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45年重庆谈判真的成立了联合政府，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动内战，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蒋介石只能答应和中共和谈，于是连发三封电报给毛主席，希望可以到重庆谈判。

为了全国人民和平的希望，毛主席果断应邀，明知道是鸿门宴，还要去，有人说毛主席是“弥天大勇”。

给人民一个交代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兵力雄厚，达到400多万，大部分精锐部队尚在西南腹地，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在敌后建立起19块抗日根据地，兵力达127万。

毛泽东洞若观火，却依然决定亲赴重庆。据警卫员回忆，出发前夜，他在油灯下反复研读《孙子兵法》，轻声对周恩来说：“我们是去给人民一个交代，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也要争取。”

8月28日，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当他摘下草帽向欢迎人群致意时，山城百姓的欢呼声里，夹杂着对和平最朴素的渴望。

按照谈判内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要求共产党将军队缩编为12个师，而共产党则提出保留48个师，在政权问题上，国民党仅愿给予共产党几个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却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经过43天唇枪舌剑，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然而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向各战区下达“剿匪”密令，大量部队被运到东北，内战一触即发。

一切已是意料之中

重庆谈判的破裂，绝非偶然，而是国共两党根本矛盾的必然结果。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早已在两党之间埋下深深的裂痕。这种矛盾，不仅源于政治理念的分歧，更植根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基础是江浙财阀、官僚资本与地方豪强。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之所谓解放区，实为封建割据之变形。”在他眼中，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运动，无异于对其统治根基的颠覆。

而共产党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就是在一个共同纲领之下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

这种矛盾在军队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尖锐。国民党视军队为私产，蒋介石通过黄埔系、CC系等亲信牢牢掌控军权；共产党则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马歇尔调解期间，提出军队国家化方案，但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再参与政治，这显然不可能。

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恰似两列轨道迥异的列车，虽偶有并行，终难同轨。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以战略上的藐视与战术上的重视，为全党全军指明方向。

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堪称人民战争的典范。543万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诠释了民心向背的力量。

陈毅元帅曾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获得土地，他们怀着“保田参军”的朴素信念，踊跃加入人民军队；在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辽沈的雪原到平津的城楼，从淮海的硝烟到渡江的战船，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历史最终选择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历史没有如果

有网友问，如果1945年重庆谈判成功促成联合政府，中国历史是何走向？

其实不难猜测，如果真有那一步，估计真的和1949年和李宗仁谈判时差不多，最有可能出现的便是南北分治的局面。

国民党依托其在长江以南长期经营的政治、经济基础，以及美国在军事、经济上的支持，把控南方的行政、军事大权；共产党则凭借在北方解放区建立起的稳固群众基础和成熟的政权体系，主导北方事务。

双方在中央政府中各自为政，在权力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必然矛盾不断。例如，在土地政策上，共产党主张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会抵制这一政策，这种根本性的矛盾会导致联合政府在施政上难以达成统一，最终可能使国家在政治上陷入分裂状态，形成两个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

即便联合政府表面上维持着统一，内部也极有可能冲突不断，甚至再次爆发战争。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虽名义上掌控全局，但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势力，阎锡山等地方军阀，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一旦联合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些势力很可能会为了争夺资源和权力而挑起事端。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毛泽东成为历史的选择，这绝非偶然。

历史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毛泽东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对中国国情与农民群体的深刻洞察

他出身农家，自幼便目睹了农民在封建剥削下的苦难生活，这使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天然的同情与理解。

在长沙求学时，他便极为关注农民问题，与同学萧子升的“游学”经历，让他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真切地了解到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所需。

1920年，当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准备赴法留学时，毛泽东却认为自己对国家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留在中国能更深入地研究国情，为解决中国问题积累知识与经验。

此后，他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无不体现出他对中国国情和农民状况细致入微的剖析，相比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透彻，而这恰恰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积累了丰富且独一无二的斗争经验，并展现出卓越非凡的军事和领导才能

他并非是从书本中走出来的理论家，而是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干家。

早年，他积极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从参加革命军到组织新民学会，从出席中共一大到参与国共合作时期的诸多事务，再到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在井冈山，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他成功改造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力量，使其成为红军的有生力量，为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多次挫败蒋介石的进攻，带领红军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他在与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他都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为党和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

毛泽东具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完美结合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如何将这一源自欧洲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中，成为摆在早期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便接触并深入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但他并未生搬硬套其中的理论，而是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阶级斗争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他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大量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和矛盾，写出了一系列经典著作。

卓越的团结众人的能力

在井冈山时期，面对袁文才、王佐等被部分人视为“土匪”的地方武装势力，他力排众议，以包容的心态和巧妙的策略将他们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为红军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在与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合作过程中，尽管也曾因观点分歧产生争论，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沟通，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与支持。

在长征途中，面对红军的艰难处境，他不顾个人得失，频繁地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促膝长谈，耐心分析失败的原因，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党内同志，共同与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这种善于团结大多数人的能力，使得他在党内拥有极高的威望，能够凝聚起全党全军的力量，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共同奋斗。

结语

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此后，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系列经典战役的胜利，不仅展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更让全党全军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以其坚定的信仰、卓越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革命道路，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他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