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哥想當特工沒人敢答應，周恩來親自拍板，事後才知此舉太高明

1928年春，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30歲的周恩來，收到了一份來自陳賡的報告。在這份報告里，陳賡以中央特科下屬的身份，請求周恩來做一個決定：是否要吸收一位名叫楊登瀛的廣州小伙，成為我黨特工？

說實話，這份報告有些特殊：

一來，中央特科自1927年11月成立以來，陳賡就擔任了情報科（二科）科長的職務，由他發展的特工數量不少。一般情況下，發展這些特工並不需要個個都向周恩來請示，他自己完全是能拿主意的。

二來，這位廣州小伙並不是陳賡發現的“苗子”，他是由咱們一線的骨幹情報人員陳養山同志發現，並推薦過來的。

了解我黨情報系統的朋友，應該對“陳養山”這個名字不會陌生。他長期活動在敵統區，是當時中央特科的骨幹力量之一。因此，陳養山在工作中如果想發展一兩個下線，也是不需要驚動周恩來這一級別的領導的。

既然如此，為何最後這份吸納新人的報告還是到了周恩來手上呢？原因很簡單：無論是陳養山還是陳賡，都不太敢作主用楊登瀛。

很快，陳賡就收到了周恩來的答覆：

在隱蔽戰線的鬥爭中，確實需要這樣的“內線”。我決定留住這條“內線”，必要時，由陳賡單線聯繫並掌控！

這，是周恩來思考再三的慎重決定。多年後，大家自然會明白其高明之處。

而眼下的當務之急，是領到命令的陳賡必須馬上跟楊登瀛聯繫，討論潛伏事宜。

一、公子哥要當特工？

從陳賡、陳養山、周恩來的慎重態度里，我們不難推測出：楊登瀛跟一般特工相比，確實是不太尋常的。

楊登瀛1893年出生在廣東省，從小家境不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歲那年，被家人送到日本留學，而且入讀的是有名的早稻田大學。

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俗的教育背景，畢業後的楊登瀛回到上海，自然成了精英人士。因為精通日語，他同時為多家日本通訊社撰稿，對日本的政界、經濟、文化可謂無一不通。

年輕的楊登瀛有一個重要特質：社交能力極強。

一方面，他跟愛國青年走得很近，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因此或直接、或間接地認識了不少共產黨人，其中就包括活動在上海的陳養山；

另一方面，因為有老鄉在國軍中任職，楊登瀛與陳立夫等國軍高層，也都是認識的。同時，跟上海灘的幫派，楊登瀛也有不少接觸。

總之，在彼時的上海灘，年輕的楊登瀛是一個很“吃得開”、“兜得轉”的人物。他頻頻出入各種酒會，在觥籌交錯中與方方面面的人，打着交道。他信奉的交友哲學很簡單：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結交人總歸是沒錯的。

但這種“社交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這一消息，讓楊登瀛氣憤不已，他多次公開發聲譴責。

但事已至此，再憤怒也沒用，楊登瀛必須做出決定：是幫陳養山這些共產黨朋友，還是幫國民黨。思慮再三後，楊登瀛找到了陳養山，並說出了那句：我願意暗中幫助你們。

陳養山跟楊登瀛接觸了那麼久，自然明白他的誠意。於是，他當即把這一情況彙報給了陳賡，最後得到了周恩來的親自拍板。

看到這裡，相信朋友們對為何吸納楊登瀛要如此慎重，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一個混跡上海灘多年、與國軍高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個人生活方式上又習慣於大手大腳的公子哥，確實很難讓人把他跟一個紅色特工聯繫到一起。

不過，最終周恩來還是同意了。畢竟，在當時的中央特科系統里，像楊登瀛這樣能接觸到方方面面人物的特工，實在太少了。

於是，1928年5月，在上海霞飛路的一家咖啡廳，陳賡約見了楊登瀛。

彼時年僅25歲的陳賡，化名為王庸，活動在上海。楊登瀛明白：見到了王庸，其實就是聯繫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層。

這註定是一次，至關重要的談話。對楊登瀛來說，是如此；對陳賡來說，亦然。

細細交談中，楊登瀛並沒有藏着掖着，他把自己與國軍高層之間的種種關係，都一一說了出來。並誠懇地希望陳賡能理解：這些關係，都是“四一二”之前建立的。

陳賡對楊登瀛的誠意，是非常欣賞的。他給楊登瀛的指示是：希望他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房，都繼續建立起緊密的聯繫，以備後用。

當然，為了表示對楊登瀛的支持，陳賡也當場承諾：今後不但每個月會給他300大洋的活動費用，還將在其它方面配合他的工作，只要他有需要。

在中央特科那麼困難的時候，每個月拿出300的活動費用，陳賡對楊登瀛的期望值不可謂不高。

二、陳賡的安排：配保鏢、配秘書

在與陳賡見過面後，楊登瀛就成了我軍的一把利劍，直插敵人的心臟。此後，他的情報基本都是直接跟陳賡彙報的。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這裡，都會覺得：像楊登瀛這樣的社交場老手，干特工這一行應該沒什麼問題。如果這樣想，那顯然就低估了白色恐怖時期敵人的狠辣程度。事實上，那幾年正是我地下黨骨幹損失最大的時期。

對於第一次當特工的楊登瀛來說，正是因為他了解敵人的狠辣，所以他才會心慌。他曾找到陳賡，提出自己的困難之處：他不知該如何讓敵人信任自己。敵人如果要問他要“剿共”的工作成果，他什麼也拿不出來，那怎麼辦？

對此，陳賡的回復是：你放心，以後會不斷向你提供我們的文件、傳單，以及一些機關刊物，讓你拿去給國民黨交差。同時，陳賡還曾特意安排一些“會場”，準備一些文件，做成共產黨人剛開完會的樣子。楊登瀛帶國民黨去查的時候，雖然抓不到人，但這些東西能證明他是做了事的。

當然，在做完這些後，陳賡還做了一項重要安排：給楊登瀛配了一個保鏢和一個女秘書。

可以說，這一安排是實打實地給楊登瀛吃下了“定心丸”。畢竟，身邊有自己的同志，在關鍵時候是能將風險降到最低的。

這名保鏢，名叫連德生。

連德生，當時可是陳賡身邊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個情報老手。他是浙江人，早年逃難到了上海，參加工人起義後加入我黨。1925年，他曾被派到莫斯科進行了系統地學習。

把連德生派去做楊登瀛的保鏢：一是因為他身材魁梧、力氣過人，看上去確實很像一個保鏢；二是他膽大心細，很熟悉上海的環境；三是因為他曾在中央特科任職，大場面見得多，關鍵時候能沉得住氣。

而這位女秘書，同樣來頭不小。

她的名字叫安娥。是的，大家沒看錯，就是後來成為田漢妻子的那位著名女劇作家。事實上，當年我黨的女地下工作者里，有大量像安娥這樣的愛國文藝女青年。

安娥出身書香世家，20歲加入我黨後，也曾跟連德生一樣被派到蘇聯學習。1929年回國後，她也進入了中央特科，成為了陳賡麾下的一員女將。

連德生和安娥，一個作為保鏢，一個作為女秘書，被先後派來，楊登瀛的特工生涯可謂是“如虎添翼”。此後，他在敵營的官也是越當越大。

1930年後，楊登瀛被徐恩曾任命為國軍駐上海的特派員。為表示對他的重視，陳立夫還曾親自到上海，把由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交到他手上。

此後，但凡楊登瀛有了新情報，基本不需要親自出手，只需要交給連德生和安娥，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陳賡手上。後來，陳賡談到這一段歷史時，曾自信地說過這樣一句話：

“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實際上掌握在我們手裡”。

僅憑陳賡這句話，我們就完全能想象出當時楊登瀛、連德生、安娥這條線，有多牛！

三、立下奇功後，暴露！

從1928年開始潛伏，到1931年暴露，楊登瀛潛伏的時間在特工里並不算長，但他卻數次立下奇功。篇幅問題，筆者只提到兩件事，大家就能明白他這條線當時的重要性。

第一件事，剷除叛徒白鑫。

1929年8月份，時任中央農委書記的彭湃，趕到上海開會。24日下午，會議在上海滬西區的一幢小樓里進行。當時周恩來本來也是要參加的，因臨時有事沒去成。誰知，會議剛開始沒多久，敵人就把小樓團團圍住，彭湃等多名同志被當場逮捕。

事發後，周恩來痛心不已。他當即把陳賡叫來商量，安排了兩件事：

其一，會議是秘密進行的，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咱們內部肯定出現了叛徒。為避免其它損失，此人必須除掉；

其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營救被捕的同志。

這兩件事要想辦成，周恩來和陳賡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楊登瀛。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讓楊登瀛出手，再沒有其它辦法了。

以楊登瀛在敵營的地位，要打聽出誰是叛徒並不難。很快，陳賡和周恩來就收到了一個名字：白鑫。

此人畢業於黃埔軍校，擔任彭湃的秘書。“四一二”後，白鑫越想越害怕，萌生出叛變投敵的想法。他早早地聯繫上國民黨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出賣了彭湃等人開會的地址。

明確了白鑫是叛徒後，周恩來指示開展營救工作。遺憾的是，因為敵我力量的懸殊，雖然楊登瀛提供了押解路線，但最終還是沒能營救成功。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龍華被殺害。

英雄已逝，但叛徒不能不除。隨後，周恩來向陳賡下達了對白鑫的“鋤奸令”。此時的白鑫深知自己的處境，根本不敢露頭，陳賡帶着鋤奸隊把上海尋了個遍都沒找到他。最後，還是靠楊登瀛和醫生柯麟（潛伏在敵統區的一名醫生）的雙重信息，確定了白鑫的位置和出行路線。

1929年11月11日，在霞飛路的一個公館門口，白鑫準備出發前往南京邀功。就在他將要上車之際，3名中央特科的隊員朝他開槍。可恥的叛徒倒在了血泊里，敵人還沒反應過來，鋤奸隊已經離開。

順利清除白鑫不但為彭湃等人報了仇，也避免了更大的損失。畢竟，此人知道的事還不少。而在這件事上，楊登瀛提供的情報是立了大功的。

楊登瀛立的第二大功，是保護了周恩來。

周總理一生經歷了多次險境，1930年在上海這一次，多虧了楊登瀛的情報才沒出事。

1930年，周恩來在上海收到了昔日“弟子”黃第洪的來信，稱自己從蘇聯留學回來，問“恩師”能否給自己安排工作。

這黃第洪出身黃埔軍校，當年周恩來在學校擔任政治部主任時，就和他認識了。正是因為有這層關係在，所以當黃第洪提出要在郵電局旁邊見面時，周恩來一開始並沒有拒絕。

而此時，楊登瀛卻匆匆傳出情報：黃第洪已經叛變。他一回國就給蔣介石寫了密信，稱自己還和周恩來有聯繫，一定能把他約出來。事成之後，還希望蔣校長能重用自己。

當時，這件事屬於絕密信息，蔣介石直接把信和批示都交給了親信陳立夫。陳立夫又把此事交給了特務頭子徐恩曾。楊登瀛告訴陳賡：我的情報來源是徐恩曾，錯不了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當然不會再赴約。最後，在中央特科的多方求證下，黃第洪叛變一事被證實。初冬的一個黃昏，兩個戴着禮帽的年輕人，敲開了黃第洪的家門。這個差點兒對周恩來構成威脅的叛徒，被順利除掉。

以上兩件事，只是楊登瀛立下奇功中極小的一部分。對於一個特工來說，任務執行得越多，暴露的風險就越大。但楊登瀛的暴露，卻並非因為他個人身手問題，而是因為中央特科骨幹顧順章的叛變。

對於特科的情況，顧順章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叛變，使上海地下情報網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當時，陳賡其實已經通知了楊登瀛，讓他迅速轉移。

楊登瀛見陳賡在這樣的時候，還能冒死來通知自己，非常感動。不過，他還是想留下來試一試，他認為自己的身份應該是能頂得住敵人的細查。

陳賡見實在勸不動他，只能叮囑他：“萬一顧順章咬死你，你就反咬他！”臨行時，楊登瀛握住陳賡的手說：“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後悔交了你這個朋友！”話畢，陳賡消失在夜色里，奔向另一個戰場。

陳賡離開後不久，4月底，楊登瀛果然被逮捕入獄。好在，最後敵人因為抓不到實證，再加上其老上級的保釋，他被放了出來。不過，自此後他也就與陳賡等人失去了聯絡。

四、建國後

新中國成立後，楊登瀛並沒有回老家。他當時已經是56歲了，和家人在南京生活着。雖然只是個平頭百姓，但他過得很踏實。

只是讓他沒想到的是，兩年後，當地在審查他的歷史情況時，發現他曾在國民黨政府當過高官，所以逮捕了他。直到這時，楊登瀛才亮明自己當年的身份，並表示：陳賡能為我作證。

見他說得有板有眼，法院的同志迅速把這一情況彙報給了陳賡。得知楊登瀛還活着，陳賡自然高興不已，他當即開出證明：

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

與此同時，當年把他推薦給陳賡的陳養山得知他的情況後，也同樣寫信到南京，證明他曾立下大功。

有了他們倆的證明，楊登瀛立馬就被釋放了。此後，陳養山和陳賡一直跟楊登瀛保持着聯絡，並經常關照他的生活。

1956年3月，陳賡還特意邀請楊登瀛到北京一聚。陳養山得知後，更是親自到火車站去接他。老朋友再聚，眾人都是感慨萬千。在人群中，楊登瀛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安娥。

20多年不見，昔日過命的交情還在，他跟安娥有着說不完的話。而當安娥提到當年的“保鏢”連德生時，楊登瀛則傷心不已。

原來，當年顧順章叛變後，連德生就轉移到了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長征後，他奉命留在蘇區堅持鬥爭。後於1935年被敵人包圍，英勇犧牲，年僅42歲。

能在北京見到諸多老友，也算是了了楊登瀛多年的心愿。此後，南京公安局每月都給他發放100元的生活補助。這在當時，已經能解決他家的大問題了。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在南京病逝。

尾聲：

陳賡大將是1961年去世的，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裡，每一次去南京公幹，他都會去找楊登瀛敘敘舊。如今，我們已經不知道這對老朋友都聊了些什麼。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段艱難的歲月，那些曾並肩作戰的人，是他們都不曾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