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更化的變質——試論北宋晚期歷史敘事三部曲的形成

以王安石為中心的“變法”，以司馬光為中心的“更化”，和以蔡京為中心的“變質”，構成了北宋晚期歷史敘事的主流三部曲。"王安石變法”與“元祜更化”作為約定俗成的歷史表達被廣泛使用，同樣是表述變革，為什麼今天人們很少說“熙寧更化”“元祜變法”？“變法”與“更化”究竟有着怎樣的涵義差別？這些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固定表達是否遮蔽了歷史的某些面向？

在熙豐時期圍繞新法的鬥爭之中，王安石與司馬光是根本對立的；在紹聖以後的黨爭之中，司馬光與蔡京是尖銳對立的；而在“新法變質”的論說中，王安石與其追隨者蔡京又是截然對立的。王安石與司馬光，雖然立場不同，但又同樣被視作個人道德上的楷模；王安石與蔡京，雖然立場一致，但個人道德上被視為有雲泥之別。個人道德與政治立場在歷史解釋中互相糾葛，這其中是否存在着邏輯上的矛盾？

近年來不少人對北宋晚期史發展線索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但關於北宋晚期歷史的主流敘事的形成過程，仍有着需要深入檢討的地方。

王安石

“誰控制着現在，誰就控制着過去”。這句話用來形容對北宋晚期四朝史的編纂最恰當不過了。這一段的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對立和矛盾的波渦。對於神宗朝歷史第一次系統的編纂是元祜六年，在當時堅持新黨立場的陸佃與堅待舊黨立場的黃庭堅之間有“佞史”與“謗書”的激烈爭論，而最終形成的文本完全服從於舊黨的政治理念。其後，紹聖時期修成的《神宗實錄》服從於新黨的政治理念，特別是蔡京、蔡卞兄弟二人參與其中並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的第一個官方傳記是在蔡京提舉編修《哲宗實錄》時完成，其中以王安石為“聖人”產南宋紹興年間對《神宗實錄》《哲宗實錄》進行了重修，其後又修成《徽宗實錄》《欽宗實錄》以及《四朝國史》等史書。南宋史臣大致繼承了元拓史臣的觀點，並對北宋亡國進行反思，對新法和新黨持批判立場，深刻影響了南宋以來諸種史書的編纂。

一、“王安石變法”提法的定型過程

目前人們對“王安石變法”與“熙豐變法”兩種提法的取捨問題多有討論，圍繞着新法主導者究竟是宋神宗還是王安石而展開，總的趨勢是肯定宋神宗在熙豐朝政上的主導作用，不少人主張以“熙豐變法”取代“王安石變法”。但這裡的“變法”究竟何意？以往的研究對這個問題討論得並不充分。

“變法”一語源自秦國法家商鞅的政治主張。王安石對商鞅的讚賞常常溢於言表且形於詩文，王安石也被當時人批評說是效法商鞅。王安石在著名的“萬言書”中提出了“變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張。他主張講求先王之法，變更祖宗之法。而當時那些批評他的人，正是以維護“祖宗之法”的立場來指責王安石“變法”。作為歷史事件，王安石與“變法”確實有着密切的關聯，而作為歷史術語的“王安石變法”卻又有着獨立的形成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始千元佑，成於紹興

北宋晚期新黨對神宗以來歷史的敘述是：宋神宗與王安石千載一遇，君臣相得，創法立制，但不幸遭遇司馬光等“元佑奸黨”變亂法度，哲宗親政以後紹述神宗之法，而蔡京等人也是以繼承和發揚神宗法度為口號；南宋紹興史官重新建立的歷史敘事是：宋神宗勵精求治，但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新法並非神宗本意，元拓大臣按照神宗本意廢除新法，其後”奸臣“蔡京、蔡卞等人紹述王安石新法而非神宗法度，禍國殃民並導致北宋亡國。

新黨與舊黨在政治上的對立，最終製造了兩種對於北宋晚期歷史的對立敘事。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本來含義是“王安石變亂法度"。而“神宗創法立制”是基於肯定宋神宗功績的立場而言的，自紹聖至宣和都是官方主流說法，南宋以後湮沒不彰。王安石變亂法度和宋神宗創法立制，是基於不同立場對同一事件的不同總結，但二者背後的皇權邏輯確是相反相成的。

二、“元祜更化”敘事的南宋語境

“更化”是漢儒董仲舒的主張。董仲舒認為漢承秦朝暴政之後，漢朝不能善治的原因在於“當更化而不更化”。“變法”與“更化”在思想根源上有法、儒之別。在宋代以前“商鞅變法”作為一個固定術語而廣泛使用，但並沒有以“更化”命名的歷史事件。

在北宋時期，“更化”始終未成為政治口號，甚至連重要的政治話語都算不上。在哲宗親政和徽宗朝新黨掌權的時候，司馬光被認為是變亂神宗法度。神宗之法就是最高的政治準則，司馬光廢除新法，即是變更神宗法度。批評司馬光及元祜政治者，正是以維護“神宗之法”的立場來批評司馬光“變法”。甚至到南宋的時候，“元枯變法”的說法還一直沿用，但已不一定是批評的立場。

在北宋的語境下，“變法”的含義是非常明確的，“王安石變法”中的“法”是指“祖宗之法”，主要是基於舊黨立場而言的；“司馬光變法”或“元拓變法”中的“法”是指“神宗之法”，主要是基於新黨立場而言的。“變法”是在當時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產生的有着具體內涵的話語。到了南宋以後，法祖宗成為最重要的政治原則，而神宗甚至在一些場合幾乎可以被視作開除了“祖籍”，不被列入該效法的祖宗之列，南宋時期的“法祖宗”最主要的是法仁宗。“司馬光變法”的表達已經不合時宜，“元拓更化”的說法便應時而生。

“更化”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主張則出現在紹興末。紹興二十五年秦檜去世，張孝祥上《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刮子》，得到高宗肯定。“更化”一詞在後幾年裡任命或罷免官員的制書中出現頻率甚高。當時官員議政也多次提到更化。宋高宗為整治秦檜專政而製造了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帶有拔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意味，因此後來有“紹興更化”之說。其後到宋寧宗時又有“嘉定更化”，理宗時又有“端平更化"'都是明確以“更化”作為政治口號。“更化”是一種不觸動祖宗法度的變革主張。

南宋政壇屢屢出現“更化”之政，南宋士大夫遂以“更化”來稱述他們所推崇的元拓之政。在南宋“端平更化”之際，“元拓更化”被視為一種政治典範。到元代官修《宋史》中“元枯更化”一詞多次出現，明人所修《宋史紀事本末》中有“元佑更化”一卷，都是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由此可見，“元枯更化”的說法本是南宋人“更化”政治理念在元拓歷史上的投射，後世史家沿襲此種說法。

今天人們使用的“變法”和“更化”都已經失去了其本來的含義。近代以來自維新派人士大力疾呼“變法"，"變法”的含義轉為正面，意義相當於“改革”，而改革即意味着社會進步，“改革家”是對政治人物的褒獎，“王安石變法”的提法獲得青眯。而在元祜之政不再具有典範意義之後，“元佑更化”中的“更化”一詞本身所具有的“善治”含義自然就消失了。伴隨“王安石變法”和“元枯更化”這兩個術語的形成，另外兩個重要提法“宋神宗創法立制”和“元拓變法“基本上被遺忘了。

歷史地看，“神宗創法立制”這個提法對哲宗徽宗二朝的政治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如果將“祖宗之法”視作北宋前中葉的“法統”的話，”宋神宗創法立制”的提法顯示出“神宗法度“實為北宋晚期的“新法統”，真正失敗的是“元枯變法”而非“熙寧變法”，這對於理解北宋晚期的歷史進程頗具學術意義。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會特彆強調“變”的哲學，認為王安石是求變的，司馬光是主張保守不變的，從而劃定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不過回歸歷史語境，關注“法”的不同意涵，方可理解“變法”與“更化”的真意所在。

三、新法“變質”說的近代背景

“變法一一更化—變質”的歷史敘事中將王安石與蔡京視作截然對立的雙方，這是與傳統史觀差別最大之處。無論將蔡京的紹述對象認定為宋神宗還是認定為王安石，都是將蔡京之政溯源到熙豐時期。新法”變質”說與北宋新黨舊黨的歷史敘事全然不同。儘管在宋代也有將蔡京與王安石區別看待的議論，但並沒有形成新法”變質”的系統論述。新法“變質”說成為對北宋晚期歷史主流敘事中的重要一環實際上與近代以來的新思潮密切相關。

近代以來，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王安石變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話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近代社會的諸多思想學說都對這個歷史話題的新解讀產生了影響。就中國而言，這些思想理論有的源自中國本土，有的來自域外，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本土與域外的思想又形成一定程度的結合乃至變異：本土傳統的思想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求新求變，出現了所謂“新儒家”“新法家”等，而域外的思想理論又在中國語境下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中國特色”。就世界範圍而言，基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問題意識，對“王安石變法”的解讀也各具特色。

梁啟超

梁啟超以“偉人之模範”的定位，為王安石洗冤辯誣，對近代王安石“偉人”形象的形成貢獻尤大。自南宋起王安石主要以負面形象載千史冊，梁啟超以其別有一種魔力的巨筆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面，影響深遠。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靖康之禍”“雖成於蔡京，實釀於安石”的傳統說法，梁啟超辯稱“禍宋者實惟蔡京“，蔡京與王安石“風馬牛不相及“。這種辯誣思路對後來的歷史學家影響尤大。

不過，最早將王安石納入近代化的問題視域之中的是日本學者。早在日本江戶末期，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家海保青陵一反否定王安石的傳統，首先給予了王安石新法高度的評價，及至明治時代後期，引入西學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新的評判成為一種新的趨勢。此一時期，日本學者的王安石研究帶有明顯的國家主義色彩。其後京都學派東洋史家內藤湖南給予了王安石極高的評價——“王安石是近代文化的體現者”。在內藤湖南那裡，王安石和蔡京被嚴格區分開來，他認為王安石是“當時的改革家中最有經綸的人"'而蔡京只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並非是真正的“新法黨"。

戊戌變法之後，流亡日本的維新志士深受當時日本國家主義思潮影響，高橋作衛的《王安石新法論》引起維新派的關注。梁啟超的《王荊公》就是在日本學者的影響下寫就的。他以當時西方的國家社會主義來界定王安石的政策，還使用“國家社會主義”這一提法，並對其實現的難易程度進行了排比。梁啟超認為王安石是在推行立憲國還未能推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凸顯了王安石的偉大。

20世紀30年代階級代表論始被應用於解釋北宋新舊黨爭。比較典型的是譚丕模提出王安石是小地主階級政黨的領袖，而司馬光是大地主階級政黨的領袖，王安石的上台即成立小地主階級的政府，新舊黨爭就是小地主階級政黨和大地主階級政黨之間的鬥爭。20世紀50年代以後，階級分析法成為史學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王安石變法研究中以漆俠的觀點最為典型。

漆俠將從王安石到蔡京的歷史演變分為變法的主要階段和變法的失敗階段。他認為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司馬光和蔡京一樣都是大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王安石代表着進步勢力，司馬光和蔡京是反動勢力，從王安石罷相後神宗主持新法，到哲宗親政後的新法，再到蔡京為相之後的新法，每況愈下，離王安石的改革方向越來越遠，而蔡京是新法最大的破壞者。在這樣的論述體系中，傳統意義上的道德評判與現代學術中的階級分析結合起來了。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進程，圍繞着王安石變法的爭論變得非常激烈。當時有着“王安石變法促進了商品經濟”和“王安石變法抑制了商品經濟”兩種對立的判斷。“這主要是和當時學者對“商品經濟”的不同理解有關，一種認為商品經濟的對立面是自然經濟，另一種認為商品經濟的對立面是國家干預。比如谷棄光肯定王安石變法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而另一些學者認為王安石變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顯然這種對立的觀點是基於對商品經濟的不同理解，其本質都是在講政府經營商業的問題。

總而言之，自20世紀初開始，在求新求變求富強的時代精神作用下，王安石始終具有重要的精神象徵意義。而作為改革、進步之象徵的王安石，與意味着腐敗、貪婪的蔡京之間始終界限清晰，因為只要肯定王安石變法的進步性，就必然要對新法亡國論做出合理的解釋。

結語

整體看來，北宋晚期歷史敘事主流三部曲的形成過程，既有傳統意義上的新舊之爭，也有現代意義的古今之別。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除了要注意變法主導者這樣的具體問題而外，還需要深入地分析“變法””更化”等等表達的歷史語境，同時需要突破道德主義的藩籬和擺脫英雄史觀的束縛，注重製度、政策和利益關係的分析，合理地建構歷史演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