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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蒲运海收到儿子的阵亡通知后,从此踏上了漫漫寻亲路,38年里,他走遍滇桂陵园,这其中究竟蕴含怎样的故事?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的炮声撕裂了春节刚过的宁静,45岁的供销社职工蒲运海攥着一张泛黄的入伍通知书。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张照片将成为未来38年里支撑他走遍滇桂两地烈士陵园的唯一念想。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初期,战场形势复杂多变,蒲仕平所在的连队奉命进入麻栗坡方向的山谷地带。
这里植被茂密、地形险要,战争头几天部队常常在没有明确作战地图的情况下突进,通讯联络时断时续。
不少连队在紧急转移中与主力失去联系,蒲仕平的名字,正是在部队一次夜间撤退行动后从归队花名册上彻底消失的。
重庆蒲家收到的阵亡通知书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遗体未能送回,望节哀。
没有具体的牺牲时间,没有详细的地点,甚至连遗体去向都语焉不详。
连长曾在战后打来的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说出可能炸没了,这让蒲运海无法接受儿子已经离去的事实。
战场不是野地,总得有个埋骨的地方吧?在传统观念里,找不到尸骨,就意味着灵魂尚未安息。
蒲运海悲痛之余,发誓要寻回儿子的遗体让他安息。
蒲运海后来从一位幸存的同乡战友口中得知,儿子蒲仕平所在的连队在一次穿插任务中遭到伏击,阵地被炮火覆盖。
由于战前准备时间紧迫,对越作战部队动员规模庞大,后勤保障和文书记录存在明显不足。
据记载,仅云南方向参战部队就超过20万人,有大量新兵补充进部队,官兵之间彼此尚不熟悉。
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队减员严重,文书资料往往在转移中遗失。
同时麻栗坡地区多为喀斯特地貌,山洞和密林成为天然掩体,也让战后清理战场变得极为困难,许多烈士的遗体未能及时收殓。
或在炮火中难以辨认,这正是存在蒲仕平这类失踪烈士的客观原因。
1981年,48岁的蒲运海做出了一个让全家震惊的决定:辞去供销社的工作,专职寻找儿子。
他的全部行囊只有两样东西,蒲仕平的黑白证件照,和那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阵亡通知书。
他第一次在昆明军分区门口排了三天队,得到的答复却是部队已整编,原始档案难以查找。
门卫看着这位面容憔悴的父亲安慰道,战场上没留下记录的烈士太多了,您得有个心理准备。
蒲运海的寻亲之路几乎是用双脚完成的,1983年他第一次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沿着排列整齐的墓碑逐一辨认。
那时的陵园还没有完善的标识系统,许多墓碑上只刻着无名烈士和部队番号。
他带了一个小本子,把每块墓碑上的名字都抄下来,遇到重庆籍的烈士就多站一会儿。
盛夏的麻栗坡酷热难耐,蒲运海常常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嘴唇干裂得流血,却不肯离开墓碑半步。
为了节省路费,他搭乘一辆运送木材的货车前往陵园,没想到途中车辆在盘山公路上抛锚,蒲运海只能背着行囊步行20公里。
赶到陵园时已是深夜,看守陵园的老人点着煤油灯陪他查看名册,蒲运海每一个名字都看得格外仔细。
当时的中国交通和通讯条件极为有限,蒲运海寻亲主要依靠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有时为了省钱就搭乘货车甚至拖拉机。
他住过最便宜的旅馆,也曾在车站候车室凑合一晚,家人劝他放弃,他说什么都不肯。
渐渐地,蒲运海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座陵园,就找守陵人要联系方式,他的抽屉里装满了各地陵园的照片和守陵人的电话。
有些号码早已停机,有些守陵人已经离世,但他始终没有丢弃这些可能的希望。
2015年,国家启动英烈寻亲项目,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找到蒲运海时,蒲运海的老伴早已去世。
唯一的女儿也在多年前出嫁,最终只能通过提取蒲仕平堂兄弟的DNA进行比对,数据库多次比对都没有结果,蒲运海的头发在这期间全白了。
一直到2021年,蒲运海才等到自己的儿子。
86岁的蒲运海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再次踏上南下的火车,这一次,他带了三样东西:放大装裱的蒲仕平照片、一条新的白毛巾、一盒刚出锅的重庆米糕。
蒲仕平的墓碑前,从此多了一个固定的祭奠者,每年清明节,80多岁的蒲运海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从重庆赶到富宁。
蒲运海的故事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无数寻亲家庭的缩影。
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统计,截至2023年,通过技术已为三千多无名烈士找到亲属,其中多数是对越作战中牺牲的官兵。
这些迟到的名分,不仅告慰了烈士的在天之灵,也抚平了无数家庭数十年的伤痛。
2023年,蒲运海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坚持让孙子每年去富宁为蒲仕平扫墓。
这种跨越时空的牵挂让战争的冰冷记忆有了人性的温度,也让历史在个体的坚守中,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参考资料:
1. 退役军人事务部. 《英烈寻亲DNA数据库建设报告》(2015-2023)[Z].
2.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3. 麻栗坡烈士陵园管理处. 烈士档案资料汇编[Z]. 2021.
4. 蒲运海家庭档案记录. 2021-2023.
5. 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访谈记录(编号:2018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