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認知挑戰歷史真相
歷史，一般指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然而事發之後，人們對歷史的描述卻不盡相同，對歷史的評介更是千差萬別。
安陽西高穴二號墓是否是曹操墓？雖然主流考古學界已經給出了肯定回答，但仍有個別學者持懷疑態度。曹操墓的確認幾乎有完整的證據鏈，但其真實性卻仍然被質疑。
曹操墓事件甚至發展成為許多人的情緒宣洩口。有人調侃說，考古隊在安陽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兩個人頭，“經鑒定一個是曹操的，一個是曹操小時候的”。譏笑之餘，本是嚴肅的考古問題被大眾娛樂化。也有人為了表示自己“學術嚴謹”，聲稱要想證明西高穴二號墓是曹操墓，僅憑出土文物形成的“證據鏈”遠遠不夠。在這些“無比嚴謹”的學者看來，要認定安陽西高穴二號墓是曹操墓，唯有墓中的那具男性人頭突然睜開眼睛親自說“我是曹操”。如此嚴苛的要求，真的是科學態度嗎？如果考古學必須這麼嚴苛，即使人頭突然開口說話，仍然無法證明他就是曹操。萬一這具人頭復活後“撒謊”了呢？一個嚴肅的考古問題，瞬間又與學術立場相關，甚至變成了道德問題。常常有人為標榜“學風嚴謹”，無視學理，不斷拔高標準，將學術研究押往道德平台。
“曹操墓”的墓室結構
“曹操墓”地表圖
這種現象，理論歷史學家和理論考古學家早就注意到了。
19世紀初，歷史學家本着美好的願望，呼籲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去偽存真，客觀描述歷史，從而形成名噪一時的“蘭克學派”（Ranke School）。“蘭克學派”希望將史學與自然科學並列，擺脫哲學與視覺的控制。然而，蘭克學派不久即受到“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挑戰。在年鑒學派看來，往事發生在“多重時間”中，要取得客觀的歷史知識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考古學的理論發展，也反映了類似變化。上世紀60年代，過程主義考古學（又稱為新考古學）興起，受科學實證主義影響，當時的考古學家信心滿滿地認為，利用實驗考古學、民族考古學和其它科學手段，地下發掘出來的資料可以建立客觀的歷史知識。然而1980年代開始，新考古學受到“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家的多重批判。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意識到，人們在尋找歷史真相的過程中，研究者的政治立場、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個人愛好都參與了資料解讀，因而考古學不可能尋求“絕對的歷史真相”。
無論是曹操墓事件，還是歷史學家的理論思考，抑或是後過程主義對新考古學的批判，都反映了一個事實：要追求絕對的歷史真相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無論是歷史學中的“年鑒學派”，還是考古學中的“後過程主義”，他們並不否定對客觀歷史基本事實的探索。考古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尋找各種材料，尤其是地下的材料，尋找儘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知識。撇開對歷史的種種評論，歷史學家的本質任務，是要尋找最接近歷史真相的知識。從學科角度說，考古學、歷史學不是萬能的，但也不能採取消極和不作為的態度。
《史記》
二、夏王朝能否求證
按照歷史文獻記載，商王朝是在推翻夏王朝的基礎上建立的。由於長期從事商代考古研究，人們常常問我：夏王朝真的存在嗎？夏王朝的遺址找到了嗎？
倘若回到上世紀初，這樣的問題恐怕根本不會被提出。因為大家都相信司馬遷，都相信他寫的《史記·夏本紀》。為什麼現在夏王朝的存在反倒成了問題呢？是因為有些學者將求證歷史的“門檻”提高了。許多人看來，只要不出土文字，就不能證明夏王朝的存在。而且必須是寫明了“夏王朝”的文字。按照前述分析，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受到了自己和他人的“道德脅迫”。因為他（她）要表明自己的學術態度非常端正、非常嚴謹。
夏王朝的遺存非得要文字來證明嗎？其實不然。從學理上說，證明夏王朝遺迹，單一的證據當然不行，但如果有嚴格的證據鏈，則可以判定為“接近歷史真相的知識”。
目前考古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都城。支撐這一條知識的，便是一系列的證據鏈。
1937年，第十五次殷墟考古發掘場景，攝於殷墟宮殿宗廟區
如同數學家解決問題，夏王朝的論述必須“從已知到未知”。商王朝是已知點，因此論述夏王朝，工作要從商王朝做起。
主流考古學家認為，他們找到了商王朝各個不同階段的遺迹：安陽殷墟代表商王朝晚期，洹北商城代表商中期，鄭州商城則是商王朝早期都邑。然而也有少數學者對此持異議，認為商王朝當前唯一能夠被證明的，只有安陽殷墟。因為殷墟發現了甲骨文，而甲骨文刻寫着各代商王的謚號，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而比安陽殷墟更早的鄭州商城，是否是商王朝的遺存，值得高度懷疑。沒有文字佐證，怎能說這座城就一定是商王朝的城呢？他們寧願將之稱為“二里崗帝國”。
確認商王朝遺存一定要有明明白白的的文字證據嗎？
有文字證據當然好，但沒有直接的文字，我們也可以通過其它證據形成證據鏈來尋找歷史真相。這條證據鏈，其起點是大家公認的，可以服眾的甲骨文。
從“大乙（成唐）”到“帝辛”，甲骨文契刻了31位商王。從長期的發掘結果來看，殷墟的考古發現只能夠與商王朝第20位國王盤庚至最後一位國王帝辛相對應。如果甲骨文是可靠文獻，則與商王朝第1至19位國王相對應的古遺存必然存在。傳世文獻說，商王朝曾多次遷都。如果有遺址年代剛好早於殷墟，文化特徵與殷墟同屬一脈，又具有都城規模，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它可能是早於殷墟時期的商王朝都邑。
鄭州商城正是這樣一處都城。這座古城的年代剛好早於殷墟，規模足以與王城對應，地理位置恰好又與文獻中商王朝的都邑“亳”吻合。鄭州商城發現的考古遺物（無論是陶器、銅器、玉器），其風格和製造技術都是殷墟同類器物的祖型，這種文化的一致性，也支撐“鄭州商城是早商都城”的論述（1）。更何況鄭州商城的戰國地層中，直接出土了刻有“亳”字的陶文。
刻辭卜甲（蔡小川攝）
然而，上述證據，尚不足以形成證據鏈。真正形成證據鏈的，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046年這550年間，考古學家所發現的若干都邑級遺址與文獻資料中商王朝的王都遷徙之間形成的“次序耦合與時長耦合”。
從安陽殷墟前推，中原地區文化面貌與殷墟相銜，地理位置也在文獻中的商王朝範圍內，且具有王都規格的遺址（發現了大型宮殿建築、城垣、鑄銅作坊、大型居民點），目前可列出以下一組：
殷墟（安陽）→洹北商城（安陽）→小雙橋遺址（鄭州）→鄭州商城（鄭州）/偃師商城（偃師）
按照文獻記載，商王朝曾多次遷都，從最晚的殷墟前推，也可形成序列：
殷→奄→邢→相→隞→亳
文獻數據中還有一項重要的信息，即：給出了每個都邑的相應王世。這就意味着給出了每個都邑之間的次序，以及每個都城被使用的時間。
例如按照文獻，商王朝最後的都邑“殷”，歷時8代12王；而商中期之都“相”，僅經歷2代2王；商王朝最早一都“亳”，則經歷了自大乙至中丁6代9王。不同時期商王所盤踞的都邑，形成了次序上的規律與時長的差別：
亳（6代9王）→隞（1代3王）→相（2代2王）→邢（3代4王）→奄（2代3王）→殷（8代12王）
上述列出的具有都邑規模的系列遺址，其次序與時長情況如下：
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約150年）→小雙橋（時間短）→洹北商城（時間短）→殷墟（200年以上）
鄭州商城、小雙橋、洹北商城等遺址，不但具備了都城規模，還享有與安陽殷墟相同的文化屬性，並且地理位置與文獻所記錄的商都各自對應，而且相互之間形成的“次序與時長”與文獻中的商都遷徙大體契合（僅缺一處與文獻“南庚遷奄”相對應的遺址）。遺址與文獻中都邑遷徙的關係，可用下表來表示：
相關遺址與文獻中都邑遷徙關係對比圖
考古學找到的“次序與時長”的契合，使得對商王朝都邑的論證形成了可靠的證據鏈。由此可以認為，商王朝的主要都邑已經被發現，鄭州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應該是接近歷史真相的基本事實。
有了這個已知基礎，便可以討論夏王朝遺存了。
按照文獻記載，商王朝是在推翻夏王朝的基礎上建立的。按照王朝更替的規律，如果鄭州商城是“最早的商都”，則它可成為夏商兩朝分界的標誌。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處年代剛好早於鄭州商城，而且具有都邑規模，其地理範圍又被後來的商王朝勢力所覆蓋的遺址，那麼它就有可能是夏王朝的都邑。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便是這樣一處遺存。二里頭遺址面積宏大，在其核心位置發現了大型建築遺迹，不但發現了宮城，還發現了青銅器和鑄銅作坊。這些遺存都表明它具備了都邑性質。主流學術界認為，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夏王朝最後一處都邑。為什麼呢？
除了二里頭遺址本身具備都邑規模之外，最重要的理由是它在年代、地望、文化三方面與文獻中的夏王朝最後一都契合。
偃師商城是與鄭州商城年代基本一致，且同樣有着巨大城垣的商代遺址。這座遺址距二里頭遺址的空間距離僅6公里。這樣的空間距離，完全符合商王朝推翻夏王朝這樣的歷史背景。有學者甚至認為，偃師商城正是滅夏之後商人專門為鎮撫伊洛河流域的夏人而建。時間上，偃師商城（包括鄭州商城）正好與二里頭遺址的衰敗相接。文化屬性上，呈現的是商文化對二里頭文化的迅速取代。這些現象，都有利於論述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遺存。遺憾的是，當前的考古資料，並未形成類似“次序與時長”那樣的證明商王朝存在的證據鏈，因此比二里頭遺址更早的夏王朝遺址還需要小心求證。不過，鄒衡分析文獻資料後發現，商人伐夏的路線，是從豫北冀南沿太行山南下奔襲，正好符合商文化由豫北冀南向鄭州一帶和豫西地區發展，最後定點於偃師商城全面取代夏文化的路線，這也算是重要的補證。
當然，夏王朝需要論述的問題還很多，但可以放心的是，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遺存這個結論，是建立在可信的“已知點”之上的。從學理上說，我們不僅應該相信夏王朝的存在，並且應該相信已經找到了部分夏王朝遺存，二里頭遺址即是這類遺存。
1978年，二里頭2號宮殿基址發掘現場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隊供圖）
三、傳說中的上古“五帝”
《史記·殷本紀》被證實了，《史記·夏本紀》這部分也被證實。作為開篇的《史記·五帝本紀》能否被證實呢？
《史記·五帝本紀》記錄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並且提到神農、嫘祖。司馬遷撰《史記·五帝本紀》時，顯然是按“信史”來記錄上述人物的。“五帝”作為中國早期歷史真實人物的觀念沿襲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紀初，中國現代史學家撰中國通史，有史可考的中國歷史應該從黃帝算起，經顓頊、帝嚳、堯、舜，直到禹傳位於啟，夏王朝登場（2）。然而隨着現代西方史學傳入中國，“五帝”身上的某些神奇荒誕的色彩引起人們注意。受蘭克史學影響，要求客觀描述歷史的學者，開始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等，一併歸入“古史傳說時代”。
我們很難相信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完全是古人“編”出來的。但我們如何證明他們曾經是真實的存在呢？有學者認為，五帝註定只能存在於“傳說”中，因我們根本無法驗證有關五帝的記載。一些學者因之對《史記·五帝本紀》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並據此認定，中國的王朝史，只能從夏、商算起。夏商王朝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而“國家是文明社會的總結”，依此推之，中國文明當然只能從夏王朝算起。若這種觀念成立，中國哪裡來的5000年文明史呢？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完全驗證有關五帝的記載呢？五帝並非一個整體，本不需要從整體上一次性論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每一位帝王的文獻記錄並不相同，有的豐富，有的零散，有的略偏荒誕，有的相對平實。其實只要證明五帝或者五帝中的某一位“帝王”不是虛構的，即打破了《史記·五帝本紀》完全不可信的武斷說法。無論五帝的存在是“全真全假”還是“半真半假”，我們或許只能證其一部而不是全部。換言之，我們所說的“古史傳說”時代，很可能是部分可證的。
帝舜像，出自《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最近學術界圍繞山西陶寺古城的性質展開了許多討論，甚至波及對陝西石卯古城的解讀。例如，不少學者將陶寺遺址與堯都聯繫起來。由於缺少文字作為直接證據（儘管陶寺發現了有限的陶文），各種看法尚停留在學術研究階段，還不能作為結論，但五帝“傳說”部分可證的端倪已現。堯作為五帝之一，有可能會成為第一個被證實的上古帝王。
當然，即使是部分證實，也是極具挑戰的課題。學者們有過許多方法論上的思考。例如張光直提出研究中國上古社會的“五道門”（3）；李伯謙提出依靠傳統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三條渠道探索傳說時代（4）；葉舒憲提出使用“四重證據法”思考上古社會的問題（5）。然而宏觀的應對之道並不能替代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要最終解決問題，還要靠新的考古發現，並且還有個重要前提，古人的確給我們留下了重要證據，否則我們即使“死等”，也等不來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考古資料。
因此，上古歷史的研究，要長期秉持“多種解讀，各自表述，相機整合”的原則。基於傳說的“上古中國”，基於文獻的“上古中國”，基於考古資料的“上古中國”，三者可能還要長期並存，我們並不急於關聯解讀。
注釋：
（1）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20世紀初，史學著作多將傳說時代當作歷史內容對待。例如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即以“三皇五帝”、“三王時代”為綱撰寫國史。
（3）張光直.商文明[M].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1-56.
（4）論點見本刊李伯謙《古史傳說的考古觀察：三皇五帝能否求證》一文。
（5）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萬年中國說-大傳統理論的歷史深度.遺產第1輯[C].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175-191.
本文原載於《美成在久》201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