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帝國的落幕，州府如何一步步演變為軍閥割據？

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這樣說過：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這句話既表明了對漢朝強盛的誇讚，同時也是對漢朝最後滅亡的悲劇性總結。

縱觀中國曆朝歷代，幾乎所有的大一統王朝都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進入衰敗後，或是在外憂，或是在內患的打擊下最終走向滅亡。

相比之下，東漢王朝的滅亡則要更令人扼腕嘆息的多——地方勢力太強，以至於中央政府無力管控。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則還要歸咎於東漢特殊的州府向軍府轉變的過程。

一、刺史向州牧的轉變趨勢難以遏制

1、刺史發展到東漢初年時已然成為地方大患

在經歷過七國之亂後，西漢時期的地方郡國勢力已經無法再對中央政府形成直接威脅，但即便如此，西漢政府也不能明目張胆地採取軍事打擊來將他們一一消滅。

為了將地方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漢武帝創設性地實施了推恩令這一陽謀來削弱諸侯們的實力，而對於地方政府，他則採取了設立刺史這一擁有監察職權且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官職，刺史制度也由此產生。

雖然在漢武帝的設想當中，刺史和地方官員應該是一種相互制衡的關係，但由於西漢後期朝政陷入腐敗當中，其皇帝大多也昏庸無能、聽信讒言，這就使刺史這種直接能與皇帝對話的官員的實際威信和權力大大增加，對地方官員形成了單方面的強烈威懾，甚至開始干預起地方政務來。這也是刺史權力擴大的第一波浪潮。

當王莽篡漢後，他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不僅沒能平息原本的社會矛盾，反而引起了上至士人下至平民的所有人的不滿，整個新朝一時之間陷入混亂之中，地方性動亂此起彼伏。

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王莽將刺史的權力極大擴張，軍事、行政、民生等幾乎所有權力都下放到刺史手中，其目的就是為了拉攏刺史和方便他們鎮壓地方叛亂的軍事性活動。

而也就是在這時，刺史被升級為州牧，從一個只擁有檢察權的中央官吏成為實際掌控一方的地方最高領導人。值得一提的是，州牧的爵位甚至還能世襲，這無疑又為州牧在地方擴張和深入自己的勢力提供了條件。

在東漢建立後——這時的東漢尚且還只是諸多起義政權中的一個，仍處於奮鬥階段。為了最大限度地確保自己的勝利，劉秀從起兵開始就十分注重拉攏地方豪強，從決定造反開始到最終統一全國，劉秀身邊一共聚集了四批不同來源、不同成分的勢力。

雖然這些地方勢力在為其取得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當戰亂時代結束之後，他們也就開始轉變為威脅中央統治的不穩定因素——即便他們本身並無這種心思。

因此，劉秀不得不繼續維持州牧權力過大的情況來對地方豪強實施壓制，直到建武十八年以前都是如此。更重要的，在所有的地方割據政權消滅之前，州牧始終具有存在的必要，因為此時的他們大多仍然是忠於朝廷的。

2、刺史不可避免地向州牧轉變

建武十八年以後，當東漢境內的殘餘分裂勢力被一一清除後，劉秀便着手針對州牧制進行了改革，再次將他們降格為刺史，而其中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削弱他們的兵權。

在建武十八年到東漢明帝即位後的這幾十年當中，也幾乎沒有過刺史領兵作亂的記載，這無疑證明了劉秀針對刺史軍權的改革在當時是成功的。但是，這一改革卻有一個更為明顯的缺點——矯枉過正。

前文已經說道，刺史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對地方官員實施監督。為了防止出現刺史濫用監督權的情況，西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明確的規定，但東漢時期卻並無此類條款。此外，東漢刺史的監察權力急速擴大，監察範圍甚至於深入到郡國的大小事務。

既沒有政策限制，監察範圍還大大增加，即便刺史並未擁有領兵權，但他們的權力卻還是不可避免地超出本身的監察權，開始插手地方實際政務，與漢武帝初期設想的那般遠遠不同，“然奏事但遣計吏，且仍宗軍民諸權，故名為西京之舊，而實權超過武帝始制遠甚。”

此後，隨着東漢後期的朝政也走向腐敗，這種情況也無法得到遏制。而之後爆發的黃巾起義又迫使東漢中央政府不得不擴大地方長官的權力來鎮壓叛亂，使這種情況再度加劇。

公元188年，東漢政府採納了劉焉的建議，將刺史升級為州牧。縱觀整個漢朝刺史的發展過程，似乎它轉變為州牧就是一個理所應當、不可避免的事情。

二、地方勢力始終處於擴張狀態

1、地方開始能夠實際控制軍隊

對所有的王朝統治者來說，只有將全國上下的所有軍隊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才能最穩妥地維護自身的統治。尤其是宋朝在看到唐朝因藩鎮割據而滅亡的先例後，在這個方面更是於諸多王朝當中獨佔鰲頭。

而西漢則針對這種情況將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隔開來，使得地方雖然能夠掌控軍隊，但如果想要調動使用他們，卻需要經過層層上報、獲得皇帝同意後方能如此。如在建元六年時期，“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

自己的邊境都已經被攻擊了，南越王仍然不敢私自調動軍隊抵抗，西漢政府對軍隊的掌控力度之強可見一斑。而也正是在如此嚴苛程度的管理下，西漢的地方叛亂活動大大減少。

然而，到了東漢時期，這一情況卻開始得到了改變。一方面，東漢政府罷黜了地方常備兵制度，這使得只能夠由隸屬於中央的軍隊外出作戰，長年累月的征戰極大削弱了中央的實力；

另一方面，刺史對外出兵變得更加隨意，原先在西漢時期需要虎符才能調動軍隊，現在則變成了只要持節便可，調動軍隊成為了一件靈活度極高、隨意性極大的事情。尤其是在黃巾之亂後，這種現象更加普遍且難以遏制。

本來劉秀當初針對州牧的改革重點也就是削弱他們的兵權以防止地方叛亂，但隨着這種現象的擴散，東漢的統治基礎被極大動搖，各個地區的州牧從此具備了擁兵自重的本錢。

2、州牧本身的勢力較為強大

作為由朝廷委派過去的地方管理者，大多數刺史在被調走之前都於中央有着一定的勢力，尤其是一些由將軍轉任的官員，其對軍隊的掌控力度仍然存在。

在東漢時期，當一位隸屬於中央軍隊的將領被調往地方時，雖然他會被去將軍號、上將軍印，但他卻依舊能夠統帥原先處於中央的軍隊。如當時的馬成將軍就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

在這種情況下，州牧不僅本身就相當於是擁有了一支不容小覷的軍隊，同時還間接削弱了中央的實力，更可以在地方上繼續發展忠於自己的部隊，可謂是一石三鳥。

也正因此，當時的州牧大多兼有着將軍稱號，如袁紹是大將軍領冀州牧，曹操則是行奮武將軍、建德將軍、鎮東將軍、大將軍領兗州牧。

另外，當時的州牧還極熱衷於培養屬於自己的幕府勢力。有關培養幕府的現象，早在東漢初年其實就已經顯現出來。而且由於前文所提到的情況，中央無法對地方做出限制，使得州牧在培養幕府勢力時往往毫無顧忌，動輒便是上百人。

雖然劉秀在之後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這種現象，但隨着東漢後期時局的變動，這一現象也再度顯現出來。再加上當時所流行的募兵制，更為州牧擴張自身所擁有的軍隊數量提供了必要條件。

此外，這種幕府往往被算作在地方官僚體系之內，也就是州府官員，與州牧的將軍府緊密配合以使州牧達到對行政軍事一體化管理的效果，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

最後，東漢州府之所以向軍府轉變，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黃巾之亂。不管是為了幫助維護東漢政府，還是僅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州牧們都必須將重心放在軍事領域以鎮壓黃巾之亂。因此，地方的許多官職便開始向軍事化轉變。

甚至於說，許多人就是因為平叛有功才被封為將軍兼任州牧，在鎮壓叛亂的同時順便處理地方事務，這都是為了適應時局的需要。雖然之後被平定，地方勢力卻已經呈現出尾大不掉之勢，東漢政府也已經毫無辦法。

三、總結

事實上，“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這句話絕非是單純的對於漢朝的誇讚，相反，它更多地透露出對漢朝滅亡的無可奈何與惋惜之感，同時也揭露了中央政府必須牢牢把控地方才能維護國家穩定的真相。

誠然，即便是在三國鼎立的最混亂階段，周邊少數民族勢力也無力入侵中原，但這終究並非廣大人民所喜愛嚮往的和平盛世。因此，漢朝政府亡於內亂之手，往往也會引起更多唏噓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