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周作人落水后的实际收入

周作人1941年1月至1943年2月9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两年一个月零九天。

周作人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是汪伪南京政府的特任官。特任官1941年之前的月俸为800元，高出当时大学校长（最高月俸600元）200元。伪华北政务委员的月俸自1941年1月起，为1200元。委员及各总署长官公费为每月3000元。周作人是领取这个数的公费——“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三千元”。档案中每月都有显示。

自1943年1月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各总署长官公费提升为每月5000元。档案显示“教育总署督办（周督办）五千元”。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各长官公务费用表

1941—1942年间，周作人每月的月俸和公费所得为4200元，1943年1月的月俸和公费所得为6200元，2月月俸1200元，并领取九天公费1607.14元（本月是28天）。

由此实际的金钱所得，可以与他的日记互证。他白天应付教育总署督办的公务，开会、签呈签发公文、视察、接待、走访等等，半数以上的中午或晚上都是在与日伪军政要人或友朋的宴会饭局上应酬，特别宴请日军官员或出席日军酒会，多有军警保护，艺伎陪酒，可谓花天酒地。这正是周作人两年多真实的生活，而他却说自己在北平苦住。

平时如有公务出行，另有公务费。如1942年5月2日-15日，周作人陪同汪精卫大连、长春、南京之行，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将其活动有详细呈现，我这里则利用档案，披露背后的经费支出、联系方式及秘密行动安排。互证、互补，事实更加清晰。看到周作人出任伪职，依附侵华日军所扶植的傀儡政权，14天大连、长春、南京之行获取8000元，1943年4月13天北平、南京之行，获取6000元。

二

周作人1941—1942年间每月得4200元（两年实得100800元）；1943年1月得6200元，2月的月俸1200元，公费得1607.14元。合计为109807.14元，也就是说，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有明确记录的账面、日记显示，共获取109807.14元。赴日及出京视察所得未见显示。加上随汪精卫长春之行时所得8000元，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之行时所得6000元，合计123807.14元。这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周作人在1941年4月率领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两次到医院“慰问”侵华日军的伤病员，并捐款1000元。（《周作人年谱》第614页）

周作人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当时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1941年4月8日，周作人署名签发呈务字第二三二号，即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呈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事，依照大学或独立学院暂行教职员规定，将该校长俸叙给一等一级，月支国币600元。

尽管物价在上涨，周作人的实际收入也高于稍后出任伪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黎世蘅。1941年12月4日，周作人署名签发呈务字第六〇二号，即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呈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月支俸叙一等一级国币700元事。

1941年间，伪北京大学的教授最高薪水为一等一级600元，这个数只有校长才能拿到，其他中方教授（日方日籍教授另外一个标准）只能是240元至400元之间，以资历分等级领薪。

第二年开始，随物价上涨，伪北京大学教授的薪水才有相应的提高。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9期

作者：沈卫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