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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邓惠中坐在老虎凳上,身体被死死绑住,刑讯人员连指甲盖都掀开了,她一声不吭。
可当有人碰到她脚底板时,她忽然抖了一下,敌人眼前一亮。
从那一刻开始,审讯方式变了。
枪杆子出身的女党员
1904年,四川岳池,张家生了个女娃。这个女人后来上了中统的通缉名单,他们喊她“女暴徒”,可老百姓都记得她另一句称号,“双枪老太婆”。
她原名叫张惠中,长到十几岁就会放牛,会剥玉米,会上山砍柴,嫁人早,日子苦,一双草鞋穿三年,孩子一堆,老公是教书先生。
照常理说,这样的女人一辈子就在厨房和地里头了。可她没走那条路。
1939年,她把孩子交给娘家,带着老公翻山越岭加入共产党。
起初是做宣传,贴标语、送情报,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她去偷军阀的枪,回村里练兵操枪。
有个乡绅不服,说一个女人带一群人扛枪乱来,结果她晚上摸进人家屋子,拿刀架脖子上,跟对方说别多嘴。
第二天,那乡绅闭了嘴,从这以后,大家都怕她三分,也服她三分。
共产党地下交通站需要人护送武器,她一个人扛两支枪,背一袋子子弹,从广安走到邻水,半夜翻山,狗叫就趴地上不动。
后来地方部队缺人,组织让她带一支游击队到华蓥山打伏击,她不推辞,当天收拾干粮就走。
有一次她埋伏在通往嘉陵江的山口,一连五天没吃饱饭,雨里睡泥地,终于等来一小队伪军。
她举枪开第一枪,干掉带头的,游击队从山腰杀下,打得那几个掉头就跑。
战斗结束后,抓到一个活口,对方哭着说:听说华蓥山有个疯女人拿双枪,我们碰到了。
她从没读过几天书,可记人脸特别准,特务混村她一眼就看出来。
一次走访时看见村口,有个卖馄饨的,神情不自然,她回头就安排人盯住,果然查出是戴笠手下安插的耳目。
1945年前后,她成了广安地下联络线的中坚人物,传情报、转武器、接人都靠她出头带路。
这一年,党正式批准她入党,名字改成邓惠中。
突入虎穴,换来牢狱之灾
1948年,形势越来越紧,丈夫因掩护起义军官被捕,几个孩子也被牵连,被押到重庆。
邓惠中听到消息,没哭也没吼,第二天换了件灰衣服,独自坐船进了重庆城,准备救人。
她不是没想过危险,但她说:一家人都在牢里关着,我不能在山里躲着当干部,到了重庆,她找关系、托人情,接近渣滓洞看守,送饭时观察监狱结构,还托亲戚托到看守所里的人。
敌人却早有怀疑,她在一次送衣服时被当场拦下,搜出藏在缝里的纸条。
纸条是上级交待的口令、撤离地点与联络人名册。她被带走时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只是回头望了一眼监狱外那座山,说了句:记住今天的天色,是阴的。
当天傍晚,邓惠中被押进了渣滓洞。审讯室不亮,只有顶上的灯泡吊着,特务要她交代组织,她不开口。
问了三遍,没人应,一棍子打在她后背,整个人从椅子上摔下来,脸砸在水泥地上,嘴角流血。
竹签一根根塞进指甲缝,每夹一下她手抖一下,没出声。
特务转用电刑,电线接上耳垂和手腕,通电时像针在皮里钻,她咬牙忍着,汗滴顺脸颊往下流,一言不发。
有人说她晕了,有人说她神经出了问题,其实她心里清楚,不能吐一句,哪怕是错的。
她不是怕死,是怕自己一张嘴把那些没走的、还在乡下组织群众的同志供出来。
关押到第五天,特务给她上了“老虎凳”。
木凳前高后低,两腿被死死勒住,砖头一块一块往膝盖下塞。
刚开始还能咬牙忍,到第三块砖时,她脸色白得吓人,额头青筋爆起,嘴唇咬破流血,仍旧没吭声。
突然一个人走过来,把她鞋子扯掉,有人问干嘛,他说试试新法。
一把鸡毛掸子扫在她脚底板,她腿一抖,脚缩了一下。
特务眼睛一亮,围过来看说:这地方怕了?她终于有反应了?
他们发现了“软肋”,开始转用细长的竹签刷脚底板,这跟电刑不一样,那是钝痛,这种是痒、酸、麻、钻心。
她第一次低头咬牙,肩膀开始抽搐,可还是不说。
那天晚上,她被关回牢房时,连站都站不起来,狱友要扶她,她摆手拒绝,只说:人不能先倒。她知道这只是开始,敌人已经找到了“门道”。
敌人玩真的了
老虎凳之后,邓惠中被单独关进一间阴冷的小牢房。
地上潮湿,墙角有老鼠出没,监视器像狼眼一样盯着,特务不打算放她回普通牢区了,得特别“照顾”。
竹签不再只是刷脚底板了,而是蘸上盐水后刷,每一下都像刀片刮过皮肉,酸麻之外,多了火烧的感觉。
她咬着布条,整只脚抖个不停,汗珠从眼角滚下来,没人能看出她到底是痛还是麻了。
过了中午,换人上阵,新来的人不是为了审问,而是实验。
他们带了细铁丝和辣椒水,铁丝在她脚趾间来回拉,辣椒水倒进指缝,没喊,没哭,甚至没张嘴,只有脚指一缩一缩地抽,那是神经的本能反应。
这一幕,被人记录下来,说这是“抗拒程度最高”的女犯。
有人问:她这样坚持,到底是为啥?答案没有人给。
晚上,她被押去洗水泥地,全身绑着铁链,双脚肿得塞不进草鞋。
她蹲着擦地,每一下都挪动一点。
隔壁牢里的女犯从门缝看见了,说:那个女的,脚肿得跟馒头一样,还跪着擦地。
监狱内部流传一句话:“那老太婆真硬,刷脚板都刷不出话来。”有个狱卒悄悄说:她是党员,那是真的信的那种。
夜里三点,叫去审讯。她一瘸一拐走过去,靠墙站了五分钟没人搭话。
过了会儿灯亮,有人扔来一包饭,说:“再不讲,就没得吃了。”她看都不看,一脚踢到墙角。
再一次的审问,又用上了电刑。
不同的是,这次电流加大了档,从手腕直接通到脚踝,整个人抖得像筛糠。
她没吼,却昏了过去。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她趴在铁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嘴角破了,牙齿咬裂了一颗,小便失禁,衣服全湿透。
第三轮过后,她被列入“死囚名单”,敌人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开口了,决定等最后一批“清理”。
11月27日,子弹封喉
1949年11月27日,凌晨,渣滓洞监狱突然响起了命令声。所有“重点犯”统一带走,说是转移看押。
几十个人排成队,一个接一个被推上卡车。
邓惠中就在其中,脚肿得走不动,被人拖着上车,她没问去哪,也没开口,只是把腰间别着的一块布,塞到衣服里,那是儿子画的山和家门口的树。
车在嘉陵江边停下,天色灰蒙蒙的。
前面几个人被拖下车枪毙,她听得清楚,一枪一个,不拖泥带水。
排到她时,她看了一眼远处的江水,说了句:“你们能杀我,杀不掉路。”
这句话没喊,是咬着牙说的,只让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女同志听到,没过三秒,子弹从左侧打进锁骨,脖子一歪,倒在泥里。
清理现场的人说,那女人死时眼睛没闭,睁着看天,还有人说,她的右脚还微微抽了一下,可能是神经反射,也可能是……不甘心。
她死的那天,重庆即将解放。
再过48小时,部队进城,监狱被接管,渣滓洞只剩下一地的血和鞋子。
后来有人成立纪念馆,展柜里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她年轻时穿灰布军装,站在华蓥山下,左肩背着步枪,右手牵着孩子。
有参观的人问导览:她到底怎么死的?讲解员说:刑讯逼供死的,脚底板都刷烂了,没讲一句。
参考资料:
邓叶芸(2008)《母亲邓惠中的故事》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