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一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被大陆海关带走，一句话令他感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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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刚踏上珠海的国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带进了海关的“接待室”，他以为自己要出事了，没想到，听到一句话，眼眶瞬间湿了。

从对峙到融冰的历史转折

1949年5月，台湾省政府宣布戒严，理由是防范“匪谍渗透”，但实质是管控全岛政治生活。从这一天起，普通百姓的亲情通信、自由迁徙，都被一道封锁线切断。

姜思章生活在浙江舟山，家境普通，排行老三，1950年5月15日，还差四个月满14岁的他，走在放学路上被几个陌生人拦住。

穿的是军服，带枪，不由分说把他推上卡车，有人喊：“这是抓壮丁！”没人敢拦，车开走的方向是码头，船尾的旗帜是青天白日。

上船前，他在小本子上写了封信，托人交给父亲，这是他离开大陆前，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

到了台湾，他被编入军队，在台中受训，后来调防高雄，没人问他愿不愿意，也没有选择。

从浙江被抓走的青少年很多，后来成了一支特殊部队，被称为“浙江兵”，对台湾当局来说，这是可以信任的“外省人”，但对这些被迫离乡的人来说，一切都变了。

从1950年代起，两岸军事对峙不断升级，金门炮战、沿海封锁、海上拦截，让“回家”成了一个危险词汇。任何向大陆寄信、通话、表达亲情的行为，都有被视为“通匪”的风险。

姜思章不敢写信，哪怕心里千回百转，他曾试着用“唐光华信箱”试投过一次，那是台湾红十字会设的信件转交通道，但从未收到回应。

他问过营里的传教士，对方沉默了好几秒，说：“不建议你尝试。”

1978年12月26日，一条消息改变了一切，《人民日报》头版登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次日对外发布。

这不是一纸空文，这是第一次，中央明确提出和平统一、尊重台湾现状、实现两岸通邮通航通商。

姜思章在军中已经转业，改做运输生意，他反复读着报纸复印件，捧着放大镜，一字一句看，他知道，信可以写了。

三十年音讯断绝的煎熬

1978年，姜思章52岁，在台湾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但内心有一部分一直空着，从舟山那天上船开始，他再也没见过父母。

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位旧同学的香港亲戚联系上了，他请对方帮忙，把写好的家信从香港转寄回浙江。

他在信里写了自己的近况，想知道父母是否还在，弟妹如今何处，他不敢写真名，用了“江诗长”这个化名。

等了半个月，回信来了，但不是真信，是影印件，信纸上多了几个章，红色的。台湾方面对大陆来信严格筛查，所有邮件都需影印、归档，原件不能交还本人。

姜思章读着字迹，认出来是二弟写的，信中说，父母都还健在，母亲身体虚弱，每年清明都在海边烧纸，希望儿子能平安。

姜思章跪在床前，烧香磕头，他说：“阿爸阿妈还在，我不能再等。”

从这一刻起，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

信件往返困难，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他在台北舞厅认识的女子，这名女子的亲戚在澳门做生意，可以协助中转信件，也有办法接洽办理赴港手续。

他托这名女子再度发信，信里说：“请允许我回来看看你们一次，不为别的，就为当面说声‘我没死’。”

一年后，弟弟回信表示：欢迎回来，家里人都等你。

这封信，姜思章看了不下五十遍，他不敢向台湾当局申请返乡，只能走“探亲赴港”的灰色路线。

为了办这件事，他拜托了香港陈女士，认作“舅妈”，由“亲属接人”的名义获得赴港批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失败。

1982年8月11日，他登上开往香港的班机，途中不断擦拭眼镜片，怕下机时看不清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他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里面是压了几十年的一张照片，一块旧手表，一封被翻得起毛边的家信。

从香港到澳门，再乘巴士前往广州，行程绕远，却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目的地，是珠海拱北口岸。

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顺利踏入这块土地。

1982年的冒险探亲之旅

1982年8月12日早晨，姜思章从澳门出发，乘坐巴士穿过拱北口岸，他没携带行李，只提着一个布袋。

袋里是父亲写给他的信、台北洗好的照片和一件轻薄外套，他特地没穿西装，穿的是短袖衬衫、解放鞋，显得朴素，他怕太显眼，也怕太冷漠。

一进拱北，立刻被工作人员拦住，不是盘问，而是“请跟我来”，他一愣，握紧口袋。他不知道，刚下车就被带进“台胞接待室”，意味着什么。

屋里没其他人，只有两位海关人员，一个四十多岁，戴眼镜，另一个年轻些，正在翻他的旅行证和香港转签文件。

他开口自报来意，对方没回应，只是请他坐下，五分钟后，另一名干部进来，递来热茶，他更紧张了，额头冒汗。

他试图解释自己不是间谍，也不是记者，只是个想回老家看看的人，他以为，要留下来了。

这时，那位戴眼镜的干部开口了，说：“回去台湾之后，把旅行证撕掉，这样就不会留下痕迹了。”

姜思章没反应过来，几秒钟后，他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这不是警告，而是体谅，不是设陷阱，而是保护。

他眼眶湿了，点头说：“谢谢。”

拱北的流程很快，没有刁难，没有讯问，临出关前，工作人员还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波外事办联系人”与“台胞接待处地址”。

一切都为他铺好了，他没想到，这片三十二年未曾踏足的土地，接住了他。

从珠海到广州，再转上海，最后到宁波，1982年8月13日凌晨，他在宁波打通了电话，接通的是大妹，他声音颤抖：“我是思章。”

电话那头沉默几秒，紧接着就是爆发的哭声，那一夜，电话亭外围满了人，没人劝，没人催，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人要回家的路。

珠海拱北海关的温暖话语

沈家门港的轮渡靠岸时，天还没亮，雾很重，远处的海面像被刷白了，岸边站着五六个人，个个手里拿着写着“江”的小牌子。

姜思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母亲，她头发全白，拄着拐，眼睛发红，却站得笔直。

船还没停稳，他已经翻身跳下甲板，码头工人吓了一跳，他顾不得，他穿着那双解放鞋直接跳在水泥地上，冲过去跪下，喊了一声：“阿妈，我回来了。”

母亲扶着他，嘴里只念着：“活着就好，活着回来就好。”

旁边是二弟、大妹，三人围住他，一个劲儿抱着，他们哭出声来，几十年压在心头的话都说不出来。

很多围观的群众跟着落泪，那天港口没有广播，只有人声，没有嘈杂，只有一句句家常话。

三天之后，他又去了岱山，见到父亲，那天是阴天，岛上的雨很密，姜思章走得慢，父亲坐在藤椅上等他。

两人对视十几秒，谁也没说话，父亲拿出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说：“我一直带着这个。”

姜思章没接，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三十二年没见，照片成了唯一的联系。

这趟回乡之旅本该只是私人之事，但他回到台湾后，并没有沉默，他开始四处演讲、写文章、投书报刊。讲自己返乡的经历，也讲更多“外省人”失联、返乡无门的故事。

1987年4月15日，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宣传口号很简单：“让母亲见儿子，让坟前少些遗憾。”

同年10月15日，台湾正式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1月2日政策生效。三十八年的阻隔，就这样被一条小船、一封信、一句提醒，慢慢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