立剛審視蔡瀾，看到的是一個被時代過度美化的投機者，而如果蔡瀾能回應，他眼中的項立剛，或許是一個被成功學綁架、不懂生活情趣的“乏味之人”。

這不再是對錯之爭，而是兩種價值觀在互相審判，拷問着同一個問題：怎樣的人生，才算“活過”？

結語

蔡瀾先生已經化為一縷青煙，遵其遺願，骨灰歸於塵土，但他身後這場巨大的輿論爭議，卻留下了一面鏡子，映照出眾生百態，有人指責項立剛冷酷刻薄，不懂得對逝者的基本尊重，也有人讚賞他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認為戳破虛偽的偶像，比維持虛偽的和諧更重要。

項立剛的矛頭，甚至指向了那些跟風悼念的“文人墨客”，譏諷他們不過是藉機表演，用幾句不痛不癢的緬懷，來證明自己是“圈內人”，以彰顯自己的品味與地位。

這面鏡子，讓我們看到了“死者為大”與“事實真相”之間的永恆博弈，看到了文化圈層中可能存在的“抱團取暖”與“虛偽的深刻”，更看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於“偶像”的定義是多麼模糊和矛盾，最終，我們討論的早已不是蔡瀾，而是我們自己，以及我們渴望相信一個怎樣的時代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